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7, Vol. 39 Issue (2): 149-153   PDF    
浅析《井》中的女性人物——以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
许晶晶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 合肥 230601
摘要: 伊丽莎白·乔利,作为澳大利亚当代女性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一生共出版了十五部长篇小说,五部短篇小说集,四部文集。作家融合了后现代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写作风格,以女性特有的细腻视角展示了各式各样的女性边缘人物,其中以《井》最为著名,这部小说一举拿下澳大利亚最高文学奖——迈尔斯·弗兰克林文学奖。对于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国内有众多学者大多是从传统的弗洛伊德精神理论进行分析的。在查阅大量文献的基础上试图从新弗洛伊德精神理论的视角来分析小说中的各色女性人物,力图为读者展现处于社会边缘的澳洲女性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 新弗洛伊德主义     《井》     女性边缘人物    
Analysis of Female Characters in The Well——With New Freudian Psychoanalytic Theory
Xu Jingji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Elizabeth Jolley,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Australian modern female authors, has published fifteen full-length novels, five short stories, four collected works.She combines the writing style of postmodernism and humanism.And The Well is the most famous, it won Australia's highest prize for literature——Miles Franklin Literature Prize.As for the female characters in this novel, many domestic scholars have approached th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freudianism.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various female characters with New Freudian Psychoanalytic Theory based on a large number of documents in order to reveal the mental experience of Australian marginal females.
Key words: New Freudianism     The Well     Marginal Females    
一、新弗洛伊德主义与伊丽莎白·乔利

伊丽莎白·乔利(Elizabeth Jolley)出生于英国中部伯明翰郊区的碎石山, 后来又搬到了伍尔弗汉普顿。乔利认为父母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流亡者”。母亲的流亡是由于婚姻, 从德国嫁到英国, 一直沉浸在对故土的思念中无法自拔。而父亲的流亡则是由于自己的理想和信念, 他既是帝国军队的将军又是和平主义者。这种看似充满敌意的经历, 却在某种程度上使乔利产生了“自我疗伤”的优势。此后乔利开始创作两本以二战为背景的小说——《我父亲的月亮》(My Father’s Moon)和《幽闭烦躁症》(Cabin Fever)。尽管乔利很早就开始了创作, 但只是来到澳大利亚后, 她才开始投稿, 令乔利沮丧的是, 她的长篇小说不断遭遇退稿。为了力图找到被退稿原因, 她阅读了大量西方著名作家的作品, 这些作品对于她的创作风格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乔利发表的首部小说是《银鬃马》(Palomino), 小说探索了女性同性恋问题, 讲述了一个已被取消妇科医生资格的劳拉与比自己年轻一半的妇女安德里亚的同性恋故事, 该书一经出版就受到了广泛的争议。自第一部小说发表后, 乔利连续出版了大量令评论家困惑的作品, 几乎每年一部, 专门描写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物。随着更多小说的发表, 乔利开始引起国外的注意。她的第三部小说《斯可比先生的谜语》(Mr Scobie’s Riddle), 获得了1983年西部澳大利亚小说周奖, 并获得了1983年墨尔本时代书籍年度奖, 讽刺了那些传递知识和快乐的艺术家, 到了晚年却避免不了被冷落、被遗弃、被孤立的生活。第五部作品《可爱的婴儿》(Foxy Baby)是小说套小说的代表作, 故事主要讲述一个父亲对犯有毒瘾女儿不可救药的感官性爱。作品中充斥着糟糕简陋的食宿、荒诞淫秽的环境、戏剧的排练与现实的生活。第六部小说《牛奶与蜂蜜》(Milk and Honey), 荣获1984年新南威尔士重要小说奖, 同年乔利被评为澳大利亚理事会文学委员会资深会员。批评家认为, 这部小说是乔利创作手法开始转变的标志。乔利摈弃了惯用的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 以第一人称为叙述的视角; 其次她把圣经典故与故事人物巧妙地编织在一起, 令该小说充满了寓意, 并在故事的结尾设计了一个令读者意料之外却醍醐灌顶的结局。乔利的自传三部曲由《我父亲的月亮》(My Father’s Moon)、《幽闭烦躁症》(Cabin Fever)和《乔治一家的妻子》(The George’s Wife)组成, 描写了一个敢于挑战传统道德的女青年在社会边缘上挣扎生存的艰辛, 提出了道德与人性的冲突问题。而《果园盗贼》(The Orchard Thieves)则是乔利作为成熟作家的一个标志, 小说的悬念围绕着祖母与女儿们之间的关系, 房地产的是否变卖展开。最后, 在祖母对她的女儿们充满智慧和慈爱的关怀中, 矛盾得到解决。双方都各自沿着原有的轨道继续生活。

乔利的各类作品于不同年代摘取了众多奖项, 令文学生涯更加熠熠生辉。作品混合了后现代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写作风格, 往往以开放式结局收尾, 且主人公大多性格古怪, 癖好奇特, 境遇孤寂; 困顿于封闭孤独的环境中无法自拔而心灵扭曲, 思想极端, 遭人疏离。他们徘徊在自我救赎的人生路口, 与世俗苦苦挣扎。在她的作品中, 随处可见对“边缘人”的探寻与关切, 自然流露于笔端的黑色幽默为读者展现出“苦涩无奈的微笑”和对生活冷静的嘲讽。

而奥地利的精神病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 开创了个体心理学, 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先驱和现代心理学之父。阿德勒虽然是弗洛伊德的学生, 但同时也是第一个精神分析学派内部反对弗洛伊德心理学体系的心理学家, 对后来西方心理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也为文学分析评论提供了崭新的视角。阿德勒的理论中心主要是围绕“自卑感”和“创造性自我”展开的, 并着重强调了“社会意识”的重要性。与弗洛伊德的主张截然相反, 个体心理学认为人的行为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人作为社会环境的产物, 在社会生活的背景下进行交往, 并且相互依赖、相互合作。就如《井》这部小说中的主要女性人物海斯特、凯瑟琳、博登夫人, 她们处于当时父权制社会的大背景下, 自身的命运也与社会环境息息相关, 作为边缘人物, 她们已经没有了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 但她们因对待命运的不同态度而有了各自的鲜明个性。通过研读大量国内外文献资料, 可以发现阿德勒精神分析理论与这些女性人物的性格密切相关, 从而为我们的文本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二、“困井”外的海斯特

阿德勒个体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自卑与补偿, 他认为人的行为的原始力量或意志前进的动力是由自卑感所决定的。在他看来人生从来就不是完美无缺的, 有缺陷(包括身体缺陷和心理缺陷)就必然会导致自卑, 而自卑感往往使人自暴自弃或产生某种心理疾病, 甚至会成功地摧毁一个人。《井》中的海斯特便有天生的生理缺陷——跛足, 对于一位女性来说, 生来就有的身体残疾必定会带来致命的打击, 并给海斯特的一生蒙上一层难以拂去的阴影。文中多次提到海斯特的手杖以及拖着一只腿的吃力动作, 这些也都成为海斯特的身份“标识”, 一提到海斯特, 留给读者的第一印象也许就是她的跛足和手杖。也许在海斯特的孩童时期, 她自身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与其他正常孩子的不同之处, 但当她逐渐长大心理也慢慢成熟之后, 身体上的先天不足必将成为她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痛并将伴随其一生。雪上加霜的是, 海斯特自幼缺少母爱, 文中从未提及海斯特的母亲, 而父亲并未重视他唯一的女儿或者给予她应有的父爱, 在这样一种缺少父母关爱的环境下, 海斯特有精神疾病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

阿德勒认为, 人的某些缺陷是自卑的重要内容和表现, 而器官有缺陷的人会产生自卑情结, 这会令他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获取优越感。海斯特因身体残疾而带来的自卑感随着岁月的流逝在逐渐增加, 当年少无知时, 她并没有把目光聚焦在自身的缺陷处, 但当她成长为一位花季少女时, 海斯特已经逐渐明白自己与他人的“不同寻常之处”, 并因此产生了自卑心理。海斯特作为富有庄园主的独身女, 物质生活充实, 拥有大笔遗产。在父亲死后, 海斯特接管了庄园, 她井井有条地打理庄园的各项事务, 从而填补了因身体残缺而产生的自卑心理带来的心理空虚。庄园周围的人对待海斯特的态度多少是带有敬畏与崇敬心理的, 而这种心理掩盖了他们内心对于身体有缺陷并独身一人的女性的轻视与戏谑,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更多是源于海斯特丰厚的家产(当地首富)和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试想如果海斯特并不是富有庄园主的独身女, 而只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儿, 没有充裕的物质基础, 没有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 没有为人津津乐道的管理才能, 作为一个社会边缘人物而且是跛足的“老处女”, 海斯特的也许就是社会中无足轻重的一个无名氏。

阿德勒还认为如果儿童顺应或很少反抗, 这种自卑感就带有女性品质或使他成为生活的弱者, 反之, 儿童若奋起反抗, 这种自卑感便带有男性的品质。从小说中可以看出, 海斯特自小在庄园长大, 并没有像普通少女那样学习音乐、舞蹈去培养“大家闺秀”的独特气质, 与此截然相反的是海斯特像男孩一样成长, 做着原本是男孩应该做的事。对于自身的自卑感, 海斯特并没有顺应或着听天由命, 而是奋起反抗。当父亲死后, 父亲给海斯特带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还在继续, 海斯特像父亲那样用金链把钥匙串起来佩戴在胸前; 而当父亲询问海斯特带回了什么, 海斯特回答说“我带来了凯瑟琳, 爸爸, 我带来了凯瑟琳, 不过她是我的(but she is for me)”[14]11。从海斯特不容置疑的口气中可以看出她心中的男性气质已经开始慢慢显露, 不和一家之主的爸爸商量就私自把凯瑟琳带回家; 只是在商店有一面之缘, 从格罗斯曼太太口中听说关于凯瑟琳的简短信息, 并且不容凯瑟琳拒绝就把她安顿在家中; 给凯瑟琳买任何她想要的东西, 做一切事情之前也优先考虑凯瑟琳的感受……抛去海斯特对待凯瑟琳到底是母亲、姐姐还是爱人的心理不说, 单从海斯特的言行举止看, 她的男性气质就已经显露无疑。

三、“困井”中的凯瑟琳

作为阿德勒个体心理学的中心内容, 追求卓越感同时也支配着社会个体的行为。阿德勒认为由于人内心深处的天生的向上意志的内驱力, 会尽全力做到完美无缺。因此这种具有追求优越感的人的人格主要体现在强烈的征服欲和控制欲, 他们希望自己能够“鹤立鸡群”, 成为周围人羡慕的对象, 行为的楷模, 甚至是完全服从的领导者。但同时, 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 追求优越感当然也不会例外, 它可以激励人实现自我价值, 往积极向上的健康心理状态发展; 也会因此而忽视社会和他人的需要, 从而产生“自尊情结”。在孤儿院长大的孤女凯瑟琳自幼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过早地踏入复杂的社会, 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凯瑟琳对周围一切事物有着强烈的自我防御机制, 心存提防、谨慎与不安的心理。在第一次与海斯特见面时, 文中这样说道“这个生着金色头发的女孩儿非常秀气, 但很瘦, 脸色苍白, 神情紧张到几近畏缩”[14]9。那时的凯瑟琳寄人篱下, 生怕有一丝丝做得不好的地方而被人遗弃, 但当她被海斯特领回庄园后, 情况大有好转。海斯特给予了她物质生活保障的同时, 也带给她心灵上的慰藉, 二人一起唱歌、弹钢琴、看电影、缝制衣饰, 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在被领养后, 凯瑟琳逐渐培养起兴趣来:她模仿电影明星的生活场景, 专心研读明星杂志, 收集他们的近照, 谈论他们的结婚趣闻、离婚轶事。这些甚至影响到她的言行举止, 她有时会刻意地学明星说话的语气或者趾高气扬的姿态。不得不承认, 在“井下的男人”出现之前, 二人的确在庄园度过了一段快乐恬静的田园生活。凯瑟琳在成功追求自我优越感的同时也必将付出一定的代价, 那就是牢牢地被海斯特控制于手掌之中。在经济上完完全全依附于海斯特的凯瑟琳, 只能安静地待在这位外形有残缺、思想行为十分怪异的“老处女”身边, 即使心中充满对花花世界的向往和本能对异性之爱的欲望, 迫于物质生活的需求也只能被迫禁锢于庄园的那一亩三分地。就算是与幼时一起在福利院长大的玩伴乔安娜通信, 也会被海斯特控制。收到乔安娜的来信, 凯瑟琳只能偷偷地藏起来, 趁海斯特不在才能阅读信件的内容。“困井”中的凯瑟琳虽有令人羡慕的物质生活, 可这不劳而获的一切都是以人对生活的选择自由作为代价的, 禁锢在困井中的并不是所谓的不知是真实存在还是纯属虚构的“井中的男人”, 而恰恰就是凯瑟琳她自己。

有人批评阿德勒的早期理论, 认为它过度放大了人自私的一面。为了更好地完善自己的理论, 阿德勒提出了“社会兴趣”这一概念。从字面上来看, 社会兴趣是自私的对立面, 向舍己为人的方向靠近但又与无私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有社会兴趣的人在参与社会活动时, 就并不单单以自己的角度出发, 他们更多地会以共同建立一个美好和谐幸福的社会为出发点, 而不纯粹为了一己私利。当然, 社会兴趣并不是一朝就能形成的, 早在一个人的儿童时期就已初见端倪, 因此在社会兴趣形成的漫长过程中, 父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父母对孩子的两个极端态度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儿童社会兴趣的发展:一是对孩子的溺爱, 在这种情况下, 孩子可能会享受到较为充裕的物质生活, 但同时, 他们会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 缺乏换位思考的能力, 人性自私的一面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慢慢显露出来, 长大成人的他们无法正常地与他人协同合作, 更加缺乏顾全大局的想法; 另一点就是对孩子的漠视, 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如果得不到应有的来自父母双亲的关爱, 很可能会因此而自我封闭, 把自己束缚在一个无形的牢笼中, 渐渐失去与人沟通的能力,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而无法自拔。所以, 一个人在克服自卑感和追求卓越感的同时, 又会被社会兴趣所驱动, 两种意志力互相交织, 驱使人们努力实现社会的共同进步和人类的共同幸福。但是凯瑟琳自幼无父无母, 在十五岁被领养之后, 海斯特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其母亲的角色。虽然对于两人之间关系的定位一直存有异议, 但不可否认的是, 海斯特在失去希尔德老师后, 把复杂情感的缺失全部寄托在凯瑟琳身上, 甚至达到了溺爱的程度。两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 “她们并不欢迎访客”, 过着简单而快乐的日子而并未感觉到时间的流逝。那凯瑟琳是否会因此而丧失社会兴趣呢, 答案其实是否定的。虽然在局外人看来, 凯瑟琳的生活其实是在一种相对自我封闭的状态之中, 但是凯瑟琳仍然会关注庄园外的琐碎之事。她愿意和海斯特一起制作果酱在镇上的集市摆摊, 兴致昂扬地参加博登夫人设的晚宴, 悉心准备晚宴的服饰并优雅地献支舞, 从内心深处来说, 凯瑟琳是极其愿意与除海斯特之外的人, 尤其是英俊潇洒的适婚单身男青年进行交流和沟通的, 只是碍于海斯特的“特殊保护”。

四、“幸福”的博登夫人

阿德勒精神分析理论中所提及的生活风格, 是指—个人在早期社会生活中已经固定化的行为模式。他强调人的生活风格约在四五岁时就已在家庭环境中形成并且几乎一生不变。小说中的另一位女性角色是罗丽莎·博登, 庄园后来的所有者博登先生的太太。当她的丈夫成功买下海斯特的土地时, 她邀请二人参加在镇上旅馆举办的派对, 其目的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一方面是为了向所有人宣布博登家族对土地的所有权, 另一方面也是向海斯特示威。博登夫人那晚把旅馆全部包下, 并邀请了镇上商贾名流们, 甚至包括周边地区的人也在邀请之列。在派对上, 博登夫人训斥了在她丈夫讲话时窃窃私语的海斯特, 俨然是一副女主人的姿态。博登夫人作为家庭主妇, 其经济来源主要依靠丈夫, 在父权制社会女性是完全依附于男性的, 这种“以夫为荣, 以夫为贵”的思想是代代相传下来的, 追求优越也必然成为她固定的行为模式。博登太太劝告海斯特应该让凯瑟琳接触男性, 找到合适的人结婚, 过上普通女人应该过的相夫教子的生活, 在她看来, 这才是女性应有的归宿。

波伏娃曾经说过:“一个人之所以为女人, 与其说是天生的, 不如说是形成的。人类文化的整体, 产生出这居间于男性和无性中的所谓女性。”这句话充分说明了父权文化体系是女性受压迫、受歧视的社会大前提, 因为父权制把生理差异作为合理依据, 在男女两性的各个方面强行灌输了一系列人为的价值观念, 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男性始终贯彻自身对于政治、宗教、经济等各个方面的主导权。土地是金钱和权力的象征, 也是父权制社会对女性进行统治的经济工具。博登夫人作为当时社会众多女性边缘人物的一员, 她的所作所为和意识形态足以代表当时父权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并且代代相传。可以想象, 博登夫人将来也会将这种相夫教子的思想观念灌输进她孩子的脑海中, 成为一种固定的行为模式。从经济权的主导再到意识形态的控制, 男性一步步夺走女性应有的正当权利, 成为家庭里唯一可以听见的声音。而博登夫人仅仅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 因此《井》并不完全是一部荒诞的哥特式小说, 它更多反映的是处在社会边缘的女性人物的独特窘境。当她们遭遇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打击后, 命运引领她们一步步走向深渊, 就算知道前方是黑云密布没有光明的道路, 她们也无可奈何地在与命运做了无谓的挣扎后走向不归路。

五、结束语

国内外学者研究了大量建立在“自我”“本我”“超我”等传统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文献与资料, 而本文则试图从新派的弗洛伊德理论的角度来剖析《井》中的女性人物, 试图给读者一个新的分析视角。虽然新弗洛伊德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只有一字之差, 但是两种理论在某些方面的看法却有着天壤之别。新弗洛伊德将视角从生物学本能转向社会决定力量下的人类行为, 将人物性格分析与社会因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而不仅仅依靠人性本身。小说《井》中的三位主要女性人物:海斯特、凯瑟琳、博登夫人, 虽然各自有各自的性格、行为和命运, 但是都可以贴上同一个标签——女性边缘人物。在父权制社会苦苦挣扎的女性, 虽然向往自由、独立、平等的生活, 奈何个人力量无法与整个社会相抗衡, 只能一边尝试各种反抗, 一边迫于无奈接受命运的安排。也许她们自知无法改写自己的命运, 也仍然愿意放手一搏。无论是哪种心理特质, 甚至是如海斯特一般的变态心理, 都是一定程度下社会环境的产物, 作为读者的我们无法进行深刻的批判与谴责, 反之在读过小说后, 留在我们心中的是对于这些悲喜交加的女性人物的深深同情。

参考文献
[1] Gelfand M J, Chiu C Y, Hong Y Y. Advances in Culture and Psycholog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2] Horney K. The 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M]. New York: Norton, 1937.
[3] Jemie O. Langston Hughes:An Introduction to the Poetry[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4] Lundin R W. Principles of Psychopathology[M]. Columbus, Ohio: C.E.Merrill Books, 1966.
[5] Page J D. Psychopathology:the Science of Understanding Deviance[M]. Chicago: Aldine-Atherton, 1971.
[6] 波利·扬-艾森卓. 性别与欲望: 不受诅咒的潘多拉[M]. 杨广学,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7] 车文博. 西方心理学史[M].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8] 方海霞. 澳大利亚小说《井》的象征手法[J]. 文教资料, 2007(27):25–27.
[9] 黄源深. 澳大利亚文学史[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10] 刘放桐. 现代西方哲学[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0.
[11] 吴晓松. 拒绝做第二性的女人——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女性主义思想[J].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1):83–87.
[12] 王一川. 西方文论史教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13] 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M]. 桑竹影, 南珊, 译.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6.
[14] 伊丽莎白·乔利. 井[M]. 邹囡囡,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15] 左金梅, 申富英.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 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7: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