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资本论〉》和《保卫马克思》的出版处在一个美苏两极格局微妙转变的历史节点上。国际政治局势的风起云涌体现在一系列50年代到70年代法国和世界的政治事件中, 一方面社会主义斯大林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 苏联在军事上走向大国沙文主义, 但在政治上却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由此引发了如下历史事件:由“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罪行”为开端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召开(1956), 布达佩斯暴动和波兰十月事件(1956), 古巴革命的胜利以及古巴导弹危机(1959—1962), 柏林墙的修建(1961), 中苏关系的恶化(1960) 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于1966), “布拉格之春”和苏联入侵盟国捷克斯洛伐克(1968);另一方面,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在军事上节节败退, 但在外交和政治经济一体化方面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进展, 例如:戴维营会议的召开(1959) 以及古巴导弹危机的和平解决(1962), 经济合作组织的成立(1960), 美国总统肯尼迪在柏林墙上的演说(1963), 美国对“越南问题”的干涉到美国亚洲战略部署的彻底失败(开始于1965), 法国及其他地方(墨西哥、德国、美国、意大利、波兰等)共同爆发的五月事件(1968)。

以上的历史事件, 不仅将阿尔都塞的理论学说卷入世界政治变革的历史舞台, 也使得他被放到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争论的话题之中。一方面, 苏联不得不在政治上改变传统模式所带来的弊端, 马克思的论著也正面临着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新问题的考验, 这样便使得阿尔都塞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苏共对修正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体系的需求。另一方面, 阿尔都塞在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上存在着鲜明的立场, 他认为《资本论》中的剩余价值理论和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论断是一种结构和科学, 而异化理论和人道主义思想是马克思青年时期理论体系不成熟的体现。由此, 阿尔都塞便将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 随后他开始用结构主义的方法改造马克思主义。

在某种程度上, 阿尔都塞的行为确实已经违背了马克思、列宁所建立的马克思主义, 甚至在方法论和基本立场上另起炉灶。然而, 阿尔都塞本人却并非以颠覆马克思主义学说为目的, 他的理论是建立在特殊时期的历史产物, 其理论意义不仅在于区别了所谓的“真实的马克思”和“想象的马克思”, 更在于赋予马克思主义一个“科学的理论形态”^[1]4-5。这个理论形态有效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在新时期所遇到的特殊理论问题, 也是阿尔都塞呼吁“保卫马克思”的根本原因。

在马克思逝世后的80多年里, 他遭遇了斯宾诺莎在几个世纪之前所面临的相同境况, 成为极端“无神论者”的代名词。相比论敌对马克思的攻击和大学教育对马克思的沉默, 阿尔都塞认为,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社会还面临着更为“凶残、阴险、狡猾”的敌人。他认为, “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敌人, 它并非来自于一个统一的理论流派, 而是产生于对马克思论著的非哲学阅读及其理论后果。这个理论后果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水平倒退到黑格尔、莱布尼兹的表象概念, 甚至倒退到伽利略、笛卡尔的机械论体系; 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水平倒退到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甚至倒退到重商主义的货币理论、重农主义的自然剩余价值理论。

阿尔都塞将这种非哲学的阅读方式归结为对马克思论著的经济学阅读或历史意识形态阅读, 是一种对马克思论著“有罪的阅读”^[2]2。他认为这种阅读方法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中复活还原主义、经验主义、历史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反动行为。这种哲学认识论的反动同盟是以意识形态和人道主义为价值纽带联结而成的, 最初形成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等马克思青年时期作品的整理出版及其带来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藉此提出了“两个马克思”的论调, 即偏向于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 把它们与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著作对立起来。无论是弗洛姆还是马尔库塞, 他们都把《手稿》的研究同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批判相结合,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胡克把“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称为“第二次降世的马克思”^[3]。这种研究方法过分强调“人的主体性”价值和地位, 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极权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声讨, 但是在关键问题上却借助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重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 消除马克思和前人的根本区别。

马克思在《手稿》中透过异化理论一下子就读出了人的本质。与此相反, 他在《资本论》中却与“人”的问题保持着恰当的距离。在《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 马克思明确提到“我的分析方法……不是从人出发, 而是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出发”^[4]415, 青年马克思学派将其看作是马克思晚年著作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倒退。从字面上的阅读来看, 异化理论和人道主义是《手稿》的核心内容; 但值得注意的是, 人道主义仅是马克思在青年时期著作中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价值立场, 马克思在《手稿》中的研究重点始终没有偏离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象、概念和理论体系的研究。

在《手稿》的笔记本Ⅰ中, 马克思引用舒尔茨的《生产运动》中的分析内容, 写到“劳动在国民经济学中仅仅以谋生活动的形式出现。(中间省略舒尔茨的分析内容)但是, 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当作劳动的动物, 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可见, 如果劳动是商品, 那么它是一种具有最不幸的特性的商品”^[5]。显而易见的是, 马克思批判的这个概念便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谓的“劳动的价值等于维持和再生产劳动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但是, 马克思拒绝将劳动看作商品并不是因为已经区分了“劳动力”与“劳动”的差别, 并发现劳动的剩余价值理论, 而仅仅是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立场出发拒绝接受劳动的商品化概念。然而, 当马克思继续他的批判工作, 直到他发现经济学的客观规律为止, 人本主义学说必然会是阻碍这一进程的绊脚石, 这也不难理解马克思会认为即便不能否认费尔巴哈的哲学立场, 但也并不代表费尔巴哈能够不被批判。

到目前为止, 《资本论》始终还被西方主流学派定义为一部经济学、政治学或是历史学著作, 其哲学方法被看作是从黑格尔那里借来的辩证法, 它的意义仅仅是将黑格尔的辩证法适用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然而,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并非仅仅是辩证法的适用, 而是对象和体系的颠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劳动商品化的定义实际上已经将古典政治经济学彻底改头换面为:“劳动力”的价值等于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力”和“劳动”看似只有一字之差, 但在对象和话语交错的文字背后, 存在着哲学理论和认识论体系的根本差异, 马克思的哲学体系和方法论区别于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和单一辩证法, 也不同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和经验主义。

《资本论》在经济学上的主要贡献在于, 发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支配地位, 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两组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剩余价值理论。经济学家看到了这些理论和概念对经济学发展的重要意义, 但是却不能有效解读并加以运用, 于是他们只能用经济学的语言将其还原为具体的经济规律, 但是受制于古典政治经济学认识对象的限制, 他们没有能力回答甚至是思考马克思所提出的问题。由此经济学家责备马克思用这些概念来说明经济现实, 但这些概念在实质上却是非经济的、“哲学的”和形而上学的概念。例如, 施密特早于《资本论》第三卷归纳出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 却指责马克思的价值规律是“理论的虚构”, 他认为这种虚构是必要的, 但毕竟是个虚构^[2]。现代经济学将马克思的对象看作是“形而上学”的, 实际上是从还原主义的“既定事实”出发对马克思研究对象和概念一致性的误解。这种误解是建立在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等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之上的。

在经济学理论方面,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功绩首先在于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成果, 如斯密、李嘉图等人关于生产、消费、分配的定义, 重农主义关于地租的概念, 重商主义关于利润、工资的学说。事实上, 尽管剩余价值理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价值与使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所发现的, 但它们都不是马克思最早提出的研究对象和概念。然而, 他不仅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丰富遗产的继承者, 也是新的经济学理论架构的奠基人。如果没有仔细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体系, 很容易将他的政治经济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混为一谈。在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时, 马克思对先驱者的发现给予了足够的肯定; 在批判古典经政治济学混淆概念时, 他却毫不含糊。

在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财富后, 马克思也发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界限, 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和对象提出问题:斯密将“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混为一谈, 没有看到生产的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的区分^[2]150; 马克思把李嘉图对地租和利润的分析读作一般剩余价值的分析, 但李嘉图从未把一般剩余价值称作地租和利润的内在本质^[2]79; 李嘉图还对生产、消费、分配的概念提出过问题, 他同样意识到生产过程在消费和分配中所占的支配地位, 但却并没有归纳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关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疏忽”, 恩格斯同样也在资本论的英文版序言提到:“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经济学家已经发现了生产过程中劳动产品的无酬部分, 但他们从来没有像马克思一样用剩余产品或剩余价值来表达无酬部分的内在本质。”^[2]133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疏忽”看似是微不足道的, 它们只是术语及其用法上的失误。但是在阿尔都塞看来, 这种对象和话语的交错与混淆是“认识论的条条框框”造成的, 而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和古典政治经济学之间存在着“认识论的断裂”。

古典政治经济学以“既定现象”为研究对象, 将“具体的经济现象”还原为内在本质的统一, 认为经济规律存在于单一的平面空间, 具体的经济现象呈现在这种平面空间之中, 是其“本质的分割”。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畴具有同质性、连续性的规定, “具体经济现象”反映整体的内在统一性。李嘉图借助于莱布尼茨的表象概念对经济学的具体对象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问题, 用线性的、单一的数学计量方式和分析模型来解释这种因果关系和决定关系, 但他受制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所以永远不能达到马克思的认识水平。事实上, 李嘉图所提出的问题无法被解决是导致古典政治经济学破产的根本原因, 而这些问题正是后来马克思在“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所应对的问题。“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范畴……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 也就是说, 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6]。无论是《哲学的贫困》还是《资本论》马克思都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对象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质疑, 他认为只有赋予它们历史的性质, 才能使它们所表现的不连续性、暂时性被真正理解。

阿尔都塞与人道主义的分歧就在于这种“历史”概念的差别上, 这个问题牵涉到马克思和黑格尔在历史概念上的区别。按照某些学者的观点, 斯密和李嘉图在地租、利润、工资的形式上研究了“剩余价值”, 却始终没有将具体形式上升为概念对象。因此古典经济学的缺陷似乎只存在于话语描述的未出现, 马克思与李嘉图的区别仅仅在于引入了历史性的概念。这种历史性的概念也被定义为运动, 即被认为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边继承过来的辩证法, 似乎马克思只是捅破了历史相对性的隔膜, 他便天才般的寻找到了经济学的真理。长期以来, 这种简单化的哲学倾向支配着学者们的思想, 他们阅读黑格尔不是为了区别他的辩证法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根本差异, 而是认为可以从黑格尔那里找到现成的辩证法, 并轻而易举的运用到对《资本论》的解读上。这种天真的想法, 企图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科学的定义和具体的经济学公式, 以及“新经济史”与历史总体的相互依存关系。

在《反杜林论》中, 恩格斯在评论法尔曼对马克思的疑问时谈到, “定义对于科学来说是没有价值的, 因为它们总是不充分的。唯一真实的定义是事物本身的发展, 而这已不再是定义了”^[7]。恩格斯的回答或多或少把我们带向了另一种与马克思截然相反的趋向, 这种趋向认为理论研究是毫无价值的, 只有具体的实践活动才具有研究价值。然而, 阿尔都塞认为, 人们把《资本论》中的经济学客观规律解释为“理论模式”的一个根源是, “理论模式”即公式往往先天地表现为对一定认识对象的经验主义的误解。黑格尔的历史总体概念, 从本质上来看是一种经验主义和还原主义, 他将不同层次、相对独立的历史(政治史、意识形态史、经济史、文学史、科学史等等)还原为历史总体的范畴, 即连续的、同时的历史总体在本质上的分割。运动在这里仅仅是指“绝对精神”的运动, 即“上帝推动力”的客观形式, 而费尔巴哈尽管强调“实在”“具体”也不过是把这种推动力交由“经验主义”的实践活动驱使。黑格尔的历史总体概念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在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上走向统和。葛兰西将他从克罗齐那里接受的宗教理论和从马基雅维利那里继承的政治学实践经验, 用意识形态的概念加以改造, 从而使得两者在马克思主义中得以复活, 并将马克思主义和宗教一并划入“意识形态”和“世界观”的范畴。在表面上, 葛兰西是在维护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不可动摇的理论地位; 但是在理论依据的问题上, 他却用无产阶级实践经验的直接现实性取代了马克思论著的科学性。

在当代, 马克思经济学历史分析方法的科学性, 已经被福柯等人所确证并付诸他们的学说之中, 尽管在对待科学实践方法和经济学客观规律的认识上仍然存在分歧, 但是在反对人道主义和意识形态理论的态度上, 他们与阿尔都塞的立场一致。然而, 在20世纪60年代, 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对无产阶级政党具有致命的诱惑, 他不仅从革命的角度肯定了无产阶级的实践活动, 甚至将其上升到了“行动中的哲学”的高度。但是, “正如列宁令人惊叹地指出的那样, 这些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好处本身是以它们所带来的某些逻辑的后果为代价的”^[2]127-128。

“然而, 几乎与此同时, 那些被称作为观念史、科学史、哲学史、思想史、还有文学史的学科, 不管它们叫什么名称, 它们中的大部分已有悖于历史学家的研究和方法……今天, 历史的这一认识论的变化仍未完成。然而这种变化并不是从昨天才开始, 因为我们肯定会把它的最初阶段上溯到马克思。”^[8](引自福柯)我们有理由相信马克思是伟大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 不仅是出于他在政治经济学上的卓越贡献, 更是因为“新经济史”的创立意味着有悖于历史学传统研究模式的科学实践方法得以确立, 福柯便将这种历史分析方法运用到对语言学、精神病学、临床医学等人文科学的研究之中。《资本论》中关于科学实践方法的内容同样也被学者们反复阅读, 但是他们对历史分析方法的研究是建立在“新经济史”和历史总体相互依存关系之上的, 而不是对历史总体和经济学的对象本身提出问题。所以, 他们只能将历史唯物主义人本化, 消弭马克思的历史分析方法与历史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根本区别。

阿尔都塞认为, 马克思在经济学上的贡献不仅是发现了经济学的客观规律, 他还创立了一种新的认识论体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成为独立的知识体系之前受到伦理、政治、意识形态、历史等其他学科的共同影响。近代经济学家把物质需要的满足看作是经济学的中心概念, 他们规定了经济事实的实证性和可计量的空间, 黑格尔用一个著名的术语即“需要范围”或与政治社会不同的“市民社会”表达这一概念。在需要范围的概念中, 经济事实在其经济本质上被看作是以“需要”所束缚的“人的主体”为基础的^[2]147。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人”假设, 正是从这种“天真的”人本主义的社会需要和个人需要相统和的主体立场出发的, 根据个人需要和社会需要的简单结构体系, 将人类劳动看作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然而“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 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生产力的表现, 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资产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4]12。马克思在凯恩斯之前, 就已经在《哥达纲领批判》中看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和边际。事实上, 历史上出现的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几次重要转变, 都与马克思所建立的经济学哲学认识论体系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 阿尔都塞判定, 马克思的贡献还在于提供了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图式和科学实践方法。

为了阐明新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同前者的根本区别,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如是写到:“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 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 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 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但是, 决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人们认识了地租, 就能理解代役租、什一税等等。但是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9]

马克思认为, 资产阶级是建立在旧的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之上的, 实际上资本主义的萌芽已经出现在古代经济形式之中。换言之, 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主义之前最高的经济形式, 能够表露出更高经济形式的部分征兆, 然而两者的差别是“猴体”和“人体”的区别; 所以, 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阿尔都塞亦用他的理论范式向我们描绘了一个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残片之上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轮廓。他还指出, 新的对象和旧的对象在某些要素之上还具有表面的相似之处, “体现在个别要素上的技术上的相似之处使人们错误地把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构归结为同一种范畴‘工业社会’”^[2]142。

新的话语体系, 是在新的视域下形成的, 并对旧的总问题本身及其话语和对象“提出问题”。在旧的视域下, “糖”会被归为“盐类”, 某些氯化物会被叫作“某某奶油”, 但在新的视域下它们的本质规定已经同盐类、奶油的概念相去甚远。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明确指出, “氧气说”取代“燃素说”, 剩余价值理论取代劳动商品化概念并非是在某一点上的变革, 而是整体的颠覆。恩格斯亦认为马克思的学说是建立在与前人的总问题上的根本对立的基础之上的, “于是, 马克思发表意见了, 他的意见是和所有他的前人直接对立的。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 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10]。阿尔都塞借助于法国科学哲学中“认识论断裂”的概念, 把马克思关于经济学客观规律的论断奉为真理, 并提出了“问题式”的理论范式, 将科学实践方法运用于重断马克思的理论学说。

然而, 没有任何证据能够直接表明马克思企图将科学实践方法运用到他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之中, 毕竟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试验农场不能被当作科学实验室里的烧瓶, 人类组织也不能被当作是定量的试剂; 事实上, 人文科学并不存在所谓“科学的”实践方法, 评判经济学客观规律的实践活动始终还是在人的价值尺度上进行的。这并不是在说理论研究对经济学毫无意义, 从“问题式”的角度出发, 这不失为一种探求真理的态度和方法; 只是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 人文科学的实践活动具有主观能动性, 不能和科学实验一概而论。在这个问题上, 福柯也并不完全认同阿尔都塞所谓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尽管他也注意到了, 科学史和科学实践方法的转变可以上溯到马克思, 但并不意味着这种转变是马克思主义的, 更不能允许用它来改造马克思主义。因此, 阿尔都塞关于在科学性上“保卫马克思”的命题在福柯那里只是一个“伪命题”。事实上, 法国科学哲学与结构主义从始至终都与马克思主义保持着恰当的距离, 只有在阿尔都塞那里才真正意义上诞生了对“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惊鸿一瞥”。

阿尔都塞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无论是他的生平还是著作, 都让这位思想家饱受世人争议。从巴黎高师的优等生, 到二战德国战俘营的囚徒; 从马克思主义中流砥柱的拥护者, 到法国共产党口诛笔伐的叛逆者; 从法国哲学界的泰斗, 到杀害妻子的精神病患者, 阿尔都塞的一生可谓是跌宕起伏。然而, 他的学说却比他的生平更别具一格, 他在最艰苦的考验中, 独自开辟了一条研究马克思哲学的途径, 就像他的学生巴里巴尔在评价导师的著作时的赞叹, “在本书(《保卫马克思》)中, 有20世纪最具原创性、最雄辩、最具说服力的尝试之一, 这种尝试完成于赋予马克思主义一种理论的形态及形象”^[1]2, 这是一种以严格的科学术语和严肃的文本解读将“想像中的马克思”与“真实的马克思”区分开来。然而, 当阿尔都塞将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理论概括为结构和科学的同时, 他又将马克思人道主义思想从中剥离, 最终又和“真实的马克思”擦肩而过。

但在学术界对阿尔都塞的评价是不公道的, 尤其是以英国新左派为代表的武斗派对阿尔都塞的谩骂更是不绝于耳, 这种“批判”(也许他们认为自己是在这么做)行为大多既无逻辑可言, 更无道理可讲, 新左派作家E·P·汤普森甚至毫无根据的嘲笑阿尔都塞是“马克思主义唯心主义的亚里士多德”^[11]。尽管阿尔都塞造成的理论后果不能被轻易忽视, 但他的理论贡献也不能被随意污蔑。他从西方结构主义哲学的角度出发对马克思著作进行了系统的阅读和阐释, 并从马克思主义中剥离出了人道主义思想, 并认为两者的对立是科学与意识形态的根本对立, 最终建立了联接结构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桥梁, 弥合了马克思论著传统阅读法造成的认识论障碍。然而,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 阿尔都塞的理论学说应该是结构主义的一部分, 尤其是他在历史角度对马克思论著进行解读时, 大量借用结构主义的断裂、不连续、偶然性等概念区别马克思和黑格尔在历史性上的差异,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在用结构主义的方法论改造历史唯物主义。更为遗憾的是, 阿尔都塞没有注意到或者说是故意忽略了意识形态和人道主义在马克思论著中显而易见的革命功能, 这也注定了阿尔都塞的学说尽管在理论上充满了论战性, 但对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活动而言却只是空泛的理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