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技与信息迅速发展的今天, 国际化已经成为教育发展的一种全球性趋势。尤其伴随着互联网技术兴起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大大促进了经济全球化, 不同国家的教育普遍性日益增加, 教学思想、教学模式、教学内容的相互交流变得日益频繁, 从而形成了一股教育国际化的热潮。
我国的教育国际化伴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而向前推进, 金融教育的国际化, 尤其是金融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更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息息相关。因为作为一门实用性学科, 我国的金融高等教育是在金融市场恢复发展, 不断向外部世界学习的大背景下慢慢起步的[1], 某种意义上而言, 这一过程正是我国金融高等教育不断深化的过程。从以货币银行为主要教授内容的宏观金融起步, 到逐渐引入以资产定价和公司金融为主要教授内容的微观金融, 我国金融学科在适应改革开放现实需求的过程中, 不断向外部学习而得到完善和发展; 大量有海外背景的知识分子回到国内加入金融高等教育工作者队伍, 本土培养的金融教育工作者的海外进修和国际交流迅速增多; 海外学生开始将在中国接受金融高等教育纳入视角, 本土学生的国际认可程度不断提升; 越来越多出自中国大陆学者的论文在国际期刊上发表, 并逐渐进入国际顶尖期刊发表行列。金融高等教育国际化对于经济和金融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在近年来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过程中, 上海的发展尤为迅速。数据显示, 2016年上海金融业增加值达到4 762.50亿元; 上海金融市场交易总额达到1 364.2万亿元; 在世界交易所联合会(WFE)排名中, 上海证券市场股票交易额排名第四; 上海黄金交易所黄金现货交易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而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 金融人才的集聚是一个重要的条件。金融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水平则是金融人才集聚的重要支撑。
那么上海金融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水平究竟如何?取得了哪些宝贵的经验?面临的现实挑战在哪里?未来发展趋势又会怎样?这里力图结合笔者的工作实践做出尝试性归纳总结。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评价标准要评价金融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水平, 一定会使用相应的评价标准。就评价标准而言, 金融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标准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标准并无本质区别。欧洲国际教育协会系统梳理了高等教育国际化评价的三种方法:社会科学研究法、成本收益评估法和系统建模方法。但是无论何种方法, 最终都要依托所构建的指标体系。现实中, 国内外学者已经构建了为数众多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 详见表 1。
总结起来, 评价指标体系关注的层面有所不同, 大致可以分为11个类别。表 2对其进行了比较分析。
通过表 2的分析, 可以看出, 课程教学、教师情况、学生情况、科研工作、交流合作是高等教育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中最受重视的指标。当然一级指标下面的二级, 甚至三级指标的考察内容和权重则开始发生分化。因此评价上海金融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水平也应该参照上述评价指标体系, 主要从课程教学、教师情况、学生情况、科研工作和交流合作五个方面入手。
二、上海金融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水平的初步评价尽管如前所述, 国内已经构建了大量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 但是真正运用建立的评级指标体系进行的实证研究为数不多, 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是程莹、张美云、俎媛媛[3]。他们对71所中国重点高校的数十项国际化指标数据进行了调查, 并进行了统计分析。而专门研究特定学科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水平的研究目前则还没有出现。结合第一部分的分析, 我国金融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如表 3所示。
鉴于数据收集的困难, 本文最终未能利用上述指标体系对上海金融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水平进行完备评价的实证评价。目前只是通过部分样本的统计数据和国内外对比分析, 运用上述指标体系对上海金融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水平做出了初步评价, 未来则计划通过专项的调查研究进行更完备的评价。
(一) 课程教学从课程教学的角度进行评价, 最核心的分析在于是否建立了与国际接轨的课程体系。我国金融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发展是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学术界对于金融学科认知程度的发展变化直接相联系的。传统的中国金融学课程体系侧重于宏观经济学的内容和金融学理论的讲述, 加入WTO以后增设微观金融学相关课程成为主流趋势。伴随着“大金融”的概念[4]逐渐被广大金融高等教育工作者所广泛接受, 我国金融学课程体系显示出宏观金融和微观金融相融合的最新趋势, 而这一度被认为是过于强调中国特色, 与国际主流金融学科的发展态势不符。
从国际经验看, 国外的金融学课程体系既强调宽广范围的渊博知识——通识教育, 又强调在某一特定专业领域取得专业成就——专业教育[5]。以美国著名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为例, 其金融专业的通识教育课程、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含核心课程和选修课程)比例分别为24%、43%和33%。一般而言, 专业核心课程的门数控制在6门, 目前的选择安排是公司金融和货币经济学必选, 另外4门由系里再指定。沃顿商学院金融学专业课程内容丰富, 详见表 4。当然沃顿商学院作为以金融见长的全球最顶尖商学院之一, 其金融学专业的选修课种类几乎是最丰富的, 既包括经典金融板块, 又包括新兴金融领域的最新热点:比如社会效应投资、能源金融。相比而言, 普通学校的专业课程丰富程度就要大打折扣, 但是经典金融板块不可或缺, 表 5列出了波尔州立大学米勒商学院金融学专业课程的设置情况。
与国外对比, 我国的金融学课程体系构成其实也是类似的, 同样包括通识教育课程、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三大板块。只不过相比而言, 我国的通识教育课程范围局限了点, 内容狭窄了点; 学科基础课程中对于数理统计工具的运用和定量分析能力的培养还稍有欠缺; 专业课程则规定了太多的核心课程, 选修课程的自主选择余地有限。但是总体而言, 课程体系上已经完全和国际接轨。从沃顿商学院的课程体系看, 货币经济学和国际金融的确也是金融学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只不过, 相比而言, 国际通用的课程体系更加突出微观金融的地位。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国的“大金融”课程体系与国际通用范式并不矛盾。差距主要表现在课程的实用性程度、对于人才培养目标的界定、微宏观内容比例安排、课程安排的系统性和课程内容丰富性与新颖性上。与国内其他高校相比, 上海的课程体系则在课程实用型程度、课程安排的系统性和课程内容丰富性与新颖性上更胜一筹。
可以说, 仅就课程体系而言, 上海金融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水平较高。但是如果比较教学方法和过程, 和国外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在国外, 教师的教学主要是参与学生集体讨论、启发思想和引导争议, 而非灌输知识。在上海, 这一点正向国际惯例靠近, 尤其在上海市教委教师激励计划的推动下, 但是因为各种条件的制约, 还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至于被某些研究认为是课程教学国际化最重要考量指标的全英语授课比例问题, 笔者认为要一分为二的看待。尽管经济学的公认工作语言是英语, 金融学作为经济学最重要的分支当然不能例外, 但是即使是高度国际化的我国高等教育依然要以汉语作为主要工作语言, 否则我国的高等教育就不称其为中国的高等教育。金融高等教育课程教学的国际化重要的是课程体系、知识水平、教学理念和手段的国际化, 全英语教学只是体现教学手段国际化的一个方面, 但不是全部, 而且最终不能依靠全英语教学代替汉语教学来实现国际化。仅就全英语教学比例来看, 上海某些重点高校是非常高的, 有些项目甚至实现了完全的全英语教学, 比如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金融专业硕士项目、上海财经大学的全球财富管理金融专业硕士项目等等。而从双语授课比例来看, 上海金融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水平会更高些。
(二) 教师情况高等教育的生命力在于教师的素养。教师的国际化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一个核心部分, 具有国际知识和经验的教师可以直接推动教学、科研向着国际化的方向发展。所谓教师的国际化, 主要是指拥有国际知识背景、具备国际视野、通晓国际理念和规则的高校教师群体。其中以具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国际化人才为主体, 也包括熟悉西方文化和具备国际视野的本土化人次。从这样的角度理解, 最主要的衡量指标包括具有海外学历教师的比例和在海外接受过进修的教师比例。当然专业教师中外籍专任教师的比例也是一个重要指标。
程莹、张美云、俎媛媛[3]的研究发现我国985高校专业教师中外籍专任教师的比例为2.8%, 211高校该占比2.5%, 其他高校则为2.1%, 低于同样母语为非英语的日本的3.4%;我国985高校专任教师有海外博士学位占比8.5%, 211高校该占比4.4%, 其他高校则为2.5%;我国985高校专任教师有一年以上海外经历者占比31.4%, 211高校该占比17.5%, 其他高校则为17.3%。就笔者对于上海各高校金融学科师资情况的了解和初步调查, 金融学科师资的海外博士学位占比和专任教师有一年以上海外经历者占比肯定大大高于上述调查结果。当然在不同学校差别很多, 很多学校的金融师资海外博士学位占比甚至超过70%, 例如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专任教师有一年以上海外经历者占比只会更高, 以笔者任职的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为例, 金融师资有一年以上海外经历者占比近70%。这方面要感谢国际留学基金委和上海市教委相关项目的大力资助。
总体而言, 就金融学科教师的国际化程度来看, 具有海外学历教师的比例和在海外进修过的教师比例相比其他学科肯定是较高的。但是在不同层次、不同类别学校, 这一指标的高低会差异化比较明显。相比而言, 985、211学校, 财经类院校都是该项指标相对更高的影响因素, 但是尚需要通过调查数据进行检验。尽管缺乏调查数据, 但上海各高校中专业教师中外籍专任教师的比例应该还比较低, 低于同样母语为非英语的其他发达国家, 如日本。
(三) 学生情况学生的国际化一般使用外国留学生占比来进行评判, 在我国港澳台学生占在校生的比例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指标。但是在笔者看来, 本国学生的国际接受程度也应该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评价指标。
程莹、张美云、俎媛媛[3]的研究发现我国985高校外国留学生占比为5.8%, 学历留学生占全日制在校生的比例为2.9%, 211高校则为2.9%和1.1%;我国985高校港澳台学生占在校生的比例为0.6%, 211高校则为1.1%。单就这个数字而言, 这个比例是比较低的, 说明学生的国际化程度不高。就金融学科的情况来看, 这个比例不会更高, 因为国外留学生来中国学习金融的人数相对有限。因此如果按照一般的评价标准, 我国金融高等教育中学生的国际化程度还是偏低的。上海的情况会比国内其他地区略好, 但是与国际金融中心的人才需求相比, 还是明显落后。
笔者认为应该把本国学生的国际接受程度作为一个补充指标来进行评价。作为一个后发国家的后发学科, 国际学生的数量增加是不可能太快的, 这是客观规律。而本国学生的国际接受程度能够直接反映人才培养质量与国际水平的差异化程度, 可以客观的反映后发国家后发学科高等教育的进步程度。以FT全球金融硕士2017排名为例, 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的金融硕士项目位列全球第14名, 亚洲第一。这充分表明上海所培养本国学生的国际接受程度已经大幅提高。因此, 尽管还没有充分的调查数据支持, 但是笔者认为从学生国际化角度而言, 上海金融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水平尽管尚有待进一步提高, 但是已经达到国际中等水平。
(四) 科研工作高等教育的生命力在于教师的素养, 而直接反映教师贡献的是其科研工作水平。衡量科研水平国际化的指标很简单, 那就是国际顶级期刊论文发表数。
目前在金融领域被公认的三本最顶级期刊是Journal of Fina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从这三大金融期刊2010年至2015年的发表情况看,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欧商学院、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均榜上有名, 而且呈上升趋势。尽管从数量上可能稍逊于北京的高校, 但是质量和影响上并不逊色。从这一点可以看出, 上海金融高等教育科研成果的国际化水平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如果考虑更大范围的国际期刊发表, 数据的结果会更加支持这一点。当然, 这一结论还需要大样本的数据统计。
(五) 交流合作交流合作是国际化具体活动的直接体现, 最主要的衡量指标是国际交流的统计和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统计。国际交流的统计相对比较困难, 但是通过各个学校新闻报道的搜索, 可以看出这个指标不会太低。当然如果想要得到更加充分的数据支持, 必须通过大样本的调查数据。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统计可以在教育部相关网站下载, 笔者整理了上海金融类专业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相关信息, 详见表 6。从所收集的数据结果看, 上海目前和国外合作的金融类硕士项目只有1项, 似乎偏少; 但从笔者了解的其他方面信息看, 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财经大学都有金融类硕士合作项目, 只是限于体制的规定, 是挂靠在普通项目下运行而已; 金融类本科项目也仅有3项, 但实际上上海市各个学校其他的中外合作经济类本科项目也对金融类本科专业开放。因此从这个纬度衡量的国际化程度应该远远高于教育部统计数据所提供的结果。总体而言, 从交流合作国际化的角度来看, 上海金融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水平还是不低的, 但是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
第二章节中已从五个方面对上海金融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水平做了初步分析, 尽管还缺乏直接的调查数据支持, 但是基本能够评价出上海金融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水平。总体而言, 上海金融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了较高层次, 各方面与国际惯例正在充分接轨, 国外优质资源大量输入, 并有一定的成果有效输出。概括起来, 上海金融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在五个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1) 已经构建起与国际金融学科主流相接轨的金融知识体系和相应的课程教学体系; 2) 已经拥有一支受过系统金融思维训练, 具有国际视野和研究能力的教师队伍; 3) 学生培养质量的国际认同程度显著提高, 发展中国家来华留学生的数量和比例不断加大; 4) 科研发表进入国际化阶段, 在金融学顶级期刊的论文发表数量和质量不断提升; 5) 国际交流合作进入全面发展阶段, 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达成了一定规模。
尽管上海金融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是与其他母语为非英语的发达国家相比, 依旧存在着明显差距, 并面临着巨大的现实挑战。
(1) 尽管课程体系上已经与国际全面接轨, 但是教学思路和方法上与国际化的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
课程体系上与国际全面接轨, 决定了教学内容上不落后。但是课程宏微观比重高低上的差异还是比较显著, 而且教学方法上存在明显的差距, 影响了国际化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尽管上海在实践中也大量引入案例教学、实验教学和实践教学, 但其操作过程和最终效果并不尽人意。案例教学变成了事例教学, 实验教学变成了上机操作, 实践教学未能与实践有效结合, 有名无实。国外的课程设计中实验教学一般是金融实战操作(Practicum in Finance), 而实践教学是亲身参与业界工作(Finance Internship)。另外关于国际视野方面的课程设计也明显缺乏。
(2) 教育输入优于教育输出, 国际化发展与本土化认知的关系处理不够妥当。
教育国际化是教育资源双向交流的过程, 因此教育国际化的最终目的有二:1) 使本民族的文化从弱势变为强势, 从落后走向先进, 从强势走向更强, 并尽可能地使民族文化走向世界, 让世界人民理解与认同, 确保国家的统一与安全; 2) 教育国际化所培养的国际性、开放型人才不仅是全球问题的解决者, 也是本国发展的栋梁。就上海金融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而言, 无论是在教学建设, 还是在科学研究中, 都存在偏重国际化发展, 忽视本土化认知的问题。教学的理论讲述中偏重国外模型无可厚非, 但是知识运用中不真正结合中国国情进行分析和阐述就明显不够合适。科学研究中简单套用和模仿国外成熟模型, 运用中国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的现象非常普遍。固然我国的金融市场存在诸多不足, 很多方面的改革要参照国际经验, 但是我国金融的改革和发展同样也给金融理论和实践提供了新的空间, 因此金融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同时也要提升本土化认知的自信。
(3) 尽管师资的国际化取得相当进展, 但是配套的常任轨考评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和完善, 对于师资的激励不足, 制约了“人”的国际化。
教育国际化归根到底是要实现“人”的国际化, 是在实现“物”“财”和信息国际化的同时, 着重实现“人”的国际化。目前大量海外优秀学子回归, 极大提升了国内金融教育工作者的从业水平。常任轨考评制度也开始在国内高校引入, 上海财经大学等学校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因为双轨制的存在、配套制度的不完备, 很多学校的常任轨考评制度还很难落到实处。激励严重不足, 影响了教师的从业积极性, 由此科研国际化和学生国际化便成了无源之水。
总之, 为了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金融人才, 需要通过国际化课程体系、国际交流平台和国际化师资队伍的建设, 推进三位一体的国际化人才培养战略[6]。
四、上海金融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未来展望当代的新科技革命被解读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按照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定义,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指以数字化制造, 新能源、新材料应用以及计算机网络为代表的一个崭新的时代, 或者说是以数字化制造为标志的工业革命。由于历史的原因, 我们曾经错失了前两次工业革命, 现如今要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 首先就要从教育改革入手, 尤其是从高等教育改革抓起, 而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环节就是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前面所说的三大挑战是无法逾越的。但从本质上讲, 三大挑战的根本在于如何建立有效的制度, 推动和实现“人”的国际化。当然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也要随之发展变化, 尤其要进一步增加关于“人”的国际化的相关指标。
第三次工业革命需要的是大量创新型人才, 是大批能够追踪尖端科学和最新发展的人才。长期以来这方面一直是我国高等教育的最大软肋。高等教育中“人”的国际化将有助于突破创新人才培养的瓶颈。
总之, 要提升上海金融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发展水平, 实现“人”的国际化是根本性条件, 要通过适当的制度设计帮助教师减负, 实现教学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根本创新, 并积极投身跨学科的科学研究。现实中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冲击着传统金融业态和思维, 也改变着金融学科的国际研究范式, 由此也必将推动全球性的金融学高等教育国际化变革。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 教育是面向市场的, 没有市场需求的教育注定是不可持续的。上海金融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之路必须在接受市场检验的过程中不断寻求突破, 并通过“人”的国际化的实现来最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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