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合”指的是“人-地-天”参合有序的自然和生之道, 体现出来的是“中国人文精神”^[1]。可见和合文化强调融合协调、和谐共生、多元发展的哲学理念, 是一种“关注过程与创生, 提倡一种追求伦理与审美的理想生存模式”^[2]。和合翻译研究是以和合学为理论基础从不同维度对翻译进行的研究, 是译学研究的新方向。目前, 张从益、钱纪芳、吴志杰等学者先后对和合翻译学进行了理论阐释。其中, 以吴志杰的和合翻译观最为系统和全面, 在《和合翻译研究刍议》一文中分别从和合翻译本体观、认识观、伦理观、审美观和文化观等层面建构了和合翻译学的理论体系。

“外宣翻译”即“对外宣传翻译”, 顾名思义, 是要完成那些对外宣传材料的翻译任务为基本内容的翻译实践的总称^[3]。因为外宣翻译系应用型翻译, 所以译学界历来对其理论研究未给予足够重视, 从而导致外宣翻译事业整体发展相对滞后。事实上, 要切实提高外宣翻译质量, 就必须理论、实践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虽然, 近年来外宣翻译理论研究有了一定的进展, 但多围绕具体译例探讨译法, 仍缺少系统化的理论。由于外宣翻译是一新兴的翻译学分支, 因此通过借鉴译学领域内现有的优秀理论来促进自身发展不但必要, 而且可行。和合翻译学的出现无疑给外宣翻译的理论研究带来了新的曙光, 以和合翻译理论为基础, 从本体观、认识观、伦理观、审美观及文化观的角度对外宣翻译展开论述, 更有益于外宣翻译理论的系统研究。同时, 与外宣翻译的结合也拓展了和合翻译学的研究范围。

本体论, 英文ontology, 即关于“存在”的科学, 是对存在本身的动态研究, 关注存在的时间和过程两个维度。和合本体论将事物的存在看成一个和合过程, 作为本体论的和合乃为各事物、各因素相互冲突而聚合或融合从而组成或产生相对稳定的新秩序、新事物的动态变化过程^[2]。而和合翻译本体论是关于翻译过程的研究, 除了涵盖原文与译文外, 还涉及译者、读者和历史文化环境等诸多相关因素。翻译过程中意义的流变与转生就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翻译的存在方式:翻译过程中的意义是一个主观性与客观性相互生发、相互和合的过程; 翻译过程中的意义是历史性与社会性的和合^[4]。

外宣翻译同样是两种不同的语言文化体系相互冲突、融合的过程, 而在此过程中意义的生发同样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相互作用的结果:首先, 译者是国家的代表、政府的代言人, 他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国家政府; 其次, 译者又是外宣材料的解读者, 身兼双重身份的译者对外宣材料的解读和领会既不能像文学翻译那么自由, 也不能如科技、商务翻译那么亦步亦趋。据此, 从和合翻译本体观的角度出发, 一方面译者需要充分了解本国现实, 并准确无误地理解外宣材料的内容与精神, 从而确保意义的客观性; 另一方面, 外宣翻译并非简单的语言转换, 还须顾及两种历史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差异等语外因素, 否则便会引发难以消除的误解, 更甚者可能扭曲国家形象, 影响国际交往与合作。所以, 为了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 外宣译者必须从语言、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层面对原文进行编译, 这是外宣翻译过程中意义主观性的体现。综上所述, 外宣翻译正是这样一个意义的主、客观性相互融突的过程, 从而保证了“原文、译者的理解、译文和受众的理解”之间的连贯性。

再者, 外宣翻译过程中的意义又是历史性与社会性的和合。同其他文本一样, 外宣文本的生成与解读也不可避免地带有特定的历史性, 而历史性因人而异, 这是由于作者、读者与译者都身处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 都是有着各自历史经验的主体。而外宣文本的社会性体现为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主体在认知与评价上的共性以及外宣文本与本国现实间的互文联系。倘若过分强调理解的历史性, 突出理解的偏见, 势必导致译文意义的偏颇; 过度关注社会性则无法实现理想的宣传效果, 不利于本国信息和文化的出口。外宣翻译是在正视差异的前提下, 最大限度地使作者、译者和读者的视域相融合, 在共识的基础上让外国读者了解本国信息, 领略本国独特的风土人情和文化魅力。

在认识层面, 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体现出了整体性、体悟性、主客不分性等特征, 而西方文化传统则更青睐概念式、分析性、对象性的思维方式^[2]。前者被称之为“心思维”, 后者则被称之为“脑思维”, 二者间是一种互补, 而非对立的关系。但一直以来, 在翻译实践中, 译者都倾向于使用“脑思维”的方式来对待译事, 这有助于确保意义的“客观性和完整性”, 避免主观臆断而造成的误释。尤其在涉及国家利益的外宣翻译中, 译者更须慎之又慎, 对原材料做出理性的“脑思维”式的分析, 尽量做到事前预防。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在外宣翻译中, 无需使用体悟式的“心思维”。

外宣译者所处理的并非文学作品或科技文本, 而是隐藏着外交意图的外宣材料。李良荣说过:“愈是好的新闻, 就愈善于在内容上贯彻自己的意见, 也愈善于在形式上隐藏自己的意见。这就是通常所谓‘用事实说话’。既有受众所需要的事实(信息), 又有编者的观点。”^[5]用于外宣的材料虽不全是新闻类文本, 但都带有宣传者的一定意图, 其中既有事实, 又有观点, 是主客观的统一体。这正是外宣翻译原文本的“庐山真面目”, 也是外宣译者所追求的意义。所以, 在解读原文阶段, 译者一方面需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 通过理性分析外宣原材料, 提取客观信息, 为读者提供资讯; 另一方面则需深入原文, 用“心”体悟其精神, 领会宣传者的意图, 从宏观上把握原文的基调。而在翻译阶段, 译者同样需要“心”“脑”并用, 原因在于语言反映思维, 汉语重意合(即通过话语意义体现语言单位间的逻辑关系), 而英语重形合(即依靠句法形式体现语言单位间的逻辑关系), 因此译者一方面需借助“脑思维”谋篇布局(剖析意合的原文, 建构形合的译文), 以确保译文在语法上准确无误且符合读者的表达习惯; 另一方面需用“心”, 走进读者的内心深处, 用读者乐于接受的修辞方式传递原文的声音, 争取读者的认同。

总而言之, 和合翻译观所倡导的体悟式的认知方式可与分析性的认知方式互补, 从而实现理想的外宣效果, 而这样的互补本身又是和合的过程。

正如吴志杰指出, 和合翻译伦理观可以概括为一“诚”字, 首先表现为译者的一种“听”的态度。译者的“听”是沉默, 但沉默不一定是没有话说, 而是虚怀若谷, 是尊重与信任, 它一方面要求“放弃自己顽固的解释学倾向及解释学前见, 对自己的能力和权力保持明智的审慎态度”^[6], 另一方面要求相信他人有话要说, 有重要的话要说^[2]。前者是旨在力求译文信息的准确无误, 而后者则相当于乔治斯坦纳所提出的翻译四阶段中的“信任”阶段, 即相信原文或原作者有话说, 且言之有物。总之, 二者均是对原作及原作者表示尊重并承担起对原作的责任, 尽其所能让原作以新的姿态在异国他乡存活并发展。

此外, “诚”还体现为译者同翻译活动中其他参与者之间的伦理关系:1) 对赞助人的义务, 这表现为服从于赞助人的要求, 当其要求与原作相矛盾时, 译者应进行协调; 2) 译作的成败取决于读者, 译者只有想读者之所想, 感读者之所感, 才能为读者提供其喜闻乐见的译文, 获得读者的认可。

和合翻译伦理观观照下的外宣翻译亦不例外, 外宣翻译服务于国家政府, 面向有着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境外受众, 以“树立良好国家形象, 促进国际交流, 帮助建设和谐、多元的国际社会”为最高宗旨, 因此译者必须对同为外宣材料提供者和赞助人的国家政府机关以及外国读者“以诚相待”。具体而言, 首先, 鉴于外宣翻译的特殊性-鲜明的政治色彩, 译者必须坚定自身的政治立场, 倾听原文的声音, 忠于赞助人, 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正确地向外国读者译介本国国情、对外政策和文化精髓, 维护国家利益。同时, 除了熟练掌握原语与译语外, 外宣译者更应深谙本国文化与译语国文化, “在确认自己的文化价值中学会解决处理文化接触问题并与其他文化共建人类文化”^[7], 只有这样才能够在外宣翻译中取得外国读者的认同, 实现让中国走向世界, 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宏愿。当赞助人(国家)利益与读者利益发生冲突时, 译者应担负起“调解员”的职责, 通过协商选择适当的策略, 在二者之间寻求互利的均衡点, 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 满足受众的信息需求。

和合翻译学继承了和合美学的“融突和合”论, 把艺术品看成作者之精神特征与艺术对象之间互动而和合的结晶, 把艺术品的这种“主客和合”“物我相融”的美学特质称为“神”^[4]。在翻译活动中, “神”是译者对译作风格的审美把握, 体现了明显的和合特征^[2]。首先, “神”是形式与内容的合体; 其次, “神”是主观和客观的和合过程^[2]。虽然吴志杰关于和合翻译美学的观点更适用于探讨文学翻译中的艺术性, 但对外宣翻译的美学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需要澄清的是, 外宣翻译虽属应用型翻译, 但同样需要传递美学信息或艺术性, 同样讲究形神兼备, 只不过不同于文学翻译, 外宣译文更为言简意赅, 有一种清新明快的美感与张力, 呈现出一种更为质朴的“神”。

首先, “神”是形式与内容的合体。“纽马克认为, 文本类型是决定翻译方法的前提, 其中呼唤型和信息型文本适用交际翻译, 而表达型文本适用语义翻译。譬如, 高层政治人物的演讲就是属于典型的表达型文本的范畴, 在翻译时应忠实地翻译原作的思想内容, 同时还应保留原作中带有作者个人风格‘印记’的独特搭配、创造性比喻、新奇的句型、意识形态特色、文化色彩成分等语义信息和美学信息, 以保留原作独特的异域情调。”^[3]而对于使用交际翻译的呼唤型和信息型文本则应采用简洁明快的表达方式, 这是由于二者所表达的信息平实直白, 故唯有如此方能有效地发挥各自的功能(呼唤, 告知), 从而有利于读者以最小的努力获取最大关联。可见, 外宣译文的“神”亦非“形”非“意”, 而是形式与内容和合的结晶。

其次, “神”是主观和客观的和合过程, 即译者用“心”体悟、挖掘原作所蕴藏的神韵, 并创造性地将其移植至译文中, 让其在彼处生根发芽。这种主、客观和合孕育“神”的过程并非机械复制, 亦非任意发挥, 而是通过对差异的处理来实现“功能对等”(即使译文读者获得与原文读者相同的感受)。例如, 译者应清醒地意识到:在介绍风土人情的汉语文本中, 华丽辞藻的堆砌给人诗情画意的美感, 但在英译文中, 原文的这种美既不应以相同的方式呈现, 也不应渐行渐远。这是由于译者所面对的是具有不同语言、文化和审美情趣的读者群, 因此, 要解决这个问题, 译者首先必须用“心”去体悟原文的神韵, 再将其剥离原语外壳, 最后在译文中以英文读者所乐于接受的方式(即言简意赅的译语表达)将其重塑。

总之, 外宣的效果以受众的认同为衡量标准, 而要赢得受众的认同, 译者不仅需要谨慎处理传播内容, 还须在译文的“神”上下功夫。

和合翻译文化观, 反对作为文化侵略与殖民手段的替代性翻译, 提倡使用符合文化生态发展之“道”的适度的吸收性翻译^[2]。然而由于意识形态的冲突, 二战后, 西方发达国家, 尤其是英美国家利用其经济和科技的绝对优势, 通过各种议题设置的手段在国际社会上塑造了一个扭曲的、神秘的、甚至妖魔化的中国形象, 给中国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这是后殖民主义文化霸权的表现。对此, 我国政府并非听之任之、无所作为, 而是接力采取各种途径和措施来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收效甚微, 原因在于我们总习惯于用对内宣传的方法来对外宣传, 这一点值得外宣译者引以为鉴。外宣翻译虽以服务本国为宗旨, 但不同于英美国家对中国形象的战略性宣传, 我们意在正名, 追求和谐发展, 而非为了破坏他国的文化系统, 建立新的“以我为中心”的文化霸权。

外宣翻译是一个促进文化信息交流、消除误解和增进理解的过程, 旨在为世界文化的多元发展做出贡献, 其中蕴含了“重视和谐、多元与创生的价值观, 是一种深度的文化生态思想”^[2]。而在今天, 文化全球化日益突出了外宣翻译的重要性, 也无疑给外宣翻译的发展带来了契机。要在对外传播中取得一席之地, 进而在与异国文化的共生中促进全球文化的多元和谐发展, 前提在于让自己被倾听, 被理解, 而要做到这一点, 译者首先就必须以“和合”的态度对待之, 尊重差异, 注重多元, 切忌强势征服。换言之, 外宣译者在输出本国信息与文化的过程中, 既要保留中国特色, 又要尊重输入国在语言、文化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这在实践上则反映为“归化”和“异化”的翻译策略, 这两种译法由美籍意大利翻译家韦努蒂提出, 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德国翻译家施莱尔马赫。施莱尔马赫认为:“译法无非有二, 要么尽可能使作者保持不动, 让读者接近作者; 要么使读者保持不动, 让作者接近读者。”韦努蒂将前者那种抑制目的语文化价值以凸显外国语言文化差异的民族偏离主义的翻译方法称作“异化法”, 而将后者这种使外国文本符合目的语文化价值的民族中心主义的翻译方法叫做“归化法”^[8]。而事实上, 韦努蒂自己也承认, 二者并非绝对的二元对立, 在翻译实践中, 译者通常二法兼用。另外, 需要指出, “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策略均可从能指和所指两个层面进行操作。

外宣翻译的目的在于交流文化, 增进相互理解, 促进共同发展, 因此“文化传真”显得尤为必要。所谓“文化传真”, 就是尽量保存外来文化之洋味, 以使本国读者扩大文化视野, 获得知识和启迪^[9]。

综上所述, 理想的外宣翻译应该是在文化内容上“以我为主”, 采用相对于读者的“异化”策略, 让他们走近中国; 而在表达上则应尊重目的语的语言系统和语用习惯, 采用相对于读者的“归化”法, 主动向读者靠近。如此“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通过读者熟悉的, 喜闻乐见的方式来译介我国文化, 保真度更高, 也更易于为国外受众所认同, 这无疑是一个提倡融合、多元和创生的和合过程。

随着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也日益提升, 各国人民都对中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趣, 他们渴望了解中国各方面的发展动态。这给外宣翻译事业带来了难得的机遇, 同时也意味着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