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 欧洲正面临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难民危机:来自北非、中东的大量难民涌入欧洲, 寻求避难, 令欧盟各国领导人烦不胜烦。难民潮汹涌来袭引发了各种宗教、种族矛盾以及一系列社会问题, 打乱了欧洲人的日常生活。许多欧洲人一直反对接纳难民, 因为在当代欧洲的政治话语中, 文化霸权主义建构起东西方二元对立的话语模式, 包括难民在内的流散群体被视为劣等民族, 他们是没有话语权的“他者”, “以种族主义视角, ‘他者’不是跟我们抢工作的工作狂就是靠我们劳动养活的闲散人员”[1]。来自第三世界的流散人群生活在城市边缘, 他们连同自己的传统文化在西方社会的存在充满了另类、落后等不和谐元素, 破坏了西方社会的同一性。然而, 在这样日渐高涨的主流话语中, 荷兰著名学者米克·巴尔①(Mieke Bal)的文章《食物、形式和可见性:瓜子与日常生活美学》(“Food, Form, and Visibility:Glub and the Aesthetics of Everyday Life”, 以下简称为《食物、形式和可见性》)[2]却发出了另一种声音, 展现了另一幅画面:柏林的外来移民给城市风貌增添了色彩, 种族交界处成为促动艺术活力之地, 充满生命力的第三世界移民占据着城市街道, 象征意义上成为城市的主人, 移民文化改变着当地人的生活习惯, 令西方城市文化风格模糊化……这幅画面不仅描绘了外来人群与当地居民的和谐相处, 而且更强调了第三世界移民、文化对发达国家、城市的影响, 特别是对艺术领域发展的贡献, 从而打破了人们头脑中的刻板印象。进一步说, 巴尔对外来移民现象的理解打破了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政治话语, 模糊了各自的特点及二者之间的界限, 实现了东方-西方、传统-现代、先进-落后之间的通融与转化。
① 米克·巴尔(Mieke Bal, 1946—), 荷兰文化理论学家、评论家、视觉艺术家。巴尔的跨学科研究从比较文学到叙事学到《圣经》研究到艺术史到视觉艺术到文化分析到电影艺术, 著有《人文学科中的概念旅行:粗略指南》(Traveling Concepts in Humanities:A Rough Guide, 2002)、《米克·巴尔读本》(A Mieke Bal Reader, 2006)、《叙事学》(Narratology, 3rd ed, 2009)、《记忆行为》(Memory Acts, 1998) 等, 其中《叙事学》早已引入我国, 也因此巴尔为我国学者熟知。
一、文化分析中的“概念旅行”在《食物、形式和可见性》中, 作者巴尔围绕自己与生活在柏林的伊朗裔艺术家、电影制作人因特卡比(Entekhabi)拍摄的艺术电影《瓜子》(Glub [Hearts]), 阐述了电影的创作灵感、拍摄目的、提出的问题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文章和电影题目中的Glub是个阿拉伯语单词, 意思是“瓜子”“心”“种子”等, 英语中没有这个单词, 让西方人无法识别; 而且, 在近东、中东和北非地区吃瓜子是个日常习惯, 那里的人们嗑食一些炒制的咸味葵花籽、南瓜子和其他种类的瓜子, 而传统西方人没有吃瓜子的习惯。文章聚焦在德国首都、欧洲文化中心柏林, 因此, 文章以瓜子为主题, 关注了吃瓜子这一外国习惯迁移到西方土地后对移民主体及当地人所产生的影响和改变。吃瓜子这一外来习惯成了作者从事的文化分析的一部分, 瓜子这个陌生事物成为作者跨学科、跨文化、跨媒体的研究主题。
文化分析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可以追溯到克里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人类学作品, 格尔茨[3]6自创了一个词语-“详细描述”-命名自己所从事的文化分析工作。格尔茨将细微的、具体的文化事例作为研究目标, 捕捉它们的特征并将其描述为“行为的斑点”“文化的微粒”[3]6, 分析、整理出表意的不同结构, 通过思考构成其在社会生活的多重理论参考框架且赋予其共同的细微话语结构, 从“与微小事物相识并延伸”开始[3]21, 通过详细描述, “搜寻出事物不明显之处的重要意义”[3]26。格尔茨倡导的这种微分析关注事物之间的细微差别, 分析过程拒绝“单薄”“稀疏”[3]12, 或者将分析对象只放在单一的社会历史背景下, 这种方法挑战甚至批判了社会科学的传统概念, 如行为、形象、空间和美感等。
在格尔茨的微分析基础上, 巴尔从事的文化分析将核心问题扩展至通过仔细研读分析对象和方法论的自省, 研究主体和客体当今的立场以及各自与历史的关系[4]13。文化分析中对“文化”的关注, 巴尔理解为“表明学科间界限的省略、模糊, 或从属于将人文学科各个专业联系起来的更广阔的前景”; 而“分析”, 巴尔认为, “强调对现存的文化客体通过历史重建、因果关系的解释和美学观察而进行仔细研究”[4]13。也就是将分析对象与理论概念和社会文化背景联系起来, 而不是将其简化为产生理论概念或者反映社会文化背景的孤立事例。分析对象超越了抽象的和推理的概念知识以及具体的和可靠的背景知识, 在任何单一概念或背景下都无法完全解释它。
巴尔的文化分析理论来源于实践, 同时也在从事、指导着分析文本的实践。实践中巴尔提出了更新研究媒体、文化和学科的跨学科方法[5]47。这种方法将多个个体概念的组合视为它们“相遇”或相关发展的结果。“相遇”代表着艺术和人文领域中不同想法和做事方式的互动。巴尔把概念的相遇过程形象地描述为“概念旅行”, 意在探索概念的灵活性:不同学科对同一概念有着各自的理解。早在1983年艾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6]226提出的“理论旅行”开始, 学者们开始用“旅行”这个比喻描述人文及社会学领域中理论的不断转换、修改、变化, 挑战了理论应该稳定地适用于某个固定领域的传统观念。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7-8]的《旅行和理论笔记》(Notes on Travel and Theory)和《文化旅行》(Traveling Cultures)进一步阐释了理论旅行的概念, 他认为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 “旅行”一词表达了对模糊、不确定的认可, 传递出对理论建构固定位置的切断和颠覆。
巴尔[5]24-25在《人文学科中的概念旅行》(Travelling Concepts in the Humanities)中, 以近些年的热词hybridity(杂交、混杂)为例, 说明了这个概念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旅行”变化过程②。按照巴尔的“概念旅行”理论理解, 文学领域对hybridity的跨学科研究不仅要借鉴其在“旅行”过程中所经过的学科如生物学、语言学、哲学、人类学、建筑学、文艺史等的学科知识, 论述文学学者在文学领域所理解的hybridity, 还要研究其发展变化如何影响文学研究领域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构建和专业发展。在此研究过程中, 跨学科框架下的所有领域都在变化着, 同时也在被改变着-因为其他学科理论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当不同学科因研究hybridity而相遇时, 它们产生了新的知识、概念和理解, 这些新东西在不同文化间传播, 在各文化的不同实践中寻求共同的研究课题。这些变化给艺术和人文学科提出了新的问题, 即如何调整、适应由hybridity而引起的文学领域和各个相关学科的理论基础的变化。
② 巴尔[5]24-25提到, hybridity最初出现在19世纪主张单一种族观点的生物学一个注解中, 后来, hybridity概念传到东欧, 被语言文学理论家和哲学家巴赫金(Bakhtin)用来作为自己对话理论的一个基本元素。再后来, hybridity又在后殖民研究中作为“他者”的思考方式流行起来。hybridity已经成为20世纪60年代法国结构主义哲学家、人类学家和文学学者创造的衍生词, 随后的几十年这个概念在北美的一些学科如电影中运用, 并继续延伸到建筑和艺术史等相距更远的众多学科。
由此得出, 巴尔提出的“概念旅行”是要在各种层面上反思概念的发展、变化轨迹:在单词和概念之间、概念和物体之间、不同学科之间、不同概念之间, 如巴尔所说, “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们行走于不同学科间、学者间、历史时期间, 分散在各地的学术团体间”[5]24。不仅要反思它们的异同之处和各种意义, 更要作为跨文化、跨学科、跨媒体研究文化的一种方法。不同理论背景下产生的概念可以跨越学科界限, 形成当代文化思维更广阔的研究领域; 或者说, “概念从具体的理论框架中凸现, 从自己的出生地走出来, 在文化分析更广阔的领域中变成思考工具”[9]xv。结果, 文化分析成了“寻求创造艺术和人文实践活动相遇空间的领域”, “产生对图像、文本、物体、建筑、实践、手势和动作的全新解读”[9]xv。
二、瓜子的“概念旅行”巴尔对瓜子(glub)的思考是实践“概念旅行”的又一范例:沿着戈尔茨“详细分析”的脉络, 由小见大, “小题大做”, 将分析对象-小小的瓜子-理解为位于多重领域(如城市美学、移民及流散历史及生存现状、种族冲突、文化翻译等)交汇的地方, 使概念在不同学科、不同学者间“旅行”, 将不同的理解带到跨学科的研究背景下, 发出各自的声音, 提出各自的见解。
(一) 城市美学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脚步匆匆, 日常生活的反复、枯燥逐渐磨灭了人们对日常生活之美的感悟。但是, 如果“美学作为日常生活的精神向导, 自有必要来引领一种超越的情怀”[10]39, 那么问题是如何“引领”这种“超越情怀”呢?
在《食物、形式和可见性》中, 巴尔[2]58-59解释说她在柏林有一种不成熟的感觉, 总觉得柏林市中心的街道比别处、比以往更脏, 但同时整个城市却更有活力, 这种活力在柏林的艺术世界表现得尤为突出。随后她发现这种感觉源于遍布市区街道上的瓜子壳, 表明这里聚居着来自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移民。于是, 柏林街头移民吃瓜子、随地吐瓜子皮这种随处可见的现象在艺术家眼里成为挖掘深刻意义的切入点, 巴尔将“瓜子”和“柏林艺术世界”这两个完全不相关的领域联系起来, 将自己这种难以确定的感性认知与含义丰富的具体形象之间无法预测的、模糊不清的穿梭、摇摆, 转化为她所理解的美感, 实现了陆扬[10]39所称的“换个视角审视日常生活中的美学”。
当换个视角审视日常生活时, 这种在常人眼里视而不见但同时又超乎可见的瓜子, 在路人眼里只不过是垃圾、或者仅仅表现出异国痕迹的空瓜子壳, 巴尔却将其解读为一种能够在西方现代大都市想象空间发出美学回声的事物, 证明了“美学并非天生就是高雅文化的专利”[10]39。如果日常生活中的美学“更应当是对日常生活世俗惰性的一种超越”[10]39, “深入最平庸的细节中探隐发微, 发掘最不平凡的异想天开故事”[10]41, 那么巴尔的敏锐观察和深入洞悉超越了日常生活中的平常, 从平常事物中挖掘出深刻意义。移民美学使同一事物在不同眼睛里呈现出不同的风景:充满活力、生机勃勃。
巴尔的移民美学市井生活形象要求读者重新描绘真正的21世纪的柏林, 而不是展现给读者一个头脑中固有的典型的现代大都市形象。这种去典型化的城市形象才正是典型的柏林风格:创建一个前所未有的开放性的多民族多元文化, 抛弃种族中心主义心态, 由多个种族、民族和文化同时创建。这种柏林风格也是德国、西欧, 甚至整个西方的风格。以西方为主导的文化概念时刻都在改变, 连柏林当地人都会不可思议地发现自己身处别地。在柏林街头可以感受到墨西哥、摩洛哥、埃及、韩国的文化氛围。作者眼中的城市避开了西方现代大都市高楼大厦林立的传统形象, 质疑了西方城市中心的可识别性, 模糊了第一世界发达的大都市与第三世界欠发达地区的界限、当地人与外来移民或游客的界限。柏林文化的多元化也预示着人类文化构成的普遍趋势。
(二) 流散阿拉伯语glub对应的英语单词是seeds, 除了“瓜子”之意, 这个词还有“种子”的意思, 因此, glub显示出生命力, 具有生存、发展的潜力。在希腊语中, “种子”的意思是“耕种、散落”, 这种迁移含义可以使glub作为一个语言和视觉的比喻:种子通过不经意的传播在异国土壤生根、发芽、成长、繁殖。这种特点很容易将种子与当今人文学科热门的学术理论术语“流散”(diaspora)③联系起来。
③“流散”最初指的是《圣经》中记载的犹太人被迫遣散[11]266, 现在可以广泛地用于亚美尼亚人、非洲人和其他三十多个民族群体的迁移和被殖民化, 虽然有些已经不再是被压迫的对象[11]266-267。流散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 至今方兴未艾。
《食物、形式和可见性》中, 作者将瓜子/种子的播种、散布的比喻意义发展成为“流散”概念, 表达了流散人群像种子一样散布和生长。以种子作为比喻探讨流散话题, 反映了民族主义的中心问题:种子可以生根发芽, 长成参天大树; 但树木纷繁的枝叶共有一个根系; 种子可以在不同地域生长, 但它们可能属于同一物种。当今世界, 随着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工作、学习、婚姻、探亲、旅游等原因, 长期、短期离开自己的祖国, 处于一种广义上的流散状态。移民、难民等流散群体已不再是少数人, 流散也不再是特例, 迁移已经成为后现代世界的一种现象、载体, 是全球化的一种方式。那么, 同根同源的出身在日渐混杂的社会身份形成过程中会激发怎样的文学想象?流散主体和流入社会在现代社会大规模的流动中会产生怎样的变化?
许多学者主张, 在看到流散群体离开故土的共同点的同时, 不应过分强调他们共有一个根系的事实或者一味寻求他们共同的流散背景和特质。例如, 保罗·吉尔罗依(Paul Gilroy)[12]反对这种“种族绝对主义”的流散概念, 在《黑色大西洋》(The Black Atlantic)中他指出, 虽然“流散”与“混杂”“异质”“混血”“多文化”等其他许多关键术语一样, 也伴随批判殖民主义者-被殖民者、白人-黑人、西方-东方等二元对立现象出现, 并在殖民话语中流行、传播, 但是, 更应该看到的是流散群体身经百战, 他们曾经历过矛盾、对抗、迁移和多重跨越, 在复杂的流散过程中发展形成了各自的特点, 在文化、语言、种族和民族等方面表现出混杂和异质, 并跨越了以这些方面为标准所界定的国家和民族群体边界。流散含义上的变化对文化认同、权力关系、跨(多)文化、民族主义等提供了新的见解, 所以, 吉尔罗伊[13]将流散看作“将文化、历史归属机制问题化”的概念, 它“打断了以地域作为确定身份的决定因素”的惯例。也就是说, 日渐流行的流散话语在跨文化迁移、种族关系等方面引发新的意义。
《食物、形式和可见性》探讨了新形式的跨文化如何在种族、身份等方面改变对文化认同的理解。作者根据来自突尼斯的移民Tarek的话语-“你知道我们这些人/没什么事情做, 就有了许多闲工夫, /于是买瓜子吃, 打发时间……/这成为一种传统/与家人一起吃瓜子/晚上有时全家人一起度过/感觉非常好”-指出, 吃瓜子打发时间反映了移民群体的生活状况[2]62, 触及到阿米尔·慕弗提(Aamir Mufti)[14]总结的“现代社会中少数民族的存在”的主题。当今欧洲国家的外来少数民族生活在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存在差异的环境中, 他们以边缘、另类的方式与当地人共享着西方社会, 时间上代表着所谓的现代之前的时代, 空间上占据着边缘化的位置, 他们此时此地没有完全融入现代西方社会。在荷兰, 一位政客将街上闲逛的摩洛哥年轻人称为“街道恐怖分子”, 要求政府对他们采取相应措施; 在法国、德国和英国等西欧多国, 头巾事件数十年持续上演④……
④ 从20世纪80年代起, 在法国等欧洲国家, 不断有来自中东、北非等国家的移民女学生由于佩戴穆斯林头巾而被学校开除, 引发穆斯林群体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欧洲政治话语一直关注外来移民带来的文化冲突和社会问题。作者没有随波逐流, 而是将移民生活重新背景化, 用当代欧洲主流政治话语以外的其他语汇构想了移民生活:以城市生活为背景, 移民的生活充满了活力, 他们具有正能量, 虽然受制于全球政治、经济秩序, 但也能一定程度上以自己的方式享受着生活。以此脉络, 作品批判性地在西方主流话语中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追踪了与全球化方向相反的细节事例, 将移民、流散这个普遍认为充满负面含义的社会现象理解为丰富西方日常生活、活跃人文艺术世界并为现代大都市面貌增添色彩和现代性典型形象的事件, 为当今的移民重新树立了一种属于西方现代历史的主体性, 他们正在由西方现代历史的客体变为主体, 从边缘走向中心, 从东方走到西方, 享受着瓜子, 享受着街道。
(三) 文化翻译“翻译”, 即translate, 《朗文英语字典》(Longman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1984) 是这样定义的:从一处到另一处、从一种情况到另一种情况的改变、转化、变动。也就是说, “翻译”不仅指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 也可以广义地理解为任何事物之间的转化、转换, 即“翻译早已经超越了其简单的语言文字上的转换功能”[15]5。学者们普遍认可翻译不仅是简单的从源语言到目标语言转化的语言重建过程, 更是文化含义的重建[16]。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Homi Bhabha)认为, 文化翻译的作用在于对文化进行定位, 我国学者王宁[15]5在此基础上, 将巴巴的单数的“文化”改为复数, 将此作用扩展为“对全球化时代的不同文化进行重新定位”。就像解构主义理论家希利斯·米勒(Hillis Miller)所言, “在某种意义上, 即使一部作品被属于另一个国家和另一种文化的人以原文的形式来阅读, 但它毕竟还是‘被翻译’, 被移位、被转载了”[15]8。无论是巴巴的“定位”、王宁的“重新定位”, 还是米勒的“被移位、被转载”, 他们都注意到了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运动状态, 但是不容忽视的是, 这种运动状态不是简单的从一处到另一处的位移, 本文所关注的更是地理位移发生后事物产生的种种细微变化及其影响。
《食物、形式和可见性》注意到当地德国人也在逐渐形成吃瓜子的习惯。柏林某坚果店的老板Changizi说道:
他们(顾客们)是谁?/穆斯林和德国人/他们……怎么说呢……/介于两种文化之间/他们发现我们如何适应新的文化, 享受地/坐在一起, 聊天、嗑瓜子/他们领会到其中的独特意义, 那种感觉……/于是, 他们买上200~300克/然后整晚坐在电视机前吃瓜子[2]66
上述话语表明, 一方面, 吃瓜子这种习惯成功地融入了柏林, 坚果店吸引着外来移民和当地人顾客群; 另一方面, 这种习惯在逐渐本地化时也悄然发生了变化:消费地点由公共场所转移到私人空间, 传统的休闲方式为当地年轻人所接受, 成为柏林城市街头“时尚”“花哨”“火爆”等面貌的一部分[2]61。
上面种种变化令人想到了沃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著名的文章《译者的任务》(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17], 保罗·德·曼(Paul De Man)[18]将此题目理解为“翻译者的失败、放弃”。对于本杰明和德·曼来说, 翻译构成了既无法简单回到原始形式也无法完全发展成为全新的事物; 或者说, 翻译形成的新事物尽管不再是原始形式, 却与原始形式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上述引文的“怎么说呢”表明, “介于两种文化之间”是一种将移民和嗑瓜子的习惯重新背景化的做法, 是一种翻译, 它重新定位了外来移民与自己源文化和当地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借鉴本杰明和德·曼提出的翻译理论必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移民后发生变故的“新生活”既不能完全回到原始状态, 也无法原封不动地呈现在新的环境中; 翻译超越了它所发生的两个框架, 将其他时间和地点与此时、此地缠绕在一起:空间上, 将柏林与中东、北非等地区联系起来; 时间上, 唤起了当地外来移民的移民史。
当今社会, 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其他国家文化的影响, 许多文化现象从一个国家移植到另一个国家。然而, 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移植不是简单的地理意义上的位移, 而是经过了增加、删改、变化等一系列的动作之后逐渐形成了具有本土特点的外来文化。在中国随处可见的美国快餐不仅在食物品种上增加了中国特色产品(如老北京鸡肉卷), 而且更为普遍的是快餐放慢了脚步, 有时成为午后休闲的小聚场所, 有时是年轻人生日派对的地方, 有时成为游客歇脚补充能量的地方, 有时是孩子们嬉戏娱乐之处……就像德国本地人在自己家里这样的私人场所享受着外来的本属于公共场所的瓜子一样, 中国人以自己的慢速度享受着美国快餐。
三、结束语《食物、形式和可见性》将glub置于多重理论框架中解释, 在不同地域“旅行”, 受到不同学科领域理论的影响, 其本身的意思和实用价值具有了不同的意义, 在不同的学术背景下呈现出动态、多变的特点, 总之, 它变得复杂了。其中, 每个领域都贡献自己领域的一层意义, 无论是glub发生的主体(外来移民)、还是其影响的客体(当地人、游客), 与此相关的任何一方都能在此找到属于自己的那层意思, 而这些意义最终也无法穷尽所有的理解。由glub引发的概念旅行表明文化分析中定义相对固定的学科基本要素如方法、对象、领域等在不同学科研究中需要进行不断的调整、改变。当某一概念跨越学科界限后, 研究者需要考虑研究客体对当前社会形势产生怎样的影响。进一步而言, 当研究客体变为影响社会发展的主体时, 产生的社会意义渗透进我们所说的“文化”, 这时, “文化”成为新旧意义交流、互动的平台。在这一系列动态过程中, 概念旅行最终影响社会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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