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支强有力的力量。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最新发展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其成功内含道路、理论体系及制度等方面的成功, 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 在当今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 也对其他国家, 包括发展中国家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尤其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 因为它们与中国一样, 属于同一发展梯队。进一步的分析表明, 近年来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关注, 首要的因素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实践层面取得的巨大成功。这不仅使中国社会所蕴藏的生产力呈现井喷状态, 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质量, 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 加快了中国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军的步伐, 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而且给其他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摆脱贫困, 走向富裕的典范。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意义进行了概括:“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

认真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经验, 一方面, 可以进一步加深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容、实质、主体特征、演变过程及意义等的理解, 增强我们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不断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自觉性和历史担当意识, 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建设事业往纵深发展; 另一方面, 可以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走出国门, 直面世界, 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减少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 从本国国情出发使经济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实现快速、稳定及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启示。

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

社会主义能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我国对于这一问题的集中思考缘起于反思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现实世界中遭遇到的失败及我国采用单一计划经济体制所带来的弊端。作为社会主义的“老大哥”, 前苏联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毕竟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 这是从理想到现实的巨大转变, 其中面临的复杂局面及相应的解决路径难以预测。针对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局面, 前苏联在列宁的带领下采用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走上了一条反对市场经济、消灭商品、消灭私有制、推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道路。虽然这一大力发展计划经济的政策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了一定的功能, 但它破坏了劳动人民的积极性, 随着时局的变化越来越不合时宜, 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力, 后来列宁及时纠正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改为采用“新经济政策”以允许一部分市场元素存在, 这一新政策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可惜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再次回到了拒斥市场经济的老路上, 以更加单一的、高度发达的计划经济作为社会经济的唯一运行模式。

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 主要依据苏联模式来建设社会主义。在通过一系列公私合营等手段后, 在确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也逐步建立了以国有制和准国有的集体所有制为主导形式的公有制, 资源采取国家统一分配, 基本上取消商品的自由生产及流通。作为效仿苏联的产物, 计划经济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对于巩固红色政权、巩固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以及恢复在战争中停滞不前的社会生产力都有积极的作用, 但是其固有的弊端随着我国生产力的进一步复苏、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经济成分的不断复杂化开始显现出来。1958年出现的“人民公社化”现象、“大跃进”现象及1966—1976年的“文革”等, 使我国的经济发展陷入空前的危机状态, 直到1978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后, 国民经济的发展才又步入正轨。

中国依靠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的道路经历了风云变幻的国内外政治气候。苏东剧变使东西方阵营的人们开始思考同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其发生?人们对苏东剧变原因的追问又引发了对另一个关键性问题的思考:为什么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大峡谷”而建立社会主义政权, 但却无法建设好社会主义?其中又牵涉到对如何定位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思考:社会主义制度是否天然地排斥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否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代名词?作为一种根本政治制度的社会主义能否与作为一种经济运行的机制, 而非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专属经济模式的市场经济和谐共处?

围绕着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思考, 中国的经济改革在实践中进行摸索。中国的经济发展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套用, 也没有相关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 各方面的不确定因素太多, 新的挑战与风险不断涌现, 这些已经远远超出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话语解释体系。除此之外, 还要面对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攻击, 只能怀揣对中国经济改革道路的自信, 一切从实际出发, 依据现实状况稳步前行。随着经济改革实践的日益深入, 有些人在思想层面产生了疑虑,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是“姓资还是姓社”?面对诸如此类的疑虑与担心, 邓小平通过一系列讲话澄清了一部分人在认识上的误区, 表达了对坚持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两者相结合的信心与决心。他在1991年初视察上海时指出:“不要以为, 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 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 不是那么回事, 两者都是手段, 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2]364他又在1992年视察深圳、珠海及武昌等地时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 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367邓小平的这些讲话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打破了一部分人对市场经济的偏见, 为我国推进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清除了思想障碍。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规定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至此,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一经济改革的基本原则在我国得以正式确立, 我国在正确看待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方面走在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前列, 同时也为其他生产力相对落后的、非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结合本国国情选择经济运行模式的范例。罗马尼亚的尼·莫兹戈雷亚对此评论道:“中国领导人把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和经营原理的经验结合在一起, 使中国走上了欣欣向荣之路。”^[3]时至今日, 一方面, 我国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市场机制的优点相结合这一做法在实践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另一方面, 基于实践基础之上凝练而成的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日臻成熟。

二、“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相结合

从具体的操作层面来讲,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其表现形式之一即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职能与市场对资源的自由配置相结合。亚当·斯密将市场称为“看不见的手”。如果放任市场这只“无形之手”, 资源配置一切依靠市场, 也就是说包括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在内的全部社会经济生活, 都受市场供给和需求的自发调节和支配, 那么就会陷入“市场万能论”。“市场万能论”是早期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基本信条, 这一信条已经被历史上资本主义世界频发的经济危机所打破, 坚持“市场决定一切”便会导致市场最终的失灵、失范、无序状态。与“无形之手”的称呼相对应, 如果将政府称为“有形之手”, 那么过分推崇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设计、规定, 就容易陷入另一个极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 就会导致经济缺乏活力及自由度。既然全然依靠市场这只“无形之手”和全然依靠政府这只“有形之手”都行不通, 那么只有实施两者的有机结合才是一条促进经济发展的正确路径。新加坡学者陈惠华指出:“毫无疑问, 国有化的做法永远都不能轻易采取, 但是, 真正的自由市场实际上也不可能存在。现实世界总是介于两者之间, 因此必须通盘考虑。”^[4]

中国的改革总体上走的是一条温和、稳健、渐进的道路, 包括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及文化改革等, 其中的政治改革最为谨慎, 因为我们并不希望我国的改革像苏东地区原有社会主义国家那样最后变成了改向, 而经济改革相对于其他领域的改革而言步子要迈得更大、更快一些, 这与我国迫切地希望在短期内尽快缩小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有关。在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 我国经历了一个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认识过程。回顾历史可以看到, 党的多届全国性代表大会都涉及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探讨。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改革的根本性问题是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要注重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在确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 提出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再次强调了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一点。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同时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等。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了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决定性作用, 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2017年党的十九大再次强调了必须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从以上中国共产党的多届全国性代表大会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论述可以看到, 由于我国在建国初期曾经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采用苏联单一的计划经济模式, 以致我国在经济改革的过程中, 一直比较重视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对经济运行的调控与管理, 这种调控与管理是多重性的, 既包括宏观领域又包括微观领域, 而另一方面对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的放开则相对保守, 是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从以往的实践经验来看,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明显, 对经济的管理权限过大, 导致出现了很多问题与隐患。值得一提的是,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 市场在资源配置领域由过去的“起基础性作用”转变为“起决定性作用”, 这一语词的转换表明了我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尤其是经济改革的决心, 也说明我国在处理“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 即市场与政府这对关系上的重大的立场调整。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 政府由“主导型”向“服务型”转变, 通过简政放权、减税让利等途径, 使市场有更多的自由发展空间。在此基础上, 政府可以通过更多的间接管理、区域性调控及定向调控等方式来更好地发挥自身的作用, 特别是致力于政策性服务及一些基础性服务, 协调、统筹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为市场进一步发挥自身的力量营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 同时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加强法律、法规等对自由市场的制约, 使市场经济的运行更加规范、有序。

中国在如何有效地使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方面的成功做法对亚、非、拉其他发展中国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尤其在拉美世界具有广泛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 拉美地区很多国家盲目崇拜“欧美模式”, 希望通过完全自由化的市场来快速发展经济, 结果纷纷掉进了“拉美陷阱”, 丧失了对市场经济的驾驭能力, 导致出现通货膨胀、失业率增加、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委内瑞拉前规划与发展部部长费利佩·佩雷斯指出:“我认为邓小平所倡导的改革开放是一项很好的决策, 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向市场开放, 因为单靠计划经济已经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了, 这和当年列宁曾经倡导的新经济政策具有同样的作用, 可以进一步发展社会的生产力。如果仅仅依靠实施中央计划经济, 把包括人们日常生活在内的一切事物都规定好, 这是令人难以想象的, 无法真正地促进经济的高速发展, 而市场则更为灵活。如果企业被当地的政府所掌控, 这些企业就缺乏自主性, 而中央政府是不可能直接掌控小企业的, 我们应当将政治力量和经济运行结合起来。”^[5]此外, 古巴的现任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也多次表示要学习中国的经济改革经验, 为古巴现在正在实施的计划经济体制增添活力。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 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其经济改革经验对古巴更具借鉴意义。

三、公有制经济与其他所有制经济相结合

除了注重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相结合之外,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另外一大亮点是走出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误区。无论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乌托邦式的情怀寄托还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设计, 或者是已经在现实中遭遇失败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 都将单一的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 人们也由此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体特征。实际上, 这一认识是存在一定偏差的, 如果照搬经典, 有可能导致“一刀切”现象, 导致教条主义盛行。根据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状况, 一方面, 我国目前的历史定位是正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离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的共产主义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需要将过去被计划经济所束缚的生产力解放出来, 尽快弥补经济短板, 以公有制经济之外的其他多种所有制经济, 包括私营、合资、外资等促进市场经济的更好发展; 另一方面, 面对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领域各种经济成分鱼龙混杂的局面以及信息化、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风险容易蔓延等特点, 应当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 让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重要资源由国家来掌控。实践已经证明, 目前采用的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符合我国的具体国情, 在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成功地抵御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及随后演变成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西方学者奈特·温斯特认为, 中国之所以能在资本主义世界危机中做到“独善其身”, 关键在于国家更为直接和有效的调控, 而中国之所以能够运用这种直接的调控, 是因为中国的国有经济和计划调节并没有完全被私有制和市场化所取代^[6]。

我国在对公有制经济与其他所有制经济相结合这一问题的探究上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公有制与市场能否兼容、如何兼容、公有制与其他所有制经济如何保持和谐等问题, 我们在实践过程中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来进行摸索, 同时也在理论层面不断地坚持创新。回顾过去, 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这一过程同时也是我国经济制度变迁和社会结构重建的过程。在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之后, 我国绝大部分的集体工商业都已经转为国营, 剩下的少量合作店、合作组也基本上只是保留了形式, 实际上都归国营企业统一核算。此后的“文革”期间, 在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形式的推动下, 一方面, 非公有制经济被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 另一方面, 片面强调全民所有制的优越性, 低估集体所有制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 混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界限, 认为公有制的范围越大越好, 公有化的程度越高越好。到1978年, 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全民所有制企业占77.6%, 集体所有制企业占22.4%, 其他经济成分基本为零^[7]。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们国家开始致力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鼓励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方针。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制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 要求在坚持以公有制为基础、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指导下, 建立“三个制度”与“两个体系”。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并提出了包括调整所有制结构、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等各项内容在内的具体措施。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继续强调要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经济制度, 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全面深化改革要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 而在布局经济体制改革时, 首先是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此外还特别提出, 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这里所说的混合所有制经济, 从宏观层面上可以将其理解为既包括国有、集体等公有制经济, 也包括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 还包括具有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成分的合资、合作经济。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国已经把建立混合所有制作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

改革开放至今, 一方面, 公有制经济一直对经济发展起到了主导作用, 主要的贡献来自国有企业, 当然, 有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存在低效、亏损、资产流失严重等问题, 通过实施以“抓大放小”为主要原则的改革战略, 国有企业的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功, 提高了生产效率, 实现了资产重组, 并逐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 使国有企业的发展更加规范、更加有持续的张力; 另一方面, 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 成为了公有制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 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我国主张的公有制经济与其他所有制经济相结合的观点, 已被历史证明是应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经济环境的正确策略。这一点对其他发展中国家, 尤其是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启示作用。

四、小结

综上所述, 通过认真剖析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相结合及公有制经济与其他所有制经济相结合这三大方面取得的经验以及这些经验对其他发展中国家产生的正面影响, 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过程中经历的艰辛及通过这种艰难摸索取得的伟大成就, 有助于提升我们坚持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心。当然也应当看到摆在面前的新挑战:在当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仍处在“新常态”, 即在保持30多年的高速增长状态后有所减缓。经济“新常态”的出现并不表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丧失了其历史必然性与先进性, 而是说明它遇到了更严峻的挑战, 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换挡期”, 需要调整原先的产业结构, 尽快寻找到新的发展引擎与经济生长点。从国际的发展状况来看, 处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发展整体呈现下滑的趋势, 而我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以出口导向型为主, 因而受到国外市场萎缩的极大影响。从国内的发展状况来看, 我国过去长期作为“世界的工厂”, 依靠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从事代加工, 现在新的状况已经形成,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 人口红利正在逐步丧失, 虽然伴随“二胎政策”的实施与推进, 这一趋势将在未来有所减缓, 但是新老人口交替的周期较长, 还面临许多不可预测的风险。这两大因素加上其他诸如生态环境治理成本加大、自然资源日益紧缺等因素, 导致我国经济发展或将在较长的时间跨度内处于稳定增长期, 而非快速增长期, 因而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找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公有制经济与其他所有制经济的最佳结合点, 使它们之间的定位更加符合当下的世情与国情。相信不断自我创新、自我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在全新的“后十九大时期”大力推动我国早日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并在此过程中, 全面开启其他发展中国家效仿中国经济运行机制, 获得本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