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美国华裔文坛, 谭恩美是一个不能不提的名字。作为美国华裔文学的后起之秀, 她的作品充斥着强烈的母女情感, 讲述了一个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深受读者喜爱。处女作《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更是经久不衰, 获奖无数, 让她在美国主流文学界获得了一席之地。小说《喜福会》由许多小故事串连而成, 用七位叙述者的声音以四对母女的故事为经纬, 生动描述了母女两代人之间的矛盾情感, 讲述了母亲们在旧中国遭遇的风雨沧桑和女儿们作为美国华裔在两种文化的压力和张力下遇到的烦恼。国内外的批评家主要从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散居族裔理论、叙事学等角度分析作品中体现的母女关系主题, 母女两代人对族裔身份的追寻和文化冲突与融合。也有学者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分析作品中的女性与自然的关系, 认为无论是母亲还是女儿都无法逃离被父权制社会剥削压迫的命运, 被排斥在美国主流文化之外。近年来, 随着生态危机的显现和学者们对生态的关注, 生态文学批评研究已成显学, 这也为华裔美国文学批评提供了新的视角, 更加多的学者关注到了美国华裔作家写作中所彰显的生态意识。本文从生态批评的角度, 对《喜福会》中体现的东方生态思想, 精神生态下人与自我的关系, 文化生态下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进行文本分析, 旨在揭示谭恩美作品中体现的和谐生态观。

生态问题是人类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20世纪中叶以来, 自然环境的破坏以前所未有的严峻形势不断对人类提出警告, “生态危机”由此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这一危机引起了人类对自身与自然关系的重新思考并在20世纪晚期形成了一股思想文化潮流, 引发了全球性的生态运动。在这种背景下, 文学批评领域的“生态批评”应运而生。“生态批评”(Ecocriticism)通过文学文本考察文明与自然的关系, 它不仅要解救作为人的生存环境的大自然, 而且还要还人性以自然, 从而解决人的异化问题。“生态批评”众多定义中, 最被大家所接受的是美国生态批评的主要倡导者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的定义:“生态批评是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的批评。”^[1]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 生态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文学和文化研究来重审与探讨人类和自然的关系, 使人类更加了解自己所面临的生态困境, 并懂得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按照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的定义, 人们容易误以为生态批评的研究对象仅可以是赞美大自然为明确主题的随笔散文或环境文学作品, 但实际上, 任何文学作品, 只要涉及生态主题, 都可以作为生态批评研究的对象。正如生态批评创始人之一的劳伦斯·布伊尔认为生态批评研究的文本“应该隐含环境是动态的过程, 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存在的理念”^[2]。而中国生态批评先驱鲁枢元先生更是认为“人不仅仅是自然性的存在, 不仅仅是社会性的存在, 人同时还是精神性的存在”^[3]。在此基础上, 他“根据人类的三个知识系统, 将生态批评中的‘生态’划分为人与自然关联的自然生态、社会与自然关联的社会生态及精神与自然社会关联的精神生态”^[4], 并将其一一归入生态批评的研究领域, 为生态批评的研究开拓了新的方向。可以说, 如今的生态批评不仅关注了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 还触及了英美文学史的各个方面。作为美国文学分支之一的华裔美国文学主要关注华裔的生活和境况, 身份属性的建构, 中西文化冲突和融合等, 对自然、生态和环境的描述不太明显。但是随着生态批评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华裔美国文学作品中体现的生态思想, 挖掘出“作者以及华人对自己生存状态的关注、忧虑等事实, 反映出在中国出生的前辈和在美国成长的后代们对待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居住环境和存在空间之间关系的不同思考和态度”^[5]66。本文从生态批评视角切入, 以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作品《喜福会》为研究对象, 探讨作家在作品中体现的生态思想。

“自然”是一个生态批评领域里无法回避的词。英文中的“nature”是指一种“纯粹的自然”, 即客观的自然, “人之外的那个在时间空间中存在的物质世界, 一个非人工的、自然形成的实在的世界, 即‘自然界’”^[6]9。欧美文学一直把自然作为表达的重要主题, 美国文学从早期作品开始就有了对自然观念的领悟。如爱默生的《自然》和亨利·梭罗的《瓦尔登湖》, 在这些作品中读者可以感受到自我与大自然环境的融合, “自然环境在美国文学中不仅仅是纯粹而简单的地理环境, 而且被赋予精神上的意义”^[7]。而汉语的“自然”则涵义广泛得多, 具备了“天道”的属性, “它是无限的、拥有生机的、拥有自己的意志与目的的、化生外物的, 与人浑然一体的绝对存在”^[6]8。“天人合一”的整体生态观, “道法自然”的生态平等观, “物我同一”的生态伦理情怀和仁爱万物的生命关怀自成体系。此外中国的天人合一不是从被动角度来认知世界, 而是认为人与自然、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思维规律与自然规律有其近似性和统一性, 可以说东方的生态哲学涵义更广, 内涵更深邃。谭恩美出生在一个华人移民的家庭, 父母是第一代华人移民, 在谭恩美的成长过程中, 严苛的母亲给予她的喜乐悲怨, 以及曾经讲过的中国民间故事、鬼怪迷信、宗教信仰等, 对她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并折射到了她的作品中, 使她的作品富含东方生态哲学思想。

在《喜福会》中, 谭恩美多次运用“风水”和“五行”学说构建隐性环境文本。风水和五行理论是中国传统文化之一, 与中国人的生活密不可分。有西方学者认为风水说是一种“宇宙生态学”, 是“强调人与环境关系的哲学”^[5]69。而现代研究则表明风水学是一门自然科学。其宗旨是“审慎周密地考察、了解自然环境, 顺应自然, 有节制地利用和改造自然, 创造良好的居住与生存环境, 赢得最佳的天时地利与人和, 达到天人合一的至善境界”^[5]69。可以说, 风水说是中国古代生态思想的反映。

《喜福会》的母亲们出生成长于中国, 自小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对中国的风水理论深信不疑, 在生活中特别注意用风水来趋利避害, 顺应自然。四位母亲之一的顾映映出生于名门, 从小娇生惯养, 不幸的是她嫁的丈夫吃喝嫖赌一无是处, 映映被迫离家出走, 自食其力, 靠自己的努力逃出了那个埋葬女人一生的婚姻坟墓。之后她跟第二任白人丈夫来到美国, 生下了一个女儿, 在女儿丽娜的眼中, 映映有一种天生的才能, “她能在一切事物中预测到灾难的预兆”^[8]94。在他们搬了新家后, 映映对新家很不满意, 认为新家风水不好, 失去平衡, 因为这个房子建在陡峭的山坡上, 刮起的强风会把人的力量都冲毁。而公寓的过道则太窄, “就像一道被卡紧的咽喉”^[8]96, 厨房的结构也不理想, 辛苦赚来的钱都会被马桶箱冲走。在映映看来, 新家无论是在地理位置还是内部结构上都犯了风水大忌, 由此她一天到晚忧心忡忡, 想方设法地改变其不好的家居风水。传统风水观讲求“趋吉避凶”, 讲究了解、利用、改造和顺应自然以达到平衡。映映深谙此道, 她千方百计地趋利避害, 对新家进行调整和补救以达到风水“平衡”。首先重新整理家具的摆放位置, 其次重新布置女儿的卧室。映映对自家风水有限的改造并没能挽救这个家庭的颓势, 而她的痛苦也无处诉说。映映按照自己熟悉的中国文化的处事方式试图去改变和适应环境无果, 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华裔在异域他乡生存的不易。

另一位母亲吴素云则是对中国五行理论笃信不疑, 并且在生活中用“五行”来平衡周围的人。中国传统的五行理论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包括金、木、水、火、土等五个元素, 每个元素有自己不同的特征, 世间万物都由这五种元素相生相克而产生。在吴素云看来, 人也是由这五种元素组成, 精美的爸爸“火”太盛所以脾气太暴躁; 而精美则“水”太多, 做事没长性; 许安梅则“木”太多, 容易听信别人缺乏主见。根据五行理论, 每个人的五行缺陷是可以弥补的, 比如可以象征性地加上或移走某一元素。龚琳达出生在山西汾河岸边, 幼年时被送到地主家做童养媳, 每天服侍公婆和丈夫, 挨打受骂。由于丈夫的性无能, 琳达一直不能受孕, 于是婆婆就找来媒婆查找原因。媒婆询问她的生辰八字和五行后, 认为琳达本是五行缺金, 结婚后婆家给了太多金手镯等金器致使她五行俱全所以怀不上孩子。于是琳达的婆婆顺理成章地把她的金银首饰全部收回, 琳达也趁这次机会开始打定主意逃出这个婚姻的牢笼。尽管琳达对自己生不了孩子的原因了然于心, 但是她对五行理论或多或少还是接受的, 来到大洋彼岸后她曾经对女儿说:“看我现在戴的金首饰。我先生了你的两个哥哥之后, 你父亲就给我买了这两个手镯。接着, 我便有了你。”^[8]64琳达认为正是由于自己缺金所以生了男孩, 戴上金手镯平衡了后就生下了女儿。

中国传统文化深扎于母亲们心中, 当生存环境不利自身时, 她们借助于中国文化, 想法设法来改造环境以适应环境。传统文化以崇尚自然、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存为基础, 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而风水、五行、属相和命理等中国传统元素, 也赋予了四位母亲无形的力量, 让她们挣脱不幸, 将苦难的过去演变成为智慧的启迪和行动的力量, 这也是谭恩美在《喜福会》里体现的东方生态思想之一。

除了自然生态, 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是生态批评关注的另外两大焦点。不同于自然生态, 社会生态强调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 精神生态关注的是人与自己内心深处的深层关系。人需要有一个精神支撑、情感寄托、心灵归宿的健康精神生态环境, 也需要有一个和谐共处的社会环境。人类的精神生态包括了“人性、良知、道德、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等等意识要素或者说精神状态, 还包含了人类的信仰、理想、感悟、追求、憧憬、反思等内涵”^[3]。这些精神状态是非静止的, 容易受外围环境的影响。外界任何一个要素发生了变化都会对人类的精神生态系统进行干预, 而人类精神生态系统任何一点的偏失都会引起其失衡甚至崩溃, 这就是精神生态危机。在《喜福会》中谭恩美也关注到人与自我关系的失衡与和谐, 即人与自我的精神生态层面。

《喜福会》里的四位母亲都是经历过各自苦难的人, 在对自我关系的处理上也各异。顾映映幼年时, 家境优越, 有一年中秋, 全家在太湖上游船赏月。晚上, 明月映照湖中, 映映俯身向着水中月时不幸失足落水, 之后被救起却发现自己已经与家人失联。映映当时感觉到莫名空虚和恐慌, 觉得自己被遗弃了。之后她看到戏台上的“月亮娘娘”正唱着哀怨的曲调, “我们都失却了自己的世界, 再也无法把它唤回”^[8]70, 这是映映第一次迷失自我, “把自己给弄丢了”, 她迫切地希望自己能被找回, 从而回到家和社会之中。在被家人找回后, 映映却始终觉得:“我至今不信, 找到的那个女孩就是我。”^[8]71这是映映对自我身份的不确定, 对自己模糊不清的位置的担忧。这种不确定更体现在映映的美国的生活中。映映在进入美国时更改了姓名, 变了出生日期, 丢失了在中国的旧有身份, 初到美国时眼神惶恐; 到了美国后, 由于不懂英语, 跟丈夫女儿之间都无法正常交流, 经常保持沉默, 将真实的自己隐藏起来, 无法建立起自己新的身份。映映所谓的能预测灾难的能力使得她经常紧张兮兮, 更糟糕的是当她怀了儿子流产后, 映映的精神彻底崩溃, 只能终日躺在床上, “像个活死人似的, 毫无知觉和思想”^[8]103。由于不能正确处理人与自我的关系, 映映的精神生态处于失衡状态。映映的精神崩溃根源在于映映对于自我身份的迷惑, 不知道“我是谁”。映映在美国一直缺乏归属感, 她童年时的期望“希望能被找回”, 不仅是她的心声同时也是所有华裔的心声。

而另一位母亲龚琳达则较好地处理了人与自我的关系。琳达是个童养媳, 在家庭遭遇洪灾变得一贫如洗后被父母送到指腹为婚的夫家, 遭受冷眼指责。在举行婚礼的那一天琳达意识到“为什么我的命运要让别人来决定?为什么为了别人的快乐我就得献上自己?”^[8]49同时自问自己还能保持同一个“我”吗?在暴风雨的天气下, 琳达看到路人四下逃窜, 感觉到了风的力量, 它可以令人喜也可以令人悲。在这一刻, 琳达的自我开始萌发, 她看到了镜子中的自己是那么健康、纯洁, 在内心深处保留着对生活的期盼和顿悟, 那是外人不能掠走的。琳达觉得自己就像那空灵的清风, 琳达清楚明白自己究竟是谁, 而且永远也不会忘记“自我”。自我力量的苏醒使她敢于反抗自己的命运, 运用计谋逃出了这个不幸的婚姻牢笼, 重新追求自己的新生活。琳达非常好地处理了与自我的关系, 任凭这个“我”的思想带领自己去重获新生, 体现了人与自我精神生态和谐的追求。

美国社会学家Bookchin指出:“几乎所有的当代生态问题都有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根源。如果不解决社会问题, 生态问题就不可能被正确认识, 更不能得到解决。例如民族问题、文化和性别冲突问题是最严重的生态混乱的核心问题。”^[9]著名生态思想研究者唐纳德·沃斯特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 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 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10]东西方文化处于两种不同的文化系统, 文化系统的失衡势必造成人性生态的失衡。《喜福会》中, 谭恩美的故事聚焦在四位历尽千辛万苦移民至美国的母亲和在她们在美国出生的女儿们身上, 讲述了她们在中国和美国的生存状态, 更进一步描绘了中西方文化的冲突和融合问题。一直以来, 东西方之间的关系都是不平等的, 是一种复杂的“霸权关系”, 西方在逻辑、价值等方面统治着东方, 高高在上。在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下, 西方人对东方存在着偏见, 认为东方人有“懒惰”“愚昧”的习性; 而另一方面, 东方又迥异于西方带有某种“神秘”色彩。本质而言, 西方人心目中的东方是由他们自身制造出来的一个政治概念, 作为一种认识体系充当着欧美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支柱。东方的“他者”形象在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 而这种东西方自我与他者的二元对立关系在《喜福会》这部小说中便通过充满着矛盾和冲突的母女关系反映出来。

经历过战乱, 饥荒, 背叛后, 母亲们移居美国成为边缘化群体, 很难融入美国社会。她们只能把对中国文化的依恋体现在家庭中, 用中国传统文化培养子女, 对女儿们显现出“强迫性控制欲”, 希望女儿能够按照她们希望的样式而活; 而女儿们只能处于一种“被控制”的状态。中国文化是一种“家族本位”的文化, 在中国传统中, “一个公民并不是为他自身活着, 而首先是为他的家庭活着”^[11]。孩子的感受、梦想、个体价值通常被漠视, 父母对儿女没有无条件的爱, 只有“听话”才是被允许的。吴素云的“世界上只有两种女儿, 听话的和不听话的。在我家里, 只允许听话的女儿住进来”^[8]136。孩子的感受、价值是被忽视的, 自我是不被拥有的。琳达很清楚“我妈妈不爱我”^[8]43, 因为她是嫁出去的女儿, 是别人家的人。而“发肤受之父母”, 当家族长辈需要时, 晚辈必须为长者做出牺牲。许安梅的母亲在她父亲死后改嫁, 不受自己娘家人待见, 但在安梅外婆病重临危之际, 却用“割肉疗亲”这种极端方式表达孝道, 因为这是为人女儿对母亲的义务。母亲们从小被教导为别人而活, 从小到大都没有选择权, 在为人母后只能从女儿身上抢夺选择权。母亲经常罔顾女儿们的想法与感受强迫她们成功, 这也是母亲们借以证明自己的方式。但是在美国长大的女儿自小学习的是西方的价值观, 她们渴望自我成长, 摆脱母亲的影响成为独立的个体。她们很快就学会了美国的一切, 强烈渴望融入美国主流文化成为其一员。她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不以为然, 认为母亲身上保留着太多带有“中国性”的陋习, 无法认同母亲的教育方式。在语言交流上, 通常是母亲们用磕磕巴巴的英语去迎合不会讲汉语的女儿, 通过“自己的理解来彼此揣摩对方的意思”^[8]108。两代人在交流上有了困难, 母女间也缺乏真正的相互了解。而在这种不理解的背后蕴含的是文化断层的障碍, 是东西方文化的彼此误解。母亲们坚守着中国文化, 女儿们却没有试图走近母亲的世界去了解她们身上所代表的中国文化, 最后造成的结果是女儿们对中国文化愈来愈疏远和陌生, 母女关系也愈加紧张。

在美国主流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美国社会, 中国传统文化处于被压制和削弱的境地, 美国主流群体与华人群体之间也存在文化认知隔阂。这种不对等的关系除了造成母女关系紧张外, 还造成了女儿与其丈夫之间关系的不和谐。女儿们认为自己是美国人, 但母亲却用中国人的言行准则约束她们, 而美国社会又依据她们的外表将她们视作中国人。生活在文化夹缝状态中的女儿们在面对她们的白人丈夫时, 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了华裔女性的自卑, 而这种自卑使得她们对自己的美国丈夫、美国式家庭生活方式感到困惑, 甚至束手无策, 从而导致了婚姻的危机或失败。女儿们对待白人男友或丈夫时, 不自觉地采取了仰视的态度, 把自己摆到了卑下的位置, 她们害怕失去婚姻、爱情。当哈罗德向丽娜求婚时, 丽娜觉得自己很幸运, 但同时也十分担心“所有这一切原本不该让我消受的福气, 有一天会从我身边偷偷溜走”^[8]149。在生活中, 丽娜也经常被忽视, 在夫妻有争执的时候通常是以丽娜妥协而告终, 丽娜经常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在露丝与特的婚姻中, 露丝是习惯于“听话”的那位, 她习惯了问丈夫“我们该怎么办?”, 让他替自己做决定。露丝把自己的真实感受隐藏起来, 从不提出自己的要求, 当丈夫因为事业受创自尊受到冲击需要妻子的精神支持时, 习惯了“听话”缺乏主见的露丝便显得无能为力, 最终导致了婚姻的结束。

代表东方的母亲和代表西方的女儿之间出现了文化隔阂, 不能用适当的立场对待跟自己相异的文化体系, 这种心态导致了母女之间、夫妻之间关系的紧张和失衡。如何解构东西方文化之间二元对立关系达到文化共生, 谭恩美最终用母女关系的和解给出了答案。

女儿是母亲生命的延续, 华裔女儿们身上流的是中国母亲的血, 正如三位母亲对精美所说:“你的母亲就在你的骨子里。”^[8]243女儿们永远也摆脱不了母亲的影响。当女儿们婚姻触礁时, 是母亲帮助她们走出了困境, 找回了自我, 最终母女关系也走向了和解。母亲终于懂得放手让女儿自由成长, 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 而女儿们也感觉到母亲对她们那深沉的爱和良苦用心, 意识到“一个女儿不了解她自己的母亲该有多么痛苦”^[8]200。她们开始交换立场去理解对方, 精美最终代替母亲回到中国看望跟她有血缘关系的姐姐, 向她们描述母亲的方方面面, 体会到失散已久的亲情。对自己的母亲说“我们有两副面孔”, 一副中国面孔一副美国面孔, 女儿们最终理解母亲, 实现了母亲对她们的期望, 完成了美国环境与中国性格的结合。对母亲的认同也意味着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对中国人身份的认同, 正如精美所说:“妈妈以前说的话是对的, 我正在变成一个中国人。”^[8]261母女之间的斗争结束了, 以前的束缚变成了联结。母女关系的和解体现了谭恩美对于中西文化的态度:继承母文化, 吸收新文化, 抛弃狭隘的文化观, 以一种相互了解和对话的态度达到各种文化间的和谐和平衡。谭恩美也通过这部作品表达了在文化生态平衡下达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生态和谐的美好愿望。

时至今日, 尽管生态批评已不能算是全新的文学文化批评理论, 但只要环境问题一日不除, 生态批评的历史使命就没有完成, 这个以研究文学与环境关系为己任的文学浪潮就会一直引人注目, 直至蓬勃发展。虽然并不是所有的现当代美国作家都有生态意识, 或所有的现当代作品都涉及生态主题, 但在丰富的文本和日趋成熟的理论支持下, 还是可以挖掘出不少作家对生态的关怀和对生存状态的关注与忧虑, 反映出他们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等关系的思考和态度。谭恩美的《喜福会》正是这样一部作品, 作者用独特的故事形式讲述了母女间的真挚情感, 通过母女间的矛盾关系反映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也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东方主义, 促进了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同时谭恩美也以文本为媒介, 从艺术和现实层面表现了其生态意识, 特别是突显了东方生态和谐思想, 通过精神生态下人与自我关系的和谐书写, 文化生态下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和谐书写强调了她精神、文化和社会和谐的生态观。事实上, 多元文化的交融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人类在多元文化交流共存的基础上, 也必然能融合出一种人类精神发展的共同本质。从生态批评的视域重新审视谭恩美的作品, 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 对华裔美国文学研究仍具有较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