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不断推进和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的纵深发展, 国与国之间的跨语言、跨文化交流空前频繁。语言景观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和媒介, 在地区生态语言环境建设以及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众所周知, 全球化趋势、地球村现象以及移民热潮的掀起正在加速推动不同语言之间的接触、碰撞与交融, 多语共存、和谐共荣的生态语言环境将对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不同社会群体或文化群体之间的友好互动起到不可忽视的助推作用。鉴于这一背景, 近年来, 语言景观(linguistic landscape)迅速成长为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和景观符号学领域研究的热点, 语言景观的考察、规整与重塑日益引起相关领域专家和学者的高度关注。语言学家Landry和Bourhis将语言景观界定为“某个属地或地区的公共或商业标牌上可见和凸显的语言”^[1]。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语言景观建设的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彰显一个城市的国际化水平和文化软实力, 有助于塑造多语同现、和谐共生的生态语言环境。文章试图从信息层面(即显性层面)和象征层面(即隐性层面)来构建语言景观研究的多维度分析模型, 旨在拓宽和丰富语言景观研究的范畴、视域与意义, 为揭示隐匿在语言景观背后的深层次信息(如意识形态、社会分层、身份认同等)提供一定的启示。

一、语言景观研究概述 (一)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语言景观研究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重要阶段:初期萌芽阶段(1977—1996)、中期理论构建阶段(1997—2007)、近期迅速发展阶段(2008至今)^[2]。自20世纪70年代起, 语言景观研究进入初始阶段, 相关学者通过考察公共领域或空间的语言标识来了解某一地区的语言使用状况, 发现了官方语言政策与现实环境中语言实践的差异^[3], 阐述了地方语言法规对公共领域语言标识使用的重要性, 强调了政治制度对语言景观建设的影响^[4]。

纵览语言景观研究的发展历程, 1997年和2007年被公认为是两个重要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间节点。Landry和Bourhis^[1]首次清晰地界定了语言景观的概念意义, 并且指出了语言景观的两大功能:信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和象征功能(symbolic function)。Backhaus^[5]出版了首部以语言景观为研究主题的专著——《语言景观:对东京城市多语现象的比较研究》(Linguistic Landscapes:A Comparative Study of Urban Multilingualism in Tokyo)。自2008年以来, 其他学科(如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符号学、空间学、城市地理学等)的专家和学者相继跨入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前沿。比如, 语言景观作为真实语料应用于二语习得^[6]、商业服务^[7]、环境建设与城市规划^[8]等。因此, 近年来, 非语言学类杂志也开始陆续发表有关语言景观研究的学术论文。总体来看, 国外语言景观研究呈现出跨学科、多领域交叉互动的繁荣景象, 并不仅限于对语言信息层面的考察与描述, 研究重点更多地集中在社会空间的象征性和建构性方面, 与身份认同、意识形态、社会分层等心理的、社会的、政治的多维领域展开深层次的互动^[9]。

(二)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以“语言景观”为主题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于2009年^[10], 但与此相关的研究大致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 主要局限于对某一特定区域路名和标牌的考察与规范。从20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 与语言景观相关的研究成果的数量出现了稳定的上扬。近年来, 发表于核心期刊和CSSCI期刊的论文以及硕士、博士学位论文亦呈现出稳中有升、快速增长的态势, 由此可以推断语言景观研究已经引起国内语言学领域专家、学者以及相关研究者的高度重视^[10]。通过广泛研读相关文献资料, 笔者发现,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国内有关语言景观的研究主要涵括三个主题, 如下所述。

(1) 特定区域语言景观翻译现状的调查与规范。这一主题的研究大致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如从不同理论视角对语言景观翻译问题的探讨^[11-12]; 对公示语翻译错误的分析^[13-14]; 对不同领域、不同功能的公共标识语的译写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并提出整改建议和方案^[15-16]。

(2) 不同行业领域的语言景观特征。这一主题的研究包括如下内容:商业、体育、交通、教育等领域的标语研究^[17-18]; 旅游景区的语言景观研究^[19-20]; 庙宇道观以及山水园林建筑的牌匾和对联研究^[21-23]; 路名、街名、店名等功能性语言标识的研究^[24-25]。

(3) 语言景观研究的理论构建和方法论探索。杨永林等^[26]从社会语言学视角分析了北京地区双语公共标识的译写现状, 创立了“网格定位”调查法和“千百十”抽样法, 为语言景观研究提供了具有借鉴意义的框架和方法。尚国文、赵守辉^[27-28]着重考察了语言景观研究的认识论基础、五个分析维度, 综合阐述了语言景观研究的理论框架、方法及面临的挑战, 为国内相关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参考和启示。

从整体现状来看, 国内语言景观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理论体系和分析模型不够成熟, 尚未形成系统完备的理论构建格局, 有待专家和学者展开进一步的探索。实证研究缺乏科学有效的方法论的指导, 且大多数的研究基本停留在语符层面, 存在“重描述、轻解读”的局限性^[10], 主要考察现实环境中语言景观的建设现状或不同语言在公共场域中的使用状况, 而对于隐藏在语言景观背后的象征意义或社会意义的分析和解读则着墨甚少, 鲜有涉及。因此, 笔者认为, 构建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具体到抽象的语言景观研究多维分析模型势在必行。

二、多维分析模型构建 (一) 理论依据

关于语言景观研究的分析模型和剖析维度, 国外语言学家对此展开了较为系统的理论探索。美国语言人类学家Hymes^[29]从人类交际文化学视角提出语言景观分析的SPEAKING模型, S代表交际的背景与场合(setting and scene), P代表交际活动的参与者(participants), E代表交际的目的和结果(ends), A代表交际中言语行为发生的次序(act sequence), K代表交际的基调(key), I代表交际的传播媒介(instrumentalities), N代表交际时必须遵循的社会规约和准则(norms), G代表体裁(genre), 即言语行为的类型。SPEAKING交际模型为语言景观研究的多维分析呈现出一个具有较强解释性、操作性和应用性的理论框架。基于Hymes提出的SPEAKING模型这一理论基础, Huebner^[30]在一定程度上拓展并丰富了该模型不同维度的具体研究内容和方向。比如, 在行为次序方面, Huebner提出考察不同语言在公共空间的呈现方式, 包括语言排列的次序、文字凸显程度、承载方式等。在基调方面, 语码选择、文字排列密度、信息明确与否都应纳入语言景观分析的范畴。在背景与场合方面, 语言景观研究着重剖析标牌投放的现实环境在社会学领域所构建的语用意义。Huebner的多元化分析路径为后人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可行性较强的参考框架。Trumper-Hecht^[31]则将语言景观研究的分析维度从信息层面拓展到象征层面, 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从言内表征到言外透视的递转。他提出语言景观的分析框架应重点考虑三个密切相关的维度:实体维度(即不同语言在公共场域中的实际使用情况)、体验维度(即广大受众对语言景观的态度和看法)、政治维度(即主流意识形态对语言景观构建的影响和操控)。

上述分析模型或理论框架的共性在于将语言与社会、政治、现实环境等多重视域有机结合并充分融合, 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人们对语言景观研究领域的认知层次和水平, 对于透视或解读多语互动的真实语境中言外因素映射的象征意义和社会功能具有重要启示, 其理论剖析的广度、深度和维度都值得国内学者展开深入的探究。

(二) 模型构建

针对当前国内语言景观研究计量过多、描述宽泛、解读缺失、分析模型缺乏深度等现状, 根据Landry和Bourhis^[1]有关语言景观实际功能(信息功能和象征功能)的划分, 笔者在结合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尝试构建“双层面六维度”分析模型, 以期进一步拓展语言景观研究的路径与维度。“双层面六维度”语言景观分析模型见图 1。

1. 信息层面

就信息层面而言, 语言景观研究一般涵括语言选择、语码分布和语符转换三个维度, 主要考察语言景观在信息表层的显著特征, 旨在揭示不同语言在公共场域的使用现状以及地方语言政策、法规在现实语言环境中的落实情况。

(1) 语言选择。语言选择指某一特定区域公共场所呈现的语言景观所涉及的语言种类。一般来说, 语言景观是以单语、双语或多语文字符号来体现的。不同语言或多种语言在景观设计中的共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城市的国际化水平, 彰显一个城市的文化软实力。以旅游景点的语言景观为例:国家旅游部门曾出台相关语言规划政策, 要求国家4A级和5A级景区为境内外游客提供至少三语对照的语言服务。这项规定说明了在特定场域向特定人群提供特殊的或多样的语言服务具有功能性的现实意义, 它是塑造生态语言环境的一项重要举措, 有利于构建多语共存、和谐共生的语言景象, 从而最终确保国与国之间跨语言、跨文化交流的顺利开展。

双语或多语的语言景观是一张生动的城市名片, 看似短小简略, 实则蕴涵丰富。通过考察语言景观涉及的语言种类和数量, 进而统计不同语种在公共标识中的出现频次, 能够向广大受众传递以下信息:特定地区的人口构成和分布情况、语言使用的现状和特点以及官方语言政策与具体语言实践之间的差异等。

(2) 语码分布。语码分布指不同语种在语言景观设计中的呈现方式, 如语言的优先排列顺序、文字突显程度、颜色、字体、载体等。在多语共存的现实语言环境中, 一种语言相对于另一种语言的重要性或优越性通过语码分布的特点可见一斑。一般来说, 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官方语言在景观设计中通常处于显著的或容易辨识的位置, 这一特征往往在政府部门设置的官方标牌中体现得淋漓尽致。然而需要注意的是, 与官方标牌相比, 私人标牌(如店铺招贴、商业标语等)在语码分布上会存在明显的差异性, 并非完全遵照政府部门制定的语言规划政策及相关规定, 其呈现方式通常取决于直接受众或潜在受众的语言特点和言语习惯。

通过观察不同语言文字的分布特点和呈现方式, 研究人员能够大致判断语言景观设置者或设置单位的意图和观念, 以及他们对待不同语言或语言群体的态度和看法。

(3) 语符转换。语符转换指语言景观中不同的语言文字所承载的信息在跨文化交际方面的语用对等, 即运用有效的翻译方法和策略在最大程度上再现语言景观向受众传达的信息, 从而确保实现双语或多语共存环境下跨文化交际的最佳效果。在国内, 语符转换在语言景观研究中长期占有重要地位。2017年12月1日, 《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系列国家标准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实施, 再加上近几年部分省份和地区(如北京、上海、江苏、广东、陕西等)地方标准的陆续制定, 笔者认为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 针对语言景观在语符转换层面的考察、修正和规范将成为语言学领域专家和学者关注的重点。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推进和跨文化交际的日益深入, 城市语言景观的重塑与完善势在必行, 尤其要关注语符层面的信息对称及交际层面的功能对等。古语有云:“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只有良好的、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语言生态环境得以重塑, 才能为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和谐友好的交际语境和文化氛围。

2. 象征层面

就象征层面而言, 语言景观研究一般涉及语言权势、身份认同和语言意识形态三个维度, 着重探讨隐藏在语言景观背后的内涵意义和反映意义, 旨在揭示不同语言群体与社会、文化、政治等复杂场域的互动关系。

(1) 语言权势。语言权势指在多语共存的真实语言环境中, 一种语言相较于其他语言所享有的特定地位或相对权势。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正在加速推动不同语言之间的接触与交融, 语言之间的动态竞争以及在竞争中获得的相对权势、地位和声望将成为语言景观研究的一大热点。如果某一地区的人口结构特点或人口分布情况较为复杂(如多民族聚集地), 那么在该地区繁衍生息的不同族群必然会使用不同的语言和文字, 此举旨在维护本族语言和文化的权势与地位。因此, 在多语共存、相互竞争的现实语境中, 有些语言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得以传承和延续, 也有少数语言处于边缘化或濒危化的地位, 失去了语言活力, 逐渐走向消亡。

以云南省为例, 该省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除汉族以外, 云南省聚集着25个少数民族。多民族的人口结构特点决定了复杂多样的语言种类, 除回族、满族、水族使用汉语外, 其余的22个少数民族使用26种少数民族语言。尽管云南省具有丰富的语言资产, 但有些少数民族的本族语在复杂的语言体系竞争中已经丧失了权势和活力, 族群已基本转用或通用汉语。

从语言权势这一维度来深刻剖析语言景观的象征意义和社会意义, 有助于研究人员对隐藏在语言景观背后的内涵信息做出深刻的解读, 并且为构建区域性的和谐共荣的生态语言环境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

(2) 身份认同。身份认同指操持特定语言的族群在整个社会群体中所构建的身份特征及享有的社会地位。如果一种语言在某一区域的语言生态环境中占有主导优势或处于强势地位, 那么操持该语言的社会族群相较于说其他语言的社会族群具有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或相对较强的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众所周知, 一个国家的建立或政权的巩固必然和统一的民族语言密不可分, 秦始皇统一语言、文字和度量衡便是最好的例证。一种或一种以上官方语言的确立、宣传和推广, 对于操持该语言的民族身份的构建和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从身份认同这一维度来透视语言景观的象征意义, 有助于了解不同语言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不同语言使用者在民族意识、身份构建和社会归属感方面的差异, 并且为地方政府修订和完善语言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3) 语言意识形态。语言意识形态指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一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对于语言的本质、功能和应用的系统看法或见解, 属于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语言意识形态犹如“一只看不见的手”, 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语言政策的制定、修订、完善和落实或多或少地起到“操控”或“干扰”的作用。

以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银川为例, 该城市的语言文字管理机构曾出台相关语言规划政策, 政策中明确规定:自治区公安厅、交通运输厅、民政厅、旅游局等部门需在2015年完成银川市区范围内公共场所、旅游设施、街区标牌上汉语、阿拉伯语和英语三种文字的更新改造。相关学者通过调研发现, 阿拉伯语在银川市语言景观尤其是官方标牌中出现的频次超过英语, 即官方标牌中阿拉伯语的使用情况较其他语种(如英语)更为显著^[32]。该城市语言景观的多语呈现特点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在语言规划方面做出的努力, 究其根本原因主要源于政府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众所周知, 银川是“一带一路”战略节点城市, 语言政策的修订与完善旨在促进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中国-阿拉伯国家经贸合作的顺利开展, 为“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提供良好的语言服务及和谐的语言环境。

从语言意识形态这一维度来考察和透析城市语言景观的内涵意义和社会意义, 将为语言景观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注入新的活力, 为实现研究视域从信息层面到象征层面的转换开辟重要的路径。

(三) 实例剖析

为了检验和论证语言景观研究“双层面六维度”分析模型的学术性、实用性和可行性, 笔者选取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为考察区域, 对园区内语言景观建设的整体状况展开了深入的调研。本次调研共拍摄图片144张, 剔除语言重复、图像模糊的无效图片, 最终获取102张有效图片。笔者将这些图片中的文字转录成纯文本文档, 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一个简易的、便于识读的双语对照平行语料库。基于对现有语料的整理与分析, 笔者认为, 合肥市高新区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园区内语言景观建设的现状可以借助模型中的语言选择、语码分布、语符转换、语言权势、身份认同、语言意识形态六个维度进行深刻的解读。

从语言选择这一维度来看, 园区内的语言景观涉及汉语和英语两种语言。之所以呈现出中英文双语共现的特点, 主要是考虑到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的功能定位和发展规划。作为安徽省内规模最大的跨境电子商务贸易平台和基地, 其运行模式、预期受众、产品定位、服务导向等特点决定了园区“立足本地、面向国际”的双语甚至多语同现的语言使用环境。

从语码分布这一维度来看, 园区内语言景观的中英文呈现方式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其一, 文字突显程度不同——标牌中汉语语言文字字体清晰、字号较大、识读性较强; 而标牌中呈现的英语语言文字字号较小, 内容不是十分清晰和醒目, 辨识度不够高。其二, 文字排列方式有异——汉语语言文字在标牌中排列工整、对应整齐, 处于居中靠前的位置; 而英语语言文字位于汉语语言文字的下方, 占据空间较小, 文字排列零星分散、不够工整。

从语符转换这一维度来看, 园区内语言景观的译写现状不容乐观, 经梳理发现以下常见译写错误:如译文风格不统一、单词拼写错误、选词不当、语法错误、表述啰嗦、机械对等、不当省译、字母大小写错误、标点符号使用不当等等。语言景观译写失误不仅会影响多语共存语境下跨文化交际的最佳效果, 而且不利于国际化大都市生态语言环境的建设。

从语言权势这一维度来看, 英语在园区内语言景观中占有一席之地是英语语言国际传播的最佳例证。作为国际通用语(lingua franca), 英语在全球语言体系中具有相对强势的语言地位和全球通用的语言活力, 语言景观中英语的广泛使用主要在于其象征意义的映射:中英文双语对照的语言景观可以向广大受众传递一种面向全球、面向未来、把握潮流、走向成功的价值观^[33]。

从身份认同这一维度来看, 相较于英语语言文字, 园区内语言景观中的汉语语言文字在语码分布、呈现方式上体现出显著的特点:如文字排列工整、语言表述清晰、可读性强、辨识度高,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操持汉语的社会族群在该区域的人口结构分布及语言交际环境中占据明显的主导优势, 具有其他社会族群所不具备的相对较强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这对操持汉语的社会族群的身份构建和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从语言意识形态这一维度来看, 园区内语言景观中汉语语言文字的突显和优先排列正是国家语言政策和法律法规参与或干预的结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二章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的有关规定, 公共服务行业必须以规范汉字为基本的服务用字, 公共场所的设施用字以及招牌、广告用字应当以国家通用文字为基本的用语用字。基于此项条款, 汉语语言文字在语言景观中处于突显位置则成为一种必然。因此, 语言意识形态犹如一只隐形的手, 会在一定程度上“操控”人们的语言习惯和交际行为。

三、结束语

Landry和Bourhis认为, 语言景观具有两个重要的功能:信息功能和象征功能^[1]。以语言景观发挥的实际功能为依据, 笔者尝试探索并构建“双层面六维度”的语言景观研究多维分析模型。“双层面”指考察与透视语言景观的两个宏观层面, 即信息层面和象征层面; “六维度”包括语言选择、语码分布、语符转换、语言权势、身份认同及语言意识形态。通过对公共场所语言景观的使用状况展开调研, 研究人员能够从信息层面考察某一特定区域语言景观建设的整体现状(如涉及的语种数量、语言分布的特点、语码呈现的方式、语符的转换等), 从象征层面透视隐匿在语言景观背后的深层次信息(如语言权势的彰显、身份构建与认同、语言意识形态的操控等)。此外, 基于调研活动产出的研究成果可以反馈至相关监管部门(如语言文字管理机构), 为改善语言景观建设的整体现状提供参考意见, 为官方语言政策或文字法规的制定、修订或完善提供客观依据, 从而最终有利于构建或重塑多语共存、和谐共荣、可持续发展的语言生态环境, 为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奠定坚实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