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2, Vol. 44 Issue (4): 329-330   PDF    
全球加速转型下的公共外交
冯绍雷     

祝贺公共外交新书发布会成功举办。在此,就全球加速转型下的公共外交,我谈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全球转型的涵义及其自身深刻而迅速的变化

从纵向角度来看,全球转型指的是:从西方列强殖民化,一战、二战后的美国走向主导国际事务,冷战终结后美国一度独霸世界,一直到世纪之交出现的超出人们预料、前所未有并不断加速的多元化、多样化、多极化趋势及其与西方霸权相抗衡。

从横向角度来看,全球转型是指:20世纪80至90年代以后非西方国家的国内体制改革。

现在看来,不光非西方国家发生了改革与转型,本来被作为学习模仿对象的西方各国本身也出现了转型。这种由各国内部体制改革所激发出来的巨大能量,正在引发各国外交战略和国际秩序总体的深刻变化。

换句话说,全球转型正在迅速地演化为:欧美与新兴经济体的力量对比格局虽犬牙交错,但出现了深刻变化;旧世界正经受强劲挑战,而新世界还远远没有形成,这是一种断裂状态。

二、全球加速转型历史条件下公共外交的新局面

第一,多元、多极、多样主体兴起的条件下,公共外交所赖以存在的人类普遍价值问题正经受严峻挑战。

第二,战争与国际冲突、意识形态与极端思潮的对立、疫情与多种国际灾难频发背景下,公共外交的传统资源与空间正在受到极大的挤压。

第三,对大规模战争与对抗的预期被不断提升的背景下,人们对于公共外交的信心以及公共外交本身具备的能力,正在经受前所未见的考验。

但无论如何,即使存在以上所说的这三个方面,也并不意味着公共外交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

首先,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强调要为实现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而奋斗。这说明:不仅在东西方关系和谐的条件下,而且在多极、多样、多元主体兴起而对抗形势加剧的背景下,都可以发掘、形成并坚持共同的价值理想。

新华社为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5周年所发表的长文指出:当代国际社会,并不是以一种意识形态取代另一种意识形态,也不是以一种文明取代另一种文明的时代。这就意味着,和平共存有希望。虽然,形势已经相当困难,但还是存在尽一切可能推进和平外交的空间,并不一定非要通过战争,才能最终解决问题。

我认为:对时代特点与人类共同价值这两个问题的上述认识,是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苏共二十大也曾提出和平共处,但为什么最终还是走向柏林围城、古巴导弹危机?关键原因在于:各大国还是没有放弃“埋葬意识”。

公共外交乃是人类经过千百年文明积累,尤其是在现代条件之下的共同创造,它不可能轻易地被各种极端势力、极端观念的狂潮所吞没。危机条件下,尤其凸显身为大国的公共外交的极其重要性。因为,只有大国才更有力量,才能挽狂澜于既倒,免大厦之将倾。

三、坚持和推进公共外交所需要关注和加强的两个问题 (一) 充分认识公共外交与做好各项工作之间的相互关系

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是发展公共外交的基本前提。而发展公共外交,也是推动做好各项工作的重要动力。

回想革命年代,特别是延安时期,条件如此艰苦,斗争如此残酷,但从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到过延安、受到老一辈革命家接待的其他西方专家、记者的回忆录中,我们看到当年中国革命领导人群体是何等意气风发,何等目光远大,何等与普通群众打成一片,这给西方观察家和国内各界人士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毫不夸张地说,当年领导人身体力行地与中外各界人士的交往,是中国革命力量由弱变强,排除万难,走向胜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

今天同样如此。“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会议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

我认为,上述基本论断,是我们做好公共外交的思想保障和前提。与此同时,也只有通过发扬当年的延安窑洞精神,推进公共外交,才能使我们国家的发展,经得起风吹浪打的考验。

(二) 以创新精神推进公共外交的体系构建

首先,公共外交是千百年来内容极其丰富、成效极其显著的一个领域。我们有非常广泛而生动的案例可以学习,并在学习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这次我们翻译的这两本著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样板。在此基础上,我们不仅应该,而且也非常可能打造富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特别是在冲突频发时期。前几天,我在网上听到一首歌《我的战鹰围绕宝岛飞》,即使在疫情形势之下,人们还是不忘记以如此优美的旋律,表达我们对两岸同胞的真诚爱心。为什么这首歌激起广泛好评,非常值得研究。

其次,公共外交需要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尤其是像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需要加以总体部署和推进。不仅要动员外事、教育、传媒、文化、旅游等直接相关部门,而且要提倡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社会各个领域培育和养成公共外交的主动意识以及自觉的行动。我曾经尝试研究过西方文化艺术与近代国际秩序演进之间的相互关系,有诸多发现,比如:伴随30年战争之后1648年威斯特法里亚体系诞生的是后期巴洛克文化;崇尚均衡多元的巴赫式的复调音乐与国际秩序演变是同构的;与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后诞生的1814年维也纳体系几乎同步的是以贝多芬为代表的大起大落、波澜壮阔的浪漫主义音乐;与一百多年前世界大变局所相应的,则是整个西方文化从古典向现代的深刻转换,如德彪西曾经这样说,他就是要彻底打破贝多芬式的三段式奏鸣曲表达方式。国际秩序在巨变,西方文化几乎同步、同构地在急剧演变。

我认为,西方国际体系是在几百年西方文化的熏陶陪伴下成长壮大起来的,任何对之加以改革的努力,不可能不经过同样的、甚至更加艰辛的构建。可见,公共外交承担着何等繁重而艰巨的责任。

最后,公共外交重在培养年轻人。

国际政治的希望在于年轻一代。多元、多样、多极的全球转型+信息时代,国际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综合性挑战,这里既有政治意识形态的高端较量,也有底蕴深厚的文明与地缘政治抗衡,更有来自于心理、习俗、代际变化等方面的无形博弈。年轻一代既首当其冲地面临这些复杂挑战,同时又是最具创新潜能的推进公共外交的一支力量。建议要创造各种条件,培养和引导年轻人参与公共外交,同时也要提供相应的规范,使公共外交在各个领域生根发芽,与年轻人一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