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3, Vol. 45 Issue (1): 21-25   PDF    
公示语汉语地名及英译的转喻解读
魏宏泽     
郑州西亚斯学院 国际语言中心,河南 郑州 450016
摘要: 以公示语汉语地名及其英译为研究对象,以转喻认知机制为理论基础,尝试对转喻进行重新分类,进而以公示语地名及其翻译的汉英词汇结构为例,考察转喻机制在语料中的操作模式和解释力。研究发现:1)所有公示语地名都是定中名词结构,包括名名定中和形名定中两类;2)公示语地名构词要素,包括专属词汇和通用词汇,其中专属词汇结合是概念和语义混搭的结果,汉语读音和英译拼音之间存在基于语音象似性的转喻机制;3)通用词汇组成的公示语地名中,部分显示指称转喻现象,汉英均是“名1+名2”或“形+名”定中结构顺序,其他地名不存在明显转喻机制,英译时呈现“名1+名2”和“名1 of 名2”两种形式。
关键词: 公示语     地名     定中结构     汉英翻译     转喻    
Metonymic Analysis of Chinese Place Names in Public Signs and Their English Equivalents
WEI Hongze     
International Language Center, Zhengzhou Sias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16,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metonymic cogni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Chinese names of places in public signs and their English equivalents to reclassify metonymy.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word formation in both languages, it tries to probe into the operative model and explanatory capability that metonymy manifests in place names. It is found that 1) all the names of places in public signs are composed of modifier-head nominal constructions with nouns or adjectives as the modifiers; 2) the constituents of the word structures include exclusive vocabulary and common words. The combination of exclusive words is the result of conceptual and semantic “mixture” which manifests the metonymy between Chinese pronunciation and translated pinyin based on phonetic iconicity; 3) Referential metonymies can be found in some place names composed of common words in the sequence of “Noun 1+ Noun 2” or “adjective + noun” structures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No obvious metonymies are found in the other constructions whose English equivalents include “Noun 1+ Noun 2” and “Noun1 of Noun 2” in form.
Keywords: public signs     names of places     modifier-head constructions     C-E translation     metonymy    

公示语,顾名思义,是面向公众起信息明示或指示作用的语言形式。“公示语应用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也直接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1] 随着我国与国际社会交流愈加广泛,公示语翻译突显其重要性。近年来,公示语翻译的方法和理论探索引起众多专家学者的兴趣。

以往针对汉语公示语英译研究成果丰富,视角多样化,譬如陈君和吕和发(2020)[2]、刘学(2020)[3]、王明亮(2020)[4]、罗选民和米亚宁(2019)[5]、许敏(2019)[6]、陈小慰(2018)[7]等。这些研究可归为两类:一是针对某一特定地区或领域公示语的翻译方法探究;二是探讨公示语翻译如何与文化和社会价值相匹配。近年来,个别学者尝试利用认知语言学理论阐释公示语翻译的方法,例如汤敬安和余叶子(2019)[8] 利用隐转喻、范畴化、扫描等几个典型的认知机制对公示语翻译进行指导,这对该领域的后续研究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是仅限于对隐转喻等认知机制的概括性介绍,没有对概念转喻中具体转喻类别及其运作模式进行深入阐释,也没有对公示语具体领域详细解读。本文拟从转喻视角,分析公示语汉语地名及其英译中构词结构的转喻模式,并进行跨语言对比,同时对公示语汉语地名及其英译的构词类型和语义特征进行界定。

一、转喻认知机制

传统转喻是一种修辞手段,用某一事物名称代替另一事物名称。例如,用“诸葛亮”指代 “聪明的人”,“奔驰”来指代“名车”。随着21世纪认知语言学的形成,其代表人物的Lakoff & Johnson,首次提出转喻概念,认为“转喻概念允许我们通过与其他事物之间的联系对某事物进行概念化” [9],揭示了转喻的概念邻近性。Panter 等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很显然转喻是一种认知现象,它可能比隐喻更具有基础性地位。”[10]随着对转喻认知机制的深入探讨,语法中的转喻研究逐渐引起学界关注。Langacker认为“语法本质上是转喻的”,并提出以认知参照点能力和“激活区”方法解释语法中的侧面和激活区分离现象的心理可及观[11]。Kövecses在心理可及观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转喻的概念邻近性,认为:“相邻的概念显示不同程度的邻近性。”[12]

国内学者沈家煊首次提出:“语法中的 ‘转指’本质上就是‘转喻’,是转喻这种一般的认知方式在语法上的体现,可称之为‘语法转喻’。”[13] 吴淑琼认为:“把语法转喻作为概念转喻的一个分支,把语法系统中的转喻研究都置于‘语法转喻’这一概念的研究范围之下。”[14] 魏在江认为语法转喻是转喻分类中的一种,转喻主要分成概念转喻、语法转喻和语篇转喻三种形式[15]。“转喻的分类向来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它关涉到对转喻本质的理解。”[16]

笔者赞同把转喻操作概括为人类认知 “心理可及观”和 “概念邻近性”的观点。前者强调概念形成的认知操作过程,后者是认知结果,也是转喻机制的判断标准。根据语言形式是否引起实际使用中自然语言的句法结构变化之标准,可以把转喻置于概念转喻框架下,分为指称转喻和语法转喻两大类。指称转喻仅涉及词汇层面,不涉及句法结构内词法和句法的明显变化过程,如发生词汇的再范畴化或次范畴化等;语法转喻是讨论与句法结构内部相关的词法和句法变化的转喻操作模式。认知参照点能力的心理可及过程可见图1

图 1 认知参照点关系[17]143 Fig.1 Cognitive reference point relation

例1 Sample Sale

认知语言学认为,转喻是以某一概念代替相邻概念的认知操作过程。根据图1,转喻过程由人们的认知参照点能力来实现。例1公示语体现了“事物代事物的所有关系” 的转喻操作。其中,概念化者C用事物“sample”代替其所属关系,表达“样品的销售”之意。以“sample”作为认知参照点R,即转喻的始源,激活与“sample”相关的百科全书式知识体系,即认知域D,心理通达表示“所有关系”的目标图式T。该构式中,“sale”由动词“sell”演变而来,也是转喻操作的结果,体现了转喻“具体动作代动作过程”,通过转喻,“sale”由具有的“销售”动词义再范畴化为具有同样含义的名词。转喻表达方式体现了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即用简洁的词汇激活与之相关的图式,用有限词汇表达丰富语义。翻译传播语境下,公示语翻译活动“更加关注决定语义转换的受众文化特点与需求、社会文化语境等要素,从而克服传统翻译理论指导下的公示语翻译研究与实践将更多注意力集中于原语到译语字词层面转换的积弊”[18]。因此,例1的翻译需兼顾商品跨区域流通中普遍存在样品展示和销售的常规操作这一社会文化语境,译为“样品销售”,这是社会文化语境限制和影响的结果。

二、公示语汉语地名及英译的转喻分析

人类认知的普遍性决定了翻译的可能性,同时,由于“认知结构并不具有同一性,它因文化不同而表现出多样性”[19],这决定了翻译过程根本无法实现源语和目标语的完全对应。因此,从认知角度讲,人们进行翻译,就是“以部分始源义代部分目标义”的转喻过程。

本研究基于公示语汉语地名及其英译,考察词汇结构的不同构词要素关系,阐释转喻操作模式。分析语料取自吕和发和单丽平在2009年主编,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英公示语词典》(简称《词典》)[20],穷尽式选取“中国主要旅游景点”章节下31个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共1 604个汉语地名。

如果考虑语境因素,所有语料都体现“突显事物代该事物的属性”的语法转喻模式。本文单从构词角度考察其转喻情况。研究发现,汉语地名全部是定中复合名词,根据构词要素的词义认知范围分为两类:含有专属词汇的地名和含有通用词汇的地名。两类复合名词比例数据统计见表1

表 1 《词典》公示语汉语地名构词类别 Tab. 1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names of places in public signs in Dictionary
(一) 含专属词汇公示语汉语地名及其英译的转喻分析

专属词汇,指在特定地域使用并反映特定地域文化的词汇。这类词语限定于某一文化团体,它们呈现的事物或概念只在该团体内部存在认知共同性,在其他文化中无法找到对应范畴和概念。

例2 席力图召 Xilitu Zhao Temple

认知语法理论认为,人们具有以某一概念为认知参照点,心理可及另一概念的能力。例2中的“席”“力”“图”和“召”四个概念分别代表不同含义,我们以第一个概念 “席”作为认知参照点,却无法心理通达相邻概念“力”,同样,分别以“力”和“图”为参照点,相邻概念“图”和“召”也与之心理连接失败。前后相邻成分之间失去心理连接,进而造成四个构词成分不具备语义连接比较的条件,它们的组合是语义混合搭配的结果。这类专属词汇只有内蒙古人和部分宗教人士理解其含义。沈家煊提出 “糅合” 和 “截搭”是词语概念整合或复合的重要方式 ,“在认知方式上,‘糅合’与 ‘隐喻’相关,‘截搭’与 ‘转喻’相关”[21]。前者指参与概念整合的两个概念相似,后者指两个概念相关。然而,考察公示语汉语地名发现,还存在另一种概念关系,即‘混搭’。专属词汇内部概念既不相似也不相关,无法实现概念整合,只能从整体接受其语义组合形式,这类词汇具有鲜明地域特色。例2的“席力图召”一词源于藏语。

汉译英过程中,“由于地域分布、科技发展和语言文化等的差异,原语国家、原语民族中已有的原语术语,在译语国家、译语民族中未必都有与之对应的译语术语”[22]。然而,汉英不同语言背景的人们作为概念化者,都具有“心理可及”的认知特征,通过心理可及特定概念(尤其是专属词汇),二者实现语义交换。该类词汇音译的“心理可及”过程可见图2

图 2 认知参照点双向心理可及图 Fig.2 Dual mental access of cognitive reference point

图2清晰地显示心理可及过程的路径特点及方向。汉英概念化者C1和C2具有同等认知力:对于特定专属词汇,C1以其汉语读音P1为认知参照点,“心理可及”P2的拼音形式;同理,C2以P2拼音为认知参照点,心理可及汉语读音P1。于是,二者实现基于特定专属词汇的语义交流。通过该图,可以看出“心理可及”具有双向可逆性。两种语言概念化者地位相同,都具有“心理可及”认知能力,二者以特定专属名词为交流对象,心理可及对方语言形式。这是不同文化能够交流的根本原因。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形式是外界事物的映照性象似反映。自然语言的象似性可以表现在语音、词汇和句法层面。由专属词汇组成的公示语汉语地名,其英译名以汉语读音作为客观外界事物的认知映照对象,汉英两种读音存在象似性直接理据,二者在语音层面产生概念邻近性。

(二) 含通用词汇公示语汉语地名及英译的转喻分析

通用词汇,指在跨文化背景下人们具有共通认知概念基础,能够认知同指的词汇,例如:“大雁塔”中的“大”“雁”“塔”等,在汉英文化中具有相同的概念基础和语义所指,因此可以英译为“Big Goose Tower”。根据概念邻近性标准,统计发现,有些含通用词汇的公示语汉语地名及英译具有明显转喻机制,有些不含转喻操作。

1. 有转喻机制的公示语汉语地名及英译

例3 (a) 眼镜湖Spectacles Lake

(b) 小孤山 Solitary Hill

例3是含通用词汇的公示语汉语地名及英译,分别包含“眼镜”“湖”和“小”“孤”“山”。其中,例3(a)是“名名”定中结构,名1与名2之间发生指称转喻。名1是喻体,作为认知参照点,激活相应的辖域,心理可及目标概念,在名1和名2的始源和目标之间形成概念邻近性,即组成名1本质结构与名2本体的属性有交叉部分,二者在不同维度交汇。例3(a)中的名1“眼镜”和名2“湖”,是名 1“眼镜”作为认知参照点,通过激活其辖域,心理可通达名2“湖”,二者在形状维度交叉。从概念邻近角度讲,名1“眼镜”的形状概念与名2“湖”的形状邻近,形成指称转喻,“以某物形状代另一事物形状”,该转喻突显事物形状。

英译名词结构也是含有通用词汇的前喻式定中名词结构,转喻模式是以名1为喻体,名2为本体的指称转喻。“眼镜湖”英译 “Spectacles Lake”,喻体名词1突显中心名词2的不同方面,如形状、功能、主要附件内容和状态等,以保证与源语在语义和形式上的忠实性。“小孤山”是形名定中复合词,喻体形容词 “孤”原型意义用来描述人的心理状态,该词中转指 “山”的存在状态,在人的心理状态和山的存在状态之间建立了概念邻近关系,发生“以人的心理状态代事物的存在状态”的指称转喻操作。通用形容词种类繁多,从不同侧面对名词进行描写限定。形名定中结构中会呈现不同形式的指称转喻现象,其英译结构无论是“名名”定中还是“形名”定中,成分关系与汉语定中结构构词顺序一致,指称转喻结构喻体名1在前,本体名2在后。

2. 无转喻表达的公示语地名及英译

部分含通用词汇公示语汉语地名及英译词汇,名1和名2无明显概念邻近关系,构词成分不是基于明显转喻机制,整个名词单纯指称具体事物。

例4 (a) 石雕厂Stone Carving Factory

(b) 钟表馆Museum of Clocks

例4通用词汇有“石雕”“厂”和“钟表”“馆”,且两专有名词无明显转喻关系。例4(a)“石雕”和“厂”以及例4(b)“钟表”和“馆”不是基于概念邻近性组合。比较发现,英译后例4(a)的构词顺序与汉语结构一致,只是例4(b)“名名”定中结构的“名1”和“名2”位置发生变化,中间由介词of连接。根据认知理论,不同语言形式突出不同射体(trajector)、界标(landmark)和路径(path)之间的关系,介词体现射体和界标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其中,射体是不对称关系的主体。例4(b)名1是“museum”,充当该结构的界标,名2“Clocks”是射体,即主体名词。该主体名词处于IS语义范围内,与特定指称目的直接相关。因此,英译中的“NP1+NP2”和 “NP1 of NP2”两种结构,均突显含通用词汇公示语地名汉英名词结构中的主要内容,表达具体事物概念。

名词在范畴基本层次上指称具体事物,它建立在具有区别性形状的最大化简单格式塔基础上,分为可数名词和物质名词两大范畴,其中可数名词是具体事物的名称,见图3

图 3 可数名词[23]133 Fig.3 Count noun

图3中IS为 “immediate scope”, MS是 “maximal scope”,中心圆圈代表名词的注意力核心,可数名词的语义与特定目的直接相关,其界限是IS。公示语汉语地名的名名定中和形名定中结构中,有些名名定中结构不具有概念邻近性,名1和名2之间不具有转喻关系,含通用词汇公示语地名汉英名词结构语义范围处在IS中,用来明确表达具体物体的概念,是人们认知注意力的核心所在。

例4两个含通用词汇的汉语名名结构,分别包含例4(a)中的名1“石雕”和名2“厂”以及例4(b)的名1“钟表”和名2“馆”。其中,名1“石雕”和“钟表”与名2“厂”和“馆”之间不存在概念邻近关系,其名词结构只突显该结构中的主要内容,即名1“石雕”和“钟表”。名1、名2两要素之间不具有转喻理据。例4两英译名词结构也呈现可数名词的相同规律。唯一区别在于例4(b)英译名词结构中主体名词是名2,而例4(a)的主体名词是名1。

三、结束语

转喻理论可以解释特定语言形式,以概念邻近标准清晰揭示不同语言结构特点。本文明确了心理可及转喻手段,确认了概念邻近性是判断转喻机制的标准,对公示语汉语地名及其英译,从源义到目标义及中间转换过程进行了系统描述和阐释,详细分析了汉语公示语地名及英译的构词方式及转喻操作模式,是跨文化跨学科研究(认知翻译学)的一种新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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