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景观（linguistic landscape）是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符号学领域的热议话题。典型语言景观研究聚焦在物理空间情景化置放的静态标牌（如路标、路牌等）。近年来，随着研究视域和范围的不断拓展，以移动性、临时性、多样态为特征的X景观或非典型语言景观逐步引起学界关注，涂鸦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类属。作为一种游离于主流话语空间之外的边缘化语言实践，涂鸦文字或图景透视社会现实，其背后隐匿或蕴含的社会文化含义颇具研究价值。

“涂鸦”一词源自于意大利语“graphere”，意为书写。该词的英文表述是“graffiti”，意指“unauthorized writings or drawings on a surface in a public place”^[1]。从传统意义上讲，涂鸦指在公共场所的墙壁或其他物体的表面非法涂写、刻画或喷涂的语言和文字，是一种“亚文化”^[2]景观、一种社会符号的“反语言”^[3]。

传统意义上的典型语言景观研究在范围上局限于在公共空间场景化放置的、固定的、静态的语言标牌，而X景观（X-Scape）是一种全球性符号景观，体现了跨国主义、世界主义和全球主义的符号意识形态^[4]。X因素可以指数量的或字母的，符号的或基于体验的，过去的或将来的，不可知的或神秘的^[5]元素。X景观研究不拘泥于传统视域，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全球化视角的、动态的研究”^[6]，与非典型语言景观具有交叉重叠的研究界面。X景观或非典型语言景观通常包括“游行标语、车身广告、涂鸦、街头艺术、T恤衫、网络界面、语音广播”^[7]等话语类型。涂鸦是X景观群像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类属，指未经权威部门准许，在街道或建筑物墙体上刻画、涂写的文字、符号或图案，属越界式放置的另类语符标牌^[8]166，其内容多是政治主张表达、亚文化宣传、非法广告等，是个人或群体挑战既定话语秩序、表达政治和权利主张的手段^[7]，亦是向话语秩序制定者争取对话和协商空间的一种特殊的社会语用方式。

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不断演进，作为一种与主流话语和正统文化相背离的特殊话语实践，边缘话语（marginal discourse），如服刑人员话语、涂鸦话语、粉丝话语等，因其反语言、反主流、甚至反社会的抗争性特质，近年来逐渐成为学界的关注热点，在多元文化共生、和谐社会共建的大语境下引发诸多学者的积极思考^[9-11]。边缘话语分析（marginal discourse analysis，MDA）承继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的核心观点，认为任何一种话语都不是简单的语篇或文本，而是“一种社会实践，一种意义的生成方式，一种言说方式、生活方式、生存之道”^[12]，是社会化过程中的某个人或某个群体发出的意义之声。作为MDA的研究主题之一，涂鸦话语根植于青年社群，自诞生以来一直以青年话语的形式而存在^[10]，有其特殊的言说群体、身份标识和文化特征。在话语社会意义的生成过程中，涂鸦者携带自身独特的标签（tag）和风格（style），在以自由和权力为特征的“临界空间”（liminal sphere）^[13]涂写、刻画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字、符号或图案，试图构建一种有别于主流社群的另类的自我身份，以期获得来自外界的关注和认可。这种亚文化景观与公共空间的合法话语既相伴共生，又相互冲突，在充满竞争与协商的话语现实中被赋予了深刻的社会文化意义。

“涂鸦”概念的双重属性（X景观和边缘话语）决定其具有传统语言景观和主流话语不具备的典型特征，主要体现在临时性、越界性、寄生性和多模态性四个方面。

由于涂鸦是一种与社会既定话语秩序格格不入的亚文化景观，多为未经主管部门允许而存在的违规失范的言语行为，因此其在公共场域存留的时间总是短暂的。然而，与场景化置放的符号景观相比，这种具有临时性特征的语符景观和话语现象，往往携带或承载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在有意或无意间向话语秩序、社会规则的制定者及其他阅读者传递不同寻常的隐含信息。事实上，为创建积极和谐的语言生态环境，政府部门通常会采取涂鸦清理行动，此举本是主管机构对公共空间话语实践的规范化管理，但却忽视了清理行为本身所传达的联想意义（如话语权势和社会地位的彰显），反而会巩固、加深社会大众对临时性涂鸦所蕴含意义的主动关切。

Halliday认为：“语言创造社会，维持社会关系；同时语言也搅乱、颠覆社会。一种语言与一种文化共同生长。”^[14]涂鸦者走出封闭的自我空间，来到个体或群体建构的“临界空间”，以未被官方准许的涂鸦方式来彰显个体或群体身份，谋求认同感，声索话语权，探寻社会空间重塑的另类表达机制，因此在官方话语体系中，越界出现的涂鸦“常常被看作乱涂乱画、破坏公物，属于违法行为”^[7]，是“游走于城市黑暗地带的独具反叛精神的先锋艺术”^[15]。作为一种越界存在的话语实践方式，涂鸦常被解读为存在于主流话语空间的不和谐因子，其与主流社会、大众文化、核心价值观相抗争，形成一种另类的、边缘化的社会符号和文化景观。

反语言与主流语言之间是一种“寄生关系”^[3]。涂鸦是一种社会符号的反语言，依附于主流语言而存在，又有对抗主流语言和自我繁殖的一面^[10]，恰如一种异类的语言和文化模因，具有较强的复制力和传染性。涂鸦语言与主流语言之间依附与被依附关系的演进过程大体上是一种“重新词汇化”（relexicalization）的过程，涂鸦语言自身具有的强大繁殖力或复制力则是“过渡词汇化”（overlexicalization）的过程^[3]。“重新词汇化”赋予话语完全不同的新解，虽“旧词换新貌”^[16]，但仍植根于主流文化的土壤；“过渡词汇化”造就涂鸦语言繁盛的复制力，不断的自我生产最终促生一种寄生的异类文化。因此，涂鸦语言与主流语言之间的关系类同于自然界生物体之间的寄生关系。一方面，前者从后者汲取养分，依附于后者而存在；另一方面，前者强大的寄生性和繁殖力侵害了后者的语言机理和文化根基。

相较于传统语言景观和主流话语的呈现方式，涂鸦往往以文字、符号、图像等多模态形式出现，构成多元素相结合的表达路径，语符景观和象符景观在特定的社会空间同时激活多重内涵意义和联想意义。与传统视域下存在于物理空间的涂鸦相比，近年来兴起的以网络为承载空间的虚拟或电子涂鸦现象，其表现形式更为丰富，文字、图形、图像、表情、色彩等综合性元素交融一体，形成模态丰富的多元化表义方式。因此，有关涂鸦语言现象的考察不能局限于前景中涂画或书写的文字，背景中其他模态的存在价值和意义也应得到合理、适切的阐释。

“界面”指一事物的两个或两个以上接触面或接触点线，是相互密切关联甚至相互融合、不易切分的部分^[17]。“界”即领域，大到学科门类，小到学科内部的各个“平面”，均可纳入“界”之范畴；“面”指两个界的交接之处，是界面研究的切入点^[18]。作为一种对接和关系^[19]，界面无处不在，既存在于各学科之间，也存在于每一学科内部，具有海纳百川的开放性^[20]。关于界面研究，学界观点有同有异，但多数学者对此持方法论或认识论之见^[21]，倡导跨学科对接与合作，强调开放融合^[22]、互渗互动^[20]。针对界面研究这一方法论，刘丽芬曾做出较为明确、清晰的界定，她认为界面研究指“两个或以上学科或学科内部两个或以上分支共同影响和制约并合力描写与解释同一事实、问题、观念、理论、实践的一种活动或过程；语言学中指两个或以上子系统共同影响和制约并合力探讨某一语言现象的活动或过程”^[20]。彭青龙提出语言界面研究的切入点，即“一个中心、两个维度和三个层面”^[22]。“一个中心”是以语言为中心；“两个维度”指理论维度和方法维度；“三个层面”是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若能聚焦中心，确定维度并厘清层面，得出的研究结论可能更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由于社会、文化、政治、历史、心理等多重因素的介入，涂鸦语言现象已然超越单一学科内部的研究范畴，逐步进入多学科交叉互动的界面研究视域。兼具X景观和边缘话语双重特质的涂鸦现象研究，应扎根于语言学学科的土壤，向关联密切的邻近学科（如符号学）开枝散叶，并尝试跨入语言学、符号学以外的其他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的疆域，旨在探寻多学科交融互补的阐释路径。经与不同学科或学科内部不同领域产生多元对接和交叉互动，涂鸦研究的广度、深度和高度将得到进一步拓展和升华。总之，界面研究这一方法论为描述、解读和阐释涂鸦现象提供了多元化的思考维度，值得多学科、多领域的学者开展合力探究，共同研讨特殊社群的非主流语言行为和边缘话语实践在社会语言生态中的存在意义和能动性。

涂鸦现象研究在理论层面表现出跨领域、超学科的广角性、多元性和交融性特征，众多学科的核心学理为探讨这一语言现象提供了丰富、宽阔的解读视域。本节重点论述对涂鸦现象研究具有较强解释力和可操作性的跨学科理论视角，分别是社会认同、批评话语分析、城市政治学、场所符号学和对话性视角。

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指“一个人对其所属的社会类别或群体的意识”^[23]。当个体认识到他（或她）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或她）的情感和价值意义^[24]。社会认同最初源于群体成员身份^[25]，强调作为社会建构的自我的社会属性^[26]。从本质上而言，处于社会化过程中的人们，自始至终都在探求个体的社会归属和身份认同。具有相同思想意识、价值观念、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的人们构成“内群体”（in-group），群内成员对个体的群体身份具有较强的认同感。在充满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客观世界中，涂鸦群体通过带有独特标签和鲜明风格的涂鸦语言行为来表达个体观念，彰显群体身份，建构社群认同。然而，涂鸦现象既有可能是内群体偏好上升为积极社会认同的表征，也有可能是社会认同受到质疑和威胁后的无声反抗，其背后隐匿的有益性、破坏性、模糊性等不确定因子凸显出相关研究的内在价值和意义。从社会认同视角对涂鸦现象进行考察和透视，有助于人们深入解读涂鸦景观的社会文化意义以及涂鸦群体的身份协商和心理诉求。

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从批评的角度研究话语，通过分析话语的语言特点及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来考察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进而揭示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27]。CDA诞生于后现代语境，主要关注语言与社会和权力的关系、语言的实践性和建构性、话语的互文性和对话性等核心课题^[28]。涂鸦话语是在青少年群体中盛行的一种亚文化形态，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此类边缘话语的异质性、反抗性和对话性对社会文化空间具有强大的建构意义。Fairclough指出，语言不是客观实在的反映，而是建构的积极媒介，因此对话语的关注不是要从话语中透视出某种客观实体的存在，而是要分析话语如何不断建构社会现实，参与社会空间的改造或社会文化的变革^[29-30]。涂鸦话语常以具有创造性、而非常规性的异体语言建构方式来反抗、挑战现实话语体系中的权力结构和权势关系，借由富有鲜明风格、植入内涵意义、嵌入价值取向的话语陈述不同的观念，阐明不同的立场，并建构不同的身份。正如Bakhtin所言：“充满多种语言意义和价值取向的语言成分，每一种语言成分都有各自不同的声音。”^[31]从批评的视角对涂鸦话语现象进行考察与分析，有助于人们倾听真实的“声音”，了解特殊群体如何通过涂鸦亚文化来表达观念、建构身份并获得认同，从而引起社会大众对该群体及其语言行为的关切和重视。

城市政治学（urban politics）是以发生在城市场域内的政治活动和政治现象为研究对象的交叉学科，研究主题包括城市政治的权力结构、城市领导与地方政府机构、城市社会运动、城市公共空间与城郊关系等^[32-33]。城市政治学视域下的城市空间往往扮演中介的角色或发挥媒介的作用，社会中的个人或群体通过特定的话语生产和传播活动，如标语、涂鸦等语符景观或口号、播报等语声景观，在公共开放的物理场域同空间话语秩序的制定者展开权益的争夺。Davidson 等人将语言行为者的主张及抗争与当权者的压制之间的交互过程视作城市政治学的一部分^[34]。公共空间中的涂鸦是人们对社会、政治等问题表达意见的一种途径^[7]，是社会语言生活在城市政治领域的表现形式。在具有现实性和能动性的话语实践中，涂鸦者往往以一种不和谐的越界方式强行渗入城市公共空间，打破既有语言生态和既定话语规则，与社会权力结构和主流政治文化产生冲突与抗争，试图唤起当权者及社会大众对个体或群体诉求的关注与回应。从城市政治学视角诠释涂鸦语言行为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有助于人们深入了解涂鸦语言现象在城市政治权力再生产、再分配过程中所发挥的能动作用，从而为政府部门治理语言生活、优化政治生态提供一定的启示。

Scollon & Scollon在其代表作《场所中的话语：物质世界中的语言》（ Discourses in Place: Language in the Material World）一书中提出了场所符号学（place semiotics）理论^[8]116-166，主要关注现实空间或物理场所中的标牌、话语和行为所传达的社会意义，包括语码优选（code preference）、字刻（inscription）、置放（emplacement）、时空中的话语（discourses in time and place）四个维度，其中标牌的置放位置或话语的出现场域是场所符号学研究的核心要素，因为以任何形式出现在具体场所中的标牌和符号都具有意义潜势，都是某种选择的结果，而每一种选择的背后都蕴含着复杂的意义集合^[8]175。与场景化置放的公共语言产品（如路标、路牌等）不同，涂鸦是X景观或非典型语言景观的一个类属，在现实空间中往往越界式出现，依附于主流话语而存在，寄生于大众文化而繁衍，其临时存在的意义并不关涉信息功能的实现，而在于象征功能的阐发。从场所符号学这一理论视角考察公共场域中的涂鸦语言现象，有助于研究者发掘、透视隐匿在社会语言现实背后的深层含义（如意识形态、权势关系、价值取向、社会分层、文化认同等）。

对话性（dialogism）是巴赫金（Bakhtin）超语言学的理论核心。“语言的整个生命，不论是在哪一个运用领域里（日常生活、公事交往、科学、文艺等）无不渗透着对话关系。”^[35]242“语言、话语——这几乎是人类生活的一切。”^[36]从巴赫金的相关阐述可以看出，人类世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归根结底都是通过语言或话语表现出来的对话关系。“没有语言和话语的联结和沟通，人类的社会生活也就无法维持。”^[37]从本质上而言，作为人类社会语言生活和话语实践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越界存在的临时性涂鸦现象自然具有内在对话性的潜势。正如巴赫金所言，“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35]340。事实上，对话手段、对话双方和对话目的，三要素共同促成涂鸦在公共空间的可见性、凸显度和影响力。在特定场景下，交际中的一方（涂鸦语言行为的实施者）借助某些具体的手段或方式（如标语、符号、涂画等）向另一方（涂鸦语言行为的接受者）传达某种显性或隐性的情感、意志、态度和立场，试图通过对话的方式来谋求事态的解决或目的的达成（如身份构建、价值观认同、话语权争夺、政治诉求的满足等），而且涂鸦景观霸占公共场域的时间越长、范围越广，由对话性产生的社会影响往往越大，对既定语言生活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冲击往往越强。

基于前文述及的涂鸦界面研究视角，笔者以在优玛卡（Umaca）发生的读写运动（literacy campaign）为例，尝试对语言与社会的互动意义进行多维度剖析。优玛卡是位于秘鲁安第斯山脉附近的一个村庄。该村部分中小学教师曾带领学生发起过一场以声索受教育权为主题的读写运动。学生在村庄内建筑物的墙面及公共场域岩石的表面涂写以下文字：“Papa, give me time to write my homework”（爸爸，给我点时间写作业吧），“Companions, we have to study in order to triumph”（小伙伴们，只有读书才能成功啊），“Papa, help me read and write”（爸爸，教我读书写字吧）。以上涂鸦文字未经官方批准，在优玛卡村庄的公共空间多次越界出现，打破了长久以来村庄内部形成的一种和谐话语秩序，违背了言语社群对公共语言实践和社会语言风貌的正向期待。

从批评话语分析这一视角来看，案例中的读写运动以适龄儿童为关怀对象，相关参与方通过发挥涂鸦语言现象的异质性、反抗性、对话性等功能，试图引起政府部门及社会大众对未成年人依法接受文化教育的关心和重视。在此过程中，看似无声的涂鸦文字实则扮演着“传声筒”的角色，向家庭、学校、政府、社会等多方传送来自言说主体的真实的声音。从巴赫金的对话性视角来看，该活动的发起人和参与人期望以涂鸦的方式与潜在交流对象（如政府、社会、家庭）展开积极对话，为适龄儿童接受教育这一合理诉求的实现提供发声渠道。涂鸦在读写运动中扮演“中介”的角色，发挥先锋话语的功能，在特定空间参与符号的社会意义建构，成为弱势群体和边缘化群体表达诉求、争取权益的语言工具。从场所符号学这一视角来看，涂鸦者凭借具有较强凸显性、非情景化置放、且与公共语言产品不同的非传统语言景观，旨在搭建起与外部群体沟通和对话的桥梁，传达符号背后隐含的象征意义和社会信息：试图向当局和家庭施加压力，声索享受适龄入学教育的合法权益，并且期望自身的正当诉求能获得外界的关注、认同和支持。

以上实例分析进一步验证了针对涂鸦语言现象进行界面研究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同时表明了结合多学科、多领域视角发掘语言与社会的互动性具有较好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该实例为相关学者开展类似的后续研究提供了借鉴与参考。

与平面化书写、静态化呈现和场景化置放的传统语言标识相同，涂鸦语言现象也是社会语言生活的一种表现形式。然而，由于涂鸦语言行为在公共空间的话语实践中处于边缘化地位，而且涂鸦语料的采集和梳理具有一定的难度，因此有关涂鸦语言现象及其创设者意图和阅读者反应的考察长期游移于典型语言景观和主流话语研究之外，但近年来已逐渐引起学界的兴趣和关注，相关研究呈方兴未艾之势。结合前人的研究基础，本文的分析结果显示，涂鸦语言行为兼具X景观和边缘话语的双重属性，具有临时性、越界性、寄生性、多模态性等典型特征。研究者可采取跨学科、跨领域交叉融合的界面研究路径，从社会认同、批评话语分析、城市政治学、场所符号学、对话性等多元化视角来考察涂鸦语言现象，阐释语言行为与社会空间的互动意义，发掘并还原社会语言生活的真实风貌。有关涂鸦语言现象的界面研究是对传统意义上典型语言景观和主流话语分析的有益补充，对后续相关研究的开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