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安·梅·坎贝尔（Marion May Campbell，1948—）在第一部小说《航线》（Lines of Flight）出版后，其澳大利亚重要小说家的地位便得到认可。卡桑德拉·派博斯（Cassandra Pybus）认为，读者必须“战斗”进入到坎贝尔的写作中，“以便从中获得意义”^[1] 。因为她在写作中摆脱了简单的线性叙事，利用时间和空间的不断交换创造出多重文本世界，读者需要阅读多遍才可以把握其中心思想。苏珊·米迪亚（Susan Midalia）注意到，“坎贝尔的第三部小说《潜伏者》（Prowler）其实和第一部小说有很多相似之处，甚至可以说《潜伏者》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以解决《航线》中某些逃避或省略的问题”^[2] 。事实上，该小说涉及诸多现实问题：个人成长、种族歧视、性爱关系、婚姻与家庭等。卡罗琳·布利斯（Carolyn Bliss）也认为：“文中对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理论的用典及简短讨论都成为《潜伏者》的亮点。”^[3] 许多国外学者受到该小说的吸引，他们从不同方面对《潜伏者》进行了探讨：玛丽·弗朗西斯·麦克（Marie-France Mack）关注了土著居民的问题^[4]；布利斯论述了汤姆－汤姆（以下简称为汤姆）与巴尔布的同性恋情^[3]；特蕾西·莱恩（Tracy Ryan）讨论了如同“连字符”一样的混血孩子^[5]。而在国内，中国知网上只有一篇对《潜伏者》的研究，毕宙嫔（2020）从性别、种族和空间三个方面探讨了汤姆身份的不确定性，并从中挖掘了坎贝尔的激进女权主义思想，即通过汤姆对父权制社会提出了抗议^[6]。作为一部女权主义浪潮更迭时期的作品，这部小说中现代婚姻和家庭的问题如此突出，极具现实意义，值得中国学者和读者加以关注。

自2004年聂珍钊教授提出文学伦理学批评这一理论方法以来，国内已有许多学者从“文学伦理学”的理论出发，探讨了不同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婚姻家庭伦理观。2020年9月29日，在中国知网上以“文学伦理学”为主题可查到1703条结果，同时以“婚姻”为副主题可查到112条结果，而以“家庭”为副主题可查到204条结果。文学和伦理两者之间有着深厚的历史，“在西方世界，文学的伦理价值取向是在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关于伦理学与文学之间关系的争论后逐渐明朗起来的”^[7]；而在古代中国，“伦理文学相当发达，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文学作品，其中有多种多样的体式”^[8] 。关于两者关系，邵锦娣和白劲鹏提出，阅读文学作品的作用在于获得情感满足、教化说理和培养对修辞学及文学研究的敏感度^{[9] 3}。其中，教化说理要求作家在文学作品中提倡和发扬良好的伦理道德。聂珍钊也曾直接指出:“审美并不是文学的功能，而是为文学的教诲功能服务的，是文学教诲功能实现的方法和途径。”^{[10] 14}在文学为伦理道德服务时，“通过文学批评的方式要求作家、批评家在创作与批评时负有更多的道德与社会责任，并由此建立起人类高洁的精神空间，显然这是文学应该追求的崇高理想”^[11] 。作为当代澳大利亚重要作家，玛丽安·梅·坎贝尔关心人类生活，勇担社会伦理责任。在《潜伏者》中，坎贝尔以汤姆的生活为伦理主线，介绍了其原生家庭和新生家庭的生活环境，揭示了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婚姻和家庭问题。

卢梭认为：“一切社会之中最古老的而又唯一自然的社会，就是家庭。”^{[12] 5}家庭作为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健全社会的基础和细胞，它约束着家庭成员们的行为，使得社会得以有序运转。无论在什么时代，家庭在人类社会和个人成长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美满的原生家庭、残缺的伦理环境会严重影响到下一代的成长。“原生家庭对家里子女的影响越深刻，子女长大之后就越倾向于按照幼年时小小的世界观来观察和感受成年人的大世界。”^{[13] 1}《潜伏者》中，汤姆在非核心家庭中成长，母亲自杀、父亲出走，她与祖母梅芙（Maeve）一起生活。这一残缺的伦理环境深刻地影响了其人生观和世界观。

汤姆从祖母处获知了父亲和母亲的形象及婚姻关系。祖母回忆道：父亲是农民，有着一双灰色的眼睛，“他举止优雅，在外人眼中，母亲像是找到了一颗珍珠和三千亩良田”^{[14] 26-27}；母亲则有着大大的杏仁眼睛，细细的弯眉和黑黑的短发，“她总是高度紧张，既有激情又很顽强，拥有艺术家的气质”^{[14] 27}。正如弗吉尼亚 ·伍尔夫所言：“女性要做艺术家得不到鼓励，相反她会受到冷落、非难、训斥和规劝。由于必须反对这个、不赞成那个，她的精神一定高度紧张、精力一定遭到损耗。”^{[15] 538}艺术家般的母亲在乡下教书时感到自己被孤立，看不见任何未来。而父亲的追求使其认为对方是能够欣赏自己才能的知己，于是未有深入了解便选择嫁给了他。

母亲与父亲分属不同的阶级，中产阶级的母亲和戴维·劳伦斯笔下的莫罗夫人一样，因为一时的激情，不顾阶级差异选择了比自己社会地位低下的父亲。如果用文学伦理学的“斯芬克斯因子”分析莫罗夫妻的伦理关系，莫罗夫人当初喜欢上莫罗正是受到了其潜意识中动物性本能的驱使，她迷恋莫罗而忽视了阶级差别和个人素养^[16] 。但是两人终究来自不同的社会阶级，这种阶级上的不平等往往会使人们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产生差异，并在差异中滋生矛盾。更何况，母亲的理想丈夫是自己的精神伴侣，而父亲却在婚后一直施展大男子主义，待母亲如笼中鸟，剥夺其在外唱歌的权力，视其为对外炫耀的资本，“她有漂亮的衣服对他很重要，他为她的美丽感到自豪”^{[14] 28}。母亲在汤姆出生后更是完全奉献了自己，失去了自我空间，父亲从未意识到，“如果他乐意将孩子抱在怀里，这样母亲就可以洗个澡或者坐在凉亭上，有五分钟不听你哭的时间”^{[14] 26-27}。确实，“现代生活中的不幸至少有四分之三可以归咎于婚姻”^{[17] 234}。最终，由于对不幸的婚姻生活感到绝望，母亲用死亡终结了自己的生命。母亲死后，父亲选择了离开，将汤姆留给祖母一人照顾。

其实，祖母对母亲的婚姻家庭生活有着深刻的影响。虽然小说中未曾描述过祖父和祖母的点滴生活，但是母亲自杀后他们两人“互相指责、怨恨，觉得还是分道扬镳更好”^{[14] 181}。这映射了两人平时缺乏支持、并不融洽的婚姻关系，他们对母亲的婚姻家庭观难免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日常照顾汤姆时，祖母对其实施自由的放养式教育：任由身为女孩的汤姆“穿着假小子的服装，将工整的校服拧成不羁的样子”^{[14] 140}；放任作为白人的汤姆与土著邻居交往过密，“从米莉和乔以及他们家借来所有的知识”^{[14] 109}；汤姆可以自由地安排自己的学习，“如果她对什么感兴趣，就会直接去做。如果不感兴趣就不予理睬，高兴地拿零分”^{[14] 55}。

在这种自由放任的伦理环境中，汤姆无法认清自己的性别身份，完全忽视同性和异性交往的社会模式。在澳大利亚，她给美术老师伊娃·霍夫曼（Eva Hoffman）写过情书，如同《阿拉比》（Araby）中男孩为邻家姐姐前往集市一样，汤姆也为伊娃去过珀斯参观斯坦利·斯宾塞（Stanley Spencer）的艺术展；她和好友卢·巴尔布（Lou Barb）互生情愫，却遭到巴尔布母亲的阻止。后来在法国，汤姆暗恋戏剧表演老师西蒙娜·乔塞尔（Simone Choiseuil），幻想两人发生性爱关系，遭到了乔塞尔的拒绝；她与同学莫莉（Molly）同居，发展了一段同性恋情。前期一度以同性恋者身份自居的汤姆却在后来有过两段婚姻，并与前夫阿西夫（Asif）生下儿子卡里姆（Karim），与现任丈夫莫里斯（Maurice）生下女儿伊西多尔（Isidore）。除了复杂的双性恋性向，汤姆还游离于黑白种族之间，无法确定自己的种族归属。因为从小和土著居民尼翁加人（Nyoongar）生活在一起，她与邻居米莉（Millie）和乔（Joe）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希望自己能够变成米莉那个被夺走的女儿比莉（Billie）。汤姆虽然有着白皮肤，却总想变成黑色。然而在现实压力下，她为阿西夫搬进了白人生活的社区，最后还与白人莫里斯结了婚，彻底走向“白人性”（whiteness）^①。无论从性别身份还是从种族认同来看，汤姆的伦理意识始终是矛盾的，难以做出符合社会准则的伦理选择，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预示了其混乱的婚姻家庭生活。

汤姆一共有过两段婚姻，在第一段婚姻中她选择了异性恋女性的伦理身份。阿西夫作为其第一任丈夫，是移民法国的阿拉伯人，帅气迷人，“他的目光像毕加索的一样，令人目不转睛”^{[14] 323}，而令汤姆迷恋的不仅是其帅气的脸庞，更是两人之间产生的神奇热度。一开始在课堂上进行自我介绍时，汤姆将自己比作澳洲的古老树木——拔克西木树（Banksia tree），声称自己来自无人之地（No-man’s land），表示想把土地送给土著朋友。阿西夫马上对其进行质问：“你自己难道不是入侵者吗？你怎么能说把你们的土地送给他们？你不是在用偷来的钱旅行吗？”^{[14] 100}尽管两人之间会产生对抗，但在对抗中汤姆更好地认识了自己的身份，随后她承认“我偷了多余的钱”，并自问道“为什么我自己不是侵略者”^{[14] 107}。他们都痛恨白人资产阶级对土著或移民等边缘人的迫害，希望以战斗的方式为受到迫害的人民谋取话语权。这种共同的认知让汤姆和阿西夫在交往时产生了热度：“阿西夫和我重复、重复，稳住脚跟，被困在对立结构的镜子里。我们在交战的镜子之间产生了奇怪的热量。”^{[14] 135}介入两者之间的是汤姆幻想出来的蜘蛛，“她（蜘蛛）会让我们做所有的工作，搭好所有的脚手架，一旦结构就位，她就会把我们移走……我们知道风险，因此爱她：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随时都可以成为她的食物”^{[14] 120}。在蜘蛛的操纵下，汤姆与阿西夫之间的性爱关系是如此刺激又危险，正如坎贝尔曾分析指出：“蜘蛛是他们之间一种必要的幻觉，可以带来激进的古老诱惑。”^{[18] 230}在第一次和阿西夫接吻时，汤姆迷惑道：“我做什么了？莫莉和现在的阿西夫。我甚至不知道他们是谁。”^{[14] 170}此时汤姆在分不清自己的性取向时，选择了作为异性恋的女性身份，和母亲一样在诱惑和激情之下走进了婚姻生活。

巴尔布曾告诫过汤姆：“激情源于知识的匮乏，是渴望知识和吞噬与他者陌生之间的张力，直到你被拉伸到极限把陌生变成同一，直到你供给过足把自己变成他者，然后你的激情便会崩溃，再也没有空间。总之，激情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14] 272}当激情退却，来自不同阶级、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汤姆和阿西夫需要面对生活中的种种矛盾，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阶级矛盾。梅芙死后，阿西夫想要移居澳大利亚与汤姆一起生活，但是由于移民身份遇到了种种挫折，使得汤姆不得不利用朋友的帮助从中周旋，这让汤姆认为“自己为他变成了资产阶级白人”^{[14] 241}。后因为阿西夫的工作，他们一起搬进了白人生活的社区，与资产阶级为伍。当马赛的朋友来到澳大利亚时，阿西夫甚至和朋友直言：“她总是很舒服，归根结底，她是资产阶级。”^{[14] 274}在婚姻中因为阿西夫，汤姆逐渐走向“白人性”，这让其倍感痛苦。因为在八年级的历史课上她就“拒绝学习那些入侵者的名字”^{[14] 55}，希望可以穿上拔克西木表演服，露出米色、棕褐色和草莓色的脸，从而掩盖自己的白皮肤。其实，除了汤姆，阿西夫也为自我身份问题所困扰。他远离家人，孤身来到澳大利亚，从一开始就面临了太多压力，他的双重流亡是一个悲惨的故事^{[14] 81}。在法国，他一天要出示十几次身份证，因为他看起来不对劲，听起来也不对劲^{[14] 96}；而在澳大利亚，他听当地人说话就像面对唐老鸭，遇到听不懂的他会回头向汤姆请求翻译，“困惑从他的眼睛里闪现出来：他们在说什么？”^{[14] 273}当阿西夫了解到汤姆可以继承祖母的小屋和土地时，他认为自己是在和资产阶级者一起生活，这背离了其仇恨资产阶级的初衷。总之，迫于现实生活的压力，汤姆和阿西夫不得不走近“白人性”，这违背了双方的道德基础，使两人在婚姻家庭中逐渐失去激情。

此外，汤姆和阿西夫对性别权力关系也持有不同的观点。在与阿西夫发展激情关系时，汤姆幻想的蜘蛛其实已经暴露了其女权主义思想。蜘蛛以女性的身份出现，可以调动所有人为其服务，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坎贝尔在该书出版前，曾解释道：“汤姆把蜘蛛作为自己的形象，以复调为主题倡导女性无政府主义的回归，在主流文化的独奏中对抗比登（Bidon）移民工人的大男子气概。”^{[18] 231}汤姆还和莫莉一起组织了表演，试图为女性发声；参观过哈斯尼女士（Madame Hasni）居住的贫民窟，以其之口宣誓女权主义思想：“男人？不可能！是我们女人，一支由我们女人组成的军队，让这个城市保持干净的女人。你们的地下女兵！”^{[14] 209} 巴西里奥（Basilio）曾提醒过汤姆：“别跟他（阿西夫）提你有女权主义运动的打算。据我所知，他们对女权主义者闯入他们世界的方式非常敏感，他们都是男权至上的混蛋，把女人当作干活的牲口。”^{[14] 160}然而，汤姆无视其告诫，仍受到阿西夫魅力的诱惑，步入婚姻后汤姆承担了家里所有的家务，每日清洁房屋、准备食材、照顾小孩，成为干活的“牲口”。在来自马赛的朋友面前，阿西夫甚至会对汤姆大喊大叫，无视其家务劳动的辛苦，宣誓自己的男权地位。面对这种大男子主义，汤姆曾和母亲一样保持过沉默，全心全意地照顾孩子，放弃自己的艺术追求与工作，完全失去自我空间。但当阿西夫和朋友开始谋划祖母留下来、汤姆准备送给土著朋友的土地时，她终于爆发，直接冲阿西夫吼道：“你自己去洗衣服吧，你这个装腔作势的混蛋。真是可悲。”^{[14] 275}阿西夫的男权地位遇到挑战，于是他用暴力释放了自己，他“从空中抛下两个月的卡里姆，对汤姆挥起了热水管和拳头”^{[14] 279}。为了保护孩子和自己，汤姆叫来了警察，以法律手段终止了与阿西夫的婚姻，获得了卡里姆的抚养权。

当无法确定自己性别伦理身份的汤姆遇到持有不同文化身份的阿西夫，他们激情又懵懂地选择开始婚姻家庭生活，在生活中两人无法适应自己伦理身份的转变——从自由流亡的学生到需要对婚姻家庭负责的妻子或母亲、丈夫或父亲。两人从小均生活在非核心家庭的伦理环境下，面对现实的压力，他们不知该如何承担自己的伦理责任并处理生活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只能以绝对的激情方式（或暴力）应对矛盾。最终，两人的婚姻关系以悲剧收场。

如果说在第一段婚姻关系中汤姆选择了自己作为异性恋女性的性别身份；那么在第二段婚姻中与白人莫里斯的结合，她便选择了自己作为白种人的种族身份。在与阿西夫离婚后，汤姆独自抚养儿子卡里姆，他们不知如何从贫穷中爬出来，以至于每一片硬面包、每一块奶酪、每一盆花都是不可思议的，都是他们的情人^{[14] 328-329}。面临这种贫困的生活，汤姆暂时抑制住了自己对白人资产阶级的敌视，审时度势选择了白人莫里斯。然而，她未曾改变自己内心对白人的抵触，这种伦理选择虽然可以让母子二人过上温饱的生活，但是无法使她享受到婚姻家庭生活中的幸福。于是，汤姆索性不理会莫里斯，用冷漠的方式来回应他。而且为了逃避自己已经进入“白人性”这一事实，她将自己幻想成红头发疯子（Fou Roux，文森特·梵高的绰号，法语意为“疯狂的”）的情人，在日记中将莫里斯记录为第三任丈夫。但是这种自我麻痹的精神出轨无法解决两人之间的根本问题，即使她可以以逃避的方式继续假扮好妻子和好母亲的角色，导火索一旦被触发，两人的矛盾便会爆发。

儿子卡里姆作为一根隐形的导火索一直存在于汤姆和莫里斯之间，只要涉及卡里姆，两人就会产生争执。汤姆一直对卡里姆抱有超越母子的感情，每次看着卡里姆，她就像看到了其亲生父亲阿西夫一样。她向好友巴尔布坦言:“有时当我看着卡里姆的脸，我感到害怕；我害怕我的恐惧，我害怕我的激情。他仅仅一个轻率的举动，或是一个尖锐的回答，我就会像情人一样受伤。我恨他又把我锁在过去里。”^{[14] 325}带着这种有违伦理的母子恋情感，汤姆就像《儿子与情人》里的母亲一样，对儿子卡里姆的生活无微不至，愿意满足其所有愿望。就算卡里姆凌晨三点回家，汤姆也会醒着等他，告诉他自己已经打扫好了房间^{[14] 331}；就算卡里姆请求在外飙车一晚上，汤姆也会答应，让他玩得开心。莫里斯认为，“他该开始找工作了，该把他介绍给现实世界了，该让他知道一天中厕纸、电费、长途电话以及汽车牌照和保养需要花费多少钱”^{[14] 333}。为了维护儿子，汤姆决定讨厌莫里斯。她沉迷于这种暧昧的乱伦情结，希望通过幻想与儿子的逃逸恋情来摆脱自己在家庭中妻子和母亲的伦理身份。最终卡里姆被宠坏了，他用大麻烟填塞自己的小屋。汤姆与莫里斯的关系也因为卡里姆的教育方式的问题不断激化，在最后一篇日记中汤姆反思道：“长久以来，为了抹杀记忆，我一直在扼杀我们的未来。莫里斯，可怜的莫里斯，我把他排除在外了。”^{[14] 367-368}

长期的压抑和逃逸的幻想确实让汤姆缓解了与白人一起生活的痛苦，也使其暂时躲避了自己白人身份的困扰，继续履行在第二个婚姻家庭中的伦理义务。但是，土著朋友被抢夺土地的新闻彻底触动了汤姆。当她看到报道中还有梅夫的小卡车时，她再也无法以“鸵鸟综合征”封闭自我了。正如阿瑟·米勒的《碎玻璃》所揭示的：“职业身份的缺失，家庭身份（作为妻子）的被忽视，族裔身份很自然地成为女主西尔维亚所珍视的倚靠，成为支撑她生活下去的力量之源，而这也进一步强化了她自小养成的族裔认同感。”^[19] 此时，没有工作、无法承担好妻子、好母亲责任的汤姆也将希望寄托在族裔身份认同上，但不同于西尔维亚的无所作为和瘫痪，汤姆决定完全抛弃困扰自己的家庭伦理身份，承担自己所认定的土著人族裔身份，与曾经的土著朋友们一起抗战到底。可是，汤姆被媒体塑造成一个白痴式的个体，丝毫没有提及她与土著朋友们的深厚友谊。当政府知道她有把枪后，她被别有用心的媒体塑造成“正义”的对立面：“他们手里有武器，谁知道他们会暴动成什么样子！我们看到那只22口径的枪管指着卢浮宫。”^{[14] 373}最终，汤姆被当作暴动份子遭到击杀。警察解释说他们听见了枪声，然而在搜查房子时他们发现那把枪无法射出子弹，那么枪声又从何而来？可见，汤姆的死只是政府的蓄意谋杀。但是通过死亡，汤姆证明了自己是“土著人”，找到了自己的族裔伦理身份。

可见，以幻想或沉默的方式逃避个人应尽的伦理责任是无法使人从家庭生活中获得幸福感的，只有勇担责任、直面困难和挑战才可以帮助自己更好地认识自我、享受生活。倘若在婚姻家庭中，汤姆能和面对自己的族裔身份一样勇敢，那么其第二段婚姻或许有不一样的结局。她对家庭伦理身份的放弃还使卡里姆和伊西多尔失去了母亲，他们将和幼时的汤姆一样生活在残缺的伦理环境下，随时可能做出错误的伦理选择。这也暗示了破裂的婚姻家庭和混乱的自我认识将会在下一代的身上继续上演。

自古以来，大量的文学作品要么属于伦理文学讨论范畴，要么同伦理问题有所关联。由于文学不能脱离伦理价值而存在，因此，文学的伦理价值的判断就成了评价文学的基础^[20] 。在《潜伏者》这部后现代主义小说中，坎贝尔以汤姆为中心介绍了四代人的家庭生活。由于有着不幸的生长伦理环境，汤姆在原生家庭中未能明确自己的性别和种族伦理身份，凭借着一时激情开始了婚姻家庭生活并孕育了自己的孩子。在随后的第一段、第二段婚姻家庭生活中，汤姆分别被动地接受了自己作为异性恋女性和白人的身份，但在这种被动的情况下，她没有能力、也不愿意承担自己应尽的家庭责任。事实上，夫妻双方中若有一方不承担自己的伦理责任，那么该婚姻家庭生活便难以得到正常维系。最终，汤姆的两段婚姻都和祖母、母亲曾经历的一样，以悲惨而告终。她将原生家庭的错误示范加以延续，影响着下一代的成长，预示着子孙后代将有可能上演无限循环的悲剧故事。所幸的是，小说结尾处汤姆直面自己的内心，勇敢地选择为“土著同胞”发声，在承担伦理责任时解决了自己的族裔身份认同问题，这或许是作者为面临自我迷失的人类所提供的一条走出迷局的路径。总之，坎贝尔在《潜伏者》这部小说中为当代人敲响了警钟，警示众人在明确自身伦理身份后要认清自己的伦理责任、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从而为下一代营造良好的伦理环境，真正实现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