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中心任务的新征程，构建更加满足新时代新征程需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要求和实践需求不断变得紧迫。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1]331毋庸置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必须是全面的，对其批判维度的构建也是我们不可忽视的重要面向。这种批判精神不仅包含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辩证批判，同时也包括对自身的不断审视和对其他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辩证取舍。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以下简称为《手稿》）作为马克思1843年底开始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以资本主义批判为现实关照和理论焦点，成为马克思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哲学批判结合起来分析现实问题的第一次理论尝试，初步形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哲学批判相统一的资本主义批判方法论。因此，对《手稿》中呈现出的青年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及其方法论进行总结，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维度和理论体系构建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

马克思思想的诞生和发展与其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紧密相连的，甚至可以说是伴随着对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的不断揭露和批判的深入而不断发展。《手稿》作为马克思早期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成果，首先是对包括异化劳动、私有制、国民经济学在内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其次是对以黑格尔辩证法为代表的整个近代形而上学的批判。

就商品世界而言，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劳动产品即商品与包括劳动者和资本家在内的人是相异化的。在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状态下，整个社会呈现出商品世界对劳动者的统治，劳动产品作为主体力量的对象化、现实化，成为了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来反对主体自身。从而使得商品成为“主人”，它迫使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才能得到它，而只有得到它，工人及其家庭才能够存活。这种统治和奴役不仅表现在外在的对工人的生存资料以及劳动对象即工作的控制，更深层次地表现为对工人本质力量的一种摧毁，工人创造出一个反对自身，侵害自身本质的那个世界。而就商品世界与资本家的关系而言，马克思同样表述了其统治与被统治的一面：一方面，劳动产品只是作为资本家谋利的工具而存在，商品对于资本家而言并没有超越交换价值的丰富性；另一方面，资本家也被劳动产品所“统治”，资本家必须使劳动产品正常交换才能生存，自由的外表下实则时刻生活在商品统治的控制中。综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时刻处于商品世界的统治中，马克思凝练地表述为：“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2]156通过对资本主义商品世界的揭露，青年马克思道出了商品世界与人的世界的敌对关系，深刻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物吃人的现象。

就劳动世界而言，马克思主要归结为双重“不属于”：第一层“不属于”表现为劳动对工人本质的出离，“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2]159。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性表现。劳动的过程直接体现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过程、自我确证过程，工人在劳动过程中感受到的应该是“幸福”“舒畅”“肯定”和“自愿”。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在劳动过程中感受到的是“不幸”“折磨”“摧残”和“强迫”。第二层“不属于”是劳动不属于工人，劳动过程中的工人也不属于他自己。工人劳动地越多，他就丧失地越多。劳动一旦被交易，工人将完全丧失自主性，不仅是劳动的自主性，更包括其自身的自主性。而就资本家而言，其一切活动其实也只是表面上属于自身，实质上仍然受资本逻辑的支配。因此，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活动即劳动都是异化的，异化的劳动世界支配着人的世界。

对商品世界和劳动世界的批判必然走向对人的世界的分析。马克思指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其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然而“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2]163。劳动的手段化所呈现出的是整个类特性的手段化，即把高层次的“类生活”降低到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然而，在马克思看来，类生活不应该成为手段，而是本质。当本质性的东西降低为手段的时候，这是对人的类本质极大的否定。人的本质世界随着商品世界和劳动世界的异化而出现了坍塌。同时，人与人的关系也处于异化的状态，个人不仅与他人是对立的，与自身同样相对立。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确立起来的关系是不平等的、不纯粹的，利益充斥着一切空隙，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充满着剥削与压迫，工人与工人之间实质上也是一种隐形的竞争关系。因此，资本主义社会每个人的关系都处于对立状态。

通过四重异化规定，青年马克思展现并解构了资本主义社会三重世界的异化状态。而显然对资本主义社会非人状态的揭示并非马克思的真正目的，异化劳动背后的实质是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而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否定和超越的共产主义也即将呼之欲出。

马克思在《笔记本Ⅰ》中开篇就指出“资本、地租和劳动的分离对工人来说是致命的”^[2]115。第一个原因马克思看来在于资本和土地本来作为劳动者进行劳动的必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却是资本和土地成为劳动的依附，劳动不具有对资本和土地的直接支配权。导致的直接后果就在于工人成为资本家购买的生产资料的一部分，即成为商品。资本家购买工人的劳动进行生产，对劳动及其产品进行支配，工资和利润呈现二元对立。而这样一种劳动与资本的交换过程必然受到供求规律的支配，使得工人在这个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加剧。同时，资本对差异性的、感性的劳动做了单一性、同质化的处理，资本只关心劳动，对现实的个人活动漠不关心。此外，马克思指出资本家面对资本时同样面临着苦恼，工人为生存而苦恼，资本家则为不断获取剩余价值而苦恼。第二个原因在于马克思揭示的三种社会发展状况。当社会财富处于衰落状态时，工人遭受的痛苦最大，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处于衰落时期，工人阶级处于苦难之中；当社会财富处于增长阶段，随着分工的扩大和资本的积累，工人在肉体上和精神上被贬低为机器；在社会最富裕的状态中，贫苦持续不变，超过需求的工人将注定会死亡。因此，无论社会财富处于何种阶段，工人始终生活于贫困中。

马克思尖锐地指出工人的这样一种致命结局，社会财富增长与工人工资及其生活状况之间的矛盾与其说是国民经济学的矛盾，倒不如说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规律本身的矛盾，即建立在私有财产制度上的雇佣劳动。随着私有制的发展，一方面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关系不断简单化，阶级对立不断尖锐化；另一方面，不仅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关系紧张，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以及工人与工人之间也处于一种相互竞争的紧张状态。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国民经济学家直接从这样的分离现实出发，把本该加以解释的前提当做理论基础，其理论的形而上学性质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角色也暴露无遗。而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不是一味的否定，在批判的过程中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社会财富的创造同样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首先，马克思揭露了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整个近代哲学的形而上学性。虽然包括青年黑格尔派、费尔巴哈在内的近代哲学家都对黑格尔哲学进行过批判，但是在马克思看来，他们的批判要么是用黑格尔辩证法来批判黑格尔辩证法，要么是对自身持完全非批判的态度。因此，作为近代哲学的一份子，依旧是需要被批判的对象。青年黑格尔派批判黑格尔的理论框架、工具、方法仍然是黑格尔的，归根到底是用形而上学的方法来批判形而上学。他们抓住的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形式方面，没有看到黑格尔辩证法的内在限度，实际上是非批判的。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辩证法具有批判的形式，但不具有批判的内容，由此展开的批判必将是毫无锋芒的。恩格斯同样指出，其非批判性在于：黑格尔哲学保守的哲学体系阉割了、窒息了革命的辩证法。那么，将以黑格尔唯心辩证法为代表的整个近代形而上学作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就是有害的，其具有的批判性“是一种隐蔽的、自身还不清楚的、神秘化的批判”^[2]204，其后果是遮蔽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暂时性，削弱了民众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以及阻碍了对未来社会的向往与追求。

其次，马克思揭露了黑格尔哲学与国民经济学的共谋性质。第一，黑格尔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但是黑格尔的劳动是思维的劳动、意识的劳动，而不是感性劳动。正是因为黑格尔不理解感性劳动，所以黑格尔从来没有关注到劳动的异化。国民经济学亦是如此，只承认劳动的抽象方面而自觉忽略劳动的感性方面。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决定商品二因素理论，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由此国民经济学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必然追求的是抽象劳动，一是因为商品价值量的确定、度量是建立在抽象劳动基础之上的；二是商品要想顺利交换，必须便于计算，而抽象劳动创造的价值满足了这一要求。因此，劳动的抽象性在国民经济学中是以价值量和工资等经济学范畴表现出来的。而黑格尔作为德国哲学家，他要从哲学论证抽象劳动，哲学上的抽象劳动为经济学上的抽象劳动奠定了基础。第二，国民经济学和黑格尔哲学都看不到劳动的感性方面。国民经济学把劳动和财富结合在一起，指出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肯定了人的主体性，这一点马克思是加以肯定的。但国民经济学仅仅是看到了劳动，而看不到劳动背后的工人。黑格尔则为现代国民经济学辩护，为劳动作了一种最一般原则的解释，指出财富与人的劳动有关系，也就是说财富与人的主体本质力量有关系，即财富的生成与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示是同一个过程。但在黑格尔那里，人的本质是自我意识，一方面自我意识的异化无法被看作人的本质的现实异化的表现；另一方面，对异化了的对象性本质的全部重新占有，实质上是一种虚假的占有。所以在这个层面上，黑格尔哲学与国民经济学结成巩固的利益同盟。如果说二者还有什么区别，那区别仅仅在于一个是哲学语言，一个是经济学语言。

通过上文的分析，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首先是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体现为对异化劳动、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和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其次是哲学维度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深入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其哲学基础的批判，集中表现为黑格尔哲学。综上所述，通过对《手稿》的分析，青年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得到了清晰的呈现，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哲学批判的统一，还包括实事求是与开放包容的批判态度，而其批判语境中也内含着解放意蕴，即为共产主义的出场提供了批判前提。

毋庸置疑，青年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是极其深刻且具有源发性的。在思想史中，青年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呈现出内外两个方面的效应：一方面就马克思思想发展史本身而言，自《手稿》时期开始，马克思逐步深入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与批判，这不仅奠定了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具体内容，确立了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方法论基础，还树立了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价值旨归，综合性成果集中体现为《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暂时性和人类社会的共产主义未来。而随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批判的进一步深入和对共产主义论证的深化，马克思开始将研究的重点聚焦于政治经济学领域，相继写作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等文本，创作出了《资本论》这一鸿篇巨制，这也为往后思想家的资本主义批判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另一方面，青年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以及后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研究，为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提供了理论武器，他们或多或少从马克思那里吸取了理论基因，从而更加有力地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多维度剖析，他们着眼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涉及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科技功能批判、文艺美学批判、生态危机批判、消费主义批判等，为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理论注入了新的理论活力。可见，纵然马克思已然有着其既有的思想结论，但马克思主义并非是既定的，与时俱进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之所在，青年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有着其深刻的当代价值。

显而易见，青年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及其方法论绝不是历史的、短暂的，而是有着其超越时代的方法论价值和生命力。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时代化、中国化的产物，当前其主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学理依据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4]61因此，青年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及其方法论理应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理论资源。

青年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气质的重要形成资源和组成部分，体现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以贯之的批判精神，毋宁说批判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源头活水。马克思早期对经济学的介入就源于其对资本主义社会法的原则的不满，遇到了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之难事，由此马克思转而研究市民社会，即现实的物质关系，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手稿》的由来。纵观《手稿》中的几大笔记，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研究始终是批判性的，着重体现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工资、利润、地租的分析中，体现在对异化劳动、私有制、国民经济学、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中，而正是这种批判性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超越时代的理论价值和生命力。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表明，批判性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同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毋宁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形态，因此，批判气质也应当有其时代传承。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鲜明批判，必须有其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话语建构，而不能简单地只着眼于阐述社会主义建设的相关经济理论；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保持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在《手稿》中始终围绕国民经济学的理论观点进行批判，揭示其为资本主义言说的性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范围也必须包含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由此形成既包含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又包含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理论的批判格局。

通过前文分析，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资本主义主要从政治经济学维度和哲学维度进行了批判。但是这两种批判不是割裂的，不是时间上的先后进行和话语上的独立展开，而是合二为一、融为一体的批判。同时，在这二者的融合批判中体现出两种独特的批判风格。首先是显性批判。即一方面直截了当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是处于异化状态的社会，这种异化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化，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雇佣劳动的变异，进而体现为无论社会处于何种发展阶段，工人总是处于贫困状态，商品世界、劳动世界以及人的世界都是异化的。另一方面体现在对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整个近代形而上学的批判，直接揭示出黑格尔哲学与国民经济学的共谋性质，二者实质都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其次是隐性批判。一方面体现在正是由于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使得马克思发现了市民社会的批判视域，为在政治经济学视角下考察市民社会提供了理论参照。同时，马克思也批判吸收了诸多黑格尔哲学精髓，如精神现象学中蕴含的能动的否定性辩证法、黑格尔唯心主义本质中蕴含的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这一积极的批判形式等，为其对人的现实劳动过程、人类发展史与自然史、异化劳动与劳动等分析提供了一定的方法论基础。另一方面在于马克思对人的探讨从政治经济学领域提升到了哲学领域，体现为对异化劳动本质的追问，从主体和客体、理性和感性对人的类本质的把握，唯物史观基本原则的确立等。综上，正是在这样一种融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哲学批判中，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呈现出了其自身的原则高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对诸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新发展理念等阐释过程中，不仅要注重其政治经济学的阐释范式，更要注重其哲学内涵的阐释，在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批判吸收过程中，同样也要注重从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两个维度对其展开辩证吸取。

《手稿》中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始终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例如在对工资、利润和地租进行分析的逻辑展开过程中，无论是分析社会三种状态中工人的工资，还是分析资本家的利润以及地租的增长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简单化，都始终围绕着社会现实进行。通过对社会现实的透视得出结论，坚持事实就是的分析态度，而不是纯粹地停留在理论层面。更甚如在对异化劳动的分析过程中，对包括异化劳动在内的异化内涵的分析同样是扎根于资本主义社会现状，而不是盲目地出于纯粹批判的目的而批判。而在对国民经济学、黑格尔哲学相关观点的批判借鉴中又足见马克思批判的辩证性、包容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正是在批判的过程中本着实事求是、开放包容的精神而不断地发展壮大、与时俱进。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必须本着这样的态度从而促进自身的发展。实事求是的批判精神体现在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始终坚持上，体现在对新发展理念、新发展阶段、新发展格局的深刻把握上，体现在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刻领悟上。开放包容的批判气质则不仅体现为对资本主义发展先进经验的吸收借鉴和对全球市场的批判融入，还体现在对西方经济学和西方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辩证吸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以实事求是的批判精神面对国内国际现实，以开放包容的批判态度吸收先进、为我所用，才能始终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基础。

纵观《手稿》的三个笔记，可以发现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不是纯粹的资本主义批判，虽然其批判的矛头直指资本主义，但是其批判的目的却在于为“共产主义”出场提供理论基础和批判前提，因此，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是有着其解放气质的。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批判理论虽然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方面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分析，但是都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即缺乏解放意蕴。致使这些理论不过是在资本主义既定现实内谈社会问题，基本没有触及到或者没有明确指出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判，没有继续深入将问题的最终根源归结为背后的资本逻辑及其资本主义制度根源，甚至在抹除这些问题的社会制度根源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支撑，乃至于作为我们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理想的理论支撑，必须在话语体系上实现资本主义批判与共产主义未来的逻辑连接。毋庸置疑，就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本身而言，已然与科学社会主义实现了基本的勾连，譬如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等等，都在很大程度上蕴含着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但是当前的问题在于我们必须领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解放话语，不能单纯着眼于当前的经济理论与实践，不能局限于为当前的经济建设现实陈述，而必须为未来的理想说话。综上所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必须有其既批判资本主义，又建设当下社会主义，更有为全人类求解放的三重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5]2青年马克思在《手稿》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必然属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方面，必然成为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资源，必然作为我们辨识其他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重要方法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面对新的国情和时代特点，面对未来的美好梦想，能不能驾驭好中国经济这艘巨轮，是对我们党的重大考验。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呈现出时间上的紧迫性、空间上的全球性和话语上的解放性三大特点。面对时代的理论需要，我们必须将视野拉回马克思的理论视域，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