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江大学（1906—1952）是美国基督教南北浸会联合在中国创建的首所高等教育学府，是中国13所^①基督教教会大学之一^[1]401。鸦片战争后，美国强迫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这些不平等条约的庇护下，美基督教传教士纷纷到达中国，传播基督教文化。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美南浸会华中差会和北浸会华东差会的传教士们聚集到上海公共租界避难，共同商讨对策，以缓和中国民众对洋教的反感。最终决定借鉴其他教派在华开办大学的成功经验，联合在中国办一所大学，以培养具有基督教浸礼宗信仰的、未来中国的领袖之才，更好地促进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2]15。经过五年的协商与筹谋，南北浸会达成办学合作。选择校址是办学的首要事务，因档案缺失，选择校址的详细过程一直不为后人所知。笔者多方查找档案史料，初步还原了艰难曲折的选址过程。

一、全国范围内选择办校地点

据J. B. Hipps（海波士）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Shanghai记载，1901年美国南浸会华中差会和北浸会华东差会各派4人组建高等教育联合委员会，共商联合办学计划。其成员如表1所示。

在大学校址地点的问题上，两个差会经过了比其他联合问题更为深入的讨论，而且大学地点问题也是在初期合作计划中唯一没有完全达成一致的问题。1902年7月9日，在莫干山举行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联合委员会提议将大学建在上海，但有20多人提出了反对意见^[2]12。

其时，美国基督教各分支已在华创办6所大学（表2），多集中于华东港口。一些传教士不想在已有基督教大学的地方办学，而上海已有了一所圣公会创办的圣约翰大学，因此把大学建在上海的初步计划遭到了反对。

联合委员会提议将学校建在上海，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上海的浸会组织基础深厚。早在1844年9月，美南浸会晏马太博士（Dr. Matthew Tyson Yates）^②就来到上海传教，创建第一浸会堂^③和南浸会海外分会华中差会^[3]132，上海浸会组织根深叶茂。

其次，上海位于南北浸会宣教区域的中心。北浸会华东差会的宣教区域以宁波为中心，在绍兴、杭州、湖州等地相继建了宣教点，活动扩展到整个浙江省。南浸会的华中差会，由晏马太夫妇于1847年在上海开辟，后在苏州、镇江、扬州、常州等地建立宣教点，活动区域以江苏省为主。沪江大学创始人之一，北浸会华东差会魏馥兰（F. J. White）在《一所创建中的浸会大学》中就选址上海做了如下描述^[4]158：根据年度报告，从华东的地图上可以看出，几乎所有的差会组织都集中在上海的西南部，除了一百英里之外的金华。而上海以外的南浸会的差会组织都位于西北方的苏州、镇江和扬州。因此，上海是南北差会组织的一个中心点，是联合大学的天然地址所在。

最后，上海是中国的商业、航运和文化中心。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通商，以进出口贸易为发展契机，逐渐发展成为全国对外贸易中心。到19世纪末，上海已发展成为全国的航运中心，成为我国近代化最早、程度最高的城市。近代上海又是西学输入中国最大的窗口，是中西文化交汇的前沿，融合的基地。戊戌变法之后，我国翻译或出版西学书籍的机构主要有墨海书馆、广学会等9家，其中7家设置在上海，全国近八成西学书籍在上海出版，上海逐渐成为一个新型知识分子集聚地，成为全国人才最多、最密集的城市。出版于1916年的Shanghai Baptist College Photos and Facts一书中提及选址上海的原因，对上海的描述准确、生动：上海是中国的商业和文化中心，坐落在长江入海口。长江及其支流流经三分之二的中国区域，从以下地图（图1）可以看出有多少海运航线经过上海，中国沿海及内陆城市有多少航线通往上海，以及长江及其支流在中国的流域面积有多广泛。上海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城市之一，其对于中国的战略意义就像纽约对于美国一样……中国想上大学的学生，自然而然地会想到上海^[5]28。

因此，莫干山会议最终表决时，所有与会成员都赞成将联合大学建在上海^[2]12。

二、在上海寻觅合适校址

1903年，两个差会达成《美南浸会华中差会与美北浸会华东差会合办基督教大学的声明》。1905年，美国差会总部批准联合办学计划，在上海选址、购地提上日程。两个差会分别提名5位校董事会成员，进行校董会选举，商议建校事宜。两个差会提名的校董会成员见表3^[6]9。

会议选举出校董会主席高雪山（J.R. Goddard），副主席万应远（R. T. Bryan），秘书长戴佐施（E. F. Tatum）；紧接着任命魏馥兰（F. J. White）、万应远（R. T. Bryan）、于有朋（M. D. Eubank）和戴佐施（E. F. Tatum）为建筑委员会成员，负责选址购地、建筑校舍^[7]2。

(一) 初选五个地点

在1905年9月8日的校董会上，万应远（R. T. Bryan）在地图上指出办联合大学的五个地点：District Konwan, Nanyang College, Arsenal, The Point and the Chinese Garden^[7]1。

1. 五个地点的中文名称考证

因董事会记录为英文，笔者对上述英文地名进行逐一考证。District Konwan是江湾地区，当时的江湾包含现今虹口、宝山及江湾的一些地区^[8]194。

Nanyang College是南洋公学，现今是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位于华山路1954号。此处应为南洋公学附近地块。

Arsenal是高昌庙路制造局路^[9]19，现今是黄浦区高雄路制造局路。

The Point是指周家嘴^[9]790。周家嘴并非现今的周家嘴路，而是位于今平凉路军工路转角处，因黄浦江在复兴岛处转了一个近90度的弯而得名的一个偏僻乡村^[10]784。J. B. Hipps（海波士）在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of Shanghai一书中多次提到The Point，如在介绍所购土地的地理位置时提到“one mile beyond the Point on Whangpoo River”^[2]16，以及“They especially investigated the land beyond the Point (the eastern boundary of th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2]16，而王立诚^④的中文译本中却将这两句话分别翻译为“离界端1英里外的黄浦江边”^[11]22，“他们调查了在公共租界的界外黄浦江边的那块地”^[11]22。很显然，王立诚把“The Point”翻译成了“界端”“界外”，而没有翻译出“周家嘴”。

The Chinese Garden是指中国公园^[9]77，又称华人公园，位于苏州河南岸、外白渡桥西侧。

2. 五个地点的地理位置特点

江湾位于虬江流域，属中国政府管辖范围；周家嘴东临黄浦江，位于上海东北部，属英美公共租界，距离万应远（R. T. Bryan）等于1890年创建的、位于今四川北路溧阳路的上海第二浸会堂位置较近；中国公园位于上海中心，黄浦江边东侧即外滩，属英美公共租界，地理位置优越，距离晏马太在上海创建的第一浸会堂，即今黄浦区人民路706号仅2公里；上海高昌庙路制造局路位于上海的西南部，南邻黄浦江，距离第一浸会堂3.9公里，属中国政府管辖^⑤；南洋公学距离第一浸会堂6公里，距离圣约翰大学5公里，属中国政府管辖范围。

综上，万应远（R. T. Bryan）所选五个地址位于英美公共租界或中国政府管辖范围内，大部分濒临江边，水上交通便利，且距离浸会组织较近。

(二) 实地考察并逐一排除

1905年9月8日，全体董事会成员实地考察选址地点。首先考察了位于上海中心的中国花园和东北部的江湾，顺便考察了the Eastern District（东区）。因为时间限制没来得及去东部的周家嘴^[7]1。

1905年9月9日，董事会先向西南方出发，考察高昌庙路制造局路和南洋公学地块，最后到周家嘴。考察结束当晚开会协商，排除中国花园、高昌庙路制造局路和江湾。后来又排除南洋公学^[7]1。

排除以上地点的原因，首先是地价因素。校董会预算有限，不足4万两^[7]3。而租界地价远高于华界地价。据《上海道契1847—1911》记载，1905年中心城区租界内土地价格最高1507.2两/亩，最低733.3两/亩，而华界地价最低只有100两/亩^[12]17。中国花园属于英美公共租界、中心城区，在这里4万两的预算远不够。其他地点也可能因为预算不足而排除。

其次是校际影响因素。海波士曾记载了影响选址的一个重要原因，“显然是因为圣约翰大学已经在这个城市的西部地区扎下了根基”^[2]16。圣约翰大学有“东方哈佛”之称，若将大学建在圣约翰附近，将不利于新大学的发展。在以上五个地址中高昌庙路制造局路、南洋公学和中国花园都距圣约翰较近。此外，1905年6月，复旦公学在江湾建校，也影响到他们的选择。

1896年，南洋公学在筹办选址时曾选中高昌庙附近，其创办人盛宣怀对此地给与高度评价，“局势宽宏，地远城市，闢为学舍，藏修游息均属相宜”^[13]11，遂买下此地，准备建筑校舍。1897年，聘任到南洋公学担任监院的美国人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提出高昌庙附近不适合建造校舍，一是因为高昌庙一带地势太低，容易浸水受潮，二是因为高昌庙地区靠近庙宇，庙里吹来的烟灰会飘进校舍。最终盛宣怀吸纳了福开森的建议，选择了华山路1954号，而将购入的高昌庙土地借给他人开办小学。

基于以上原因，校董会把希望寄托在周家嘴附近。他们要找的是一块临江的、水运便利且价格合适的地块。

(三) 重点考察“离周家嘴不远处的地块”

万应远（R. T. Bryan）和于友朋（M. D. Eubank）被任命组成一个周家嘴地块调查委员会，并要求调查其他地点，特别是离周家嘴1英里外的、更靠近黄浦江的土地^[7]2。

从魏馥兰（F. J. White）对考察“离周家嘴不远处地块”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董事会成员们对黄浦江及其江景情有独钟：在1905年的一个炎炎夏日^⑥，10个满腔热情的人头顶烈日，在上海东郊黄浦江边的一片沼泽地上，穿行于高达10英尺的芦苇丛中。他们在为一所大学找中意的地皮。也许，如果他们看那河水就像看一面未来的镜子，他们会看到一所大学慢慢地、费力地冉冉升起，从淤泥中成长起来……这块地有一个优点，就是对黄浦江这条往来于上海大都市与世界各地的通道一览无遗。他们正是看到了这些浑浊的江水里尚未显现的东西，他们看到了一个有朝一日将成为世界最大都市的各种好处，他们看到了这个大都市外的拥有无穷资源和亿万人口的中国的广袤土地^[14]4。

1905年9月11日上午11:30，委员会将调查结果汇报给董事会：“离周家嘴不远处的地块”所有者不像之前那样愿意出售；电车很可能在三年内通到The Point（周家嘴），但不确定会有路继续通到“离周家嘴不远处的地块”^[7]2。

尽管“离周家嘴不远处的地块”尚有诸多不确定性，但是校董会已初步选定了这里。9月16号，校董会成立了购地委员会，任命万应远（R. T. Bryan）、于友朋（M. D. Eubank）和戴佐施（E. F. Tatum）为成员，授权他们以不超过350两/亩的价格，在东区“购买”^⑦100亩土地^[7]2。

(四) 最终确定购买“离周家嘴不远处的地块”

1905年9月23日，万应远（R. T. Bryan）和戴佐施（E. F. Tatum）写信给校董会，请示用25000两^⑧购买“离周家嘴不远处”的131亩地。校董会投票一致通过^[7]2。

1905年11月2日，万应远（R. T. Bryan）和戴佐施（E. F. Tatum）结束了与地块主人的讨价还价，支付定金3000两，买下了“离周家嘴不远处的地块”，即英册道契2809^⑨号地块，平均地价仅为191两/亩。该地原为英国商人施笃克所有，他于1898年以6592银洋的价格，自中国租业户沈少记手中购入。该地坐落于引翔图十三保分十九图，东至黄浦江，南至英册1809号地，西至土塘暨小浜，北至厚仁堂，共计131.516亩^[6]12。其具体位置见图2。

(五) 购买上述地块与黄浦江相连的土地

万应远（R. T. Bryan）和戴佐施（E. F. Tatum）购买英册道契2809号地块后，向董事会建议购入所买地块与黄浦江之间相连的、中国政府管辖范围内的、约40亩的土地^[7]2。究其原因：一是两块土地天然地连在一起，买下这块土地后，学校将直面黄浦江；二是购地的预算还有一部分剩余，且这块土地属中国政府所有，地价较低。

1906年1月18日，董事会通过购买“与所买地块连在一起的、靠近黄浦江的土地”的建议^[7]2。最终，购地委员会以4170.10墨元（约3128两）的价格，从中国政府手里买下了英册道契2809号地块东侧与黄浦江之间相连的34亩土地，每亩仅合92两^[7]6。

南北浸会共购入了约165亩土地，加上必要的税费等，共花费38314.79墨元（约28736.1两），由南北浸会均摊。1906年3月21日，南北浸会获得了共约165.5亩的道契，见图3^[6]13。

三、所选地址的优势和劣势分析 (一) 所选校址优势

地价低廉，远离市区喧嚣，适宜学习和传教。所选地块为江边滩涂，属中国政府管辖，地价远低于市区和校董会预算的350两/亩。据魏馥兰（F. J. White）记载，校址选定后，很多人特意从美国赶来视察这块土地，无不赞扬选址在此处的智慧。学校距离上海市中心6英里（约9.66公里），远离喧嚣，学生们平时可以将大部分的时间花在福音工作上，方便去临近的乡村传教^[4]158。

直面黄浦江，对学生具有精神激励价值。美国北浸会对外传道会总干事弗兰克林博士（Dr. James Henry Franklin）曾写到：上海浸会大学堂暨道学书院的创建者们在选择校址上表现出了非与寻常的智慧……它本身不仅具有教育价值，还有精神激励价值。来自世界各地、各港口以及中国内陆的每一艘开往上海的船只、轮船，都必须从这所大学的视线内经过，在这样一个校园里，任何有思想的学生都不能不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大的世界里^[5]29。

(二) 所选校址劣势

沿江地势低洼，土质松软，建筑校舍必须垫高土地，致使建筑成本增加。据董事会记录记载，“每亩垫高1英尺的成本约为31.94墨元，如果垫高6英尺（约1.83米），成本约为191.64墨元，如果40亩土地垫高6英尺，成本约为7665.60墨元”^[7]6。垫高地基的费用约为购买34亩土地总价的两倍。因购地总费用超出美国总部的购地预算，建筑校舍费用捉襟见肘。后校董会多次向美国浸会总部申请追加20000美元用于建筑校舍，均被拒绝^[7]5。校董会只得通过募捐解决建筑费用难题。

远离市区，交通不便，影响辐射力小。直至1918年校门口的军工路才建成、通车^[15]26。1932年初，沪江大学在上海外滩圆明园路上的真光大楼开办城中区商学院，其招生广告中强调“院址适中”^[16]43。关于这所学校的建立，刘湛恩校长解释道：“沪江大学多年来一直在杨树浦的校园里设有一个商业管理系。它是最受欢迎的系之一。许多校友和朋友尽管赞赏学校这方面所做的良好工作，但也批评它太读死书和学究气，没有提供适当的实践。……经过在社会上的仔细调查，大家同意在市区设一所专门的学校，并设日班和夜班，以便适合那些在职的和正在实习的学生。”^[16]43由此可见，沪江大学远离市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校的发展。

瑕不掩瑜，校董会坚定地选择了这里，建校筑舍。1906年10月16日，神学院在上海第二浸会堂附近的四川北路租房子办学^[11]25，这是沪江大学历史的源头。1909年，新校舍建好，上海浸会大学堂正式开办，神学院搬迁过来。1911年，大学和神学院合并为上海浸会大学堂暨道学书院。1914年，学校更名为沪江大学。

四、结束语

美国南北浸会精心选定的校址，为沪江大学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一所教会大学，沪江大学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高等教育的特殊产物，既服务于西方宗教和文化扩张政策，又在一定程度上加速西方科学和教育制度在我国的传播进程。沪江大学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如徐志摩、苏祖斐、纪育沣、邱式邦、冯亦代、欧阳山尊、林乐义、李储文、丁景唐、胡壮麒、沈之荃、李道豫、汪尔康等，为我国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领域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