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霁野(1904—1997)是我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他译著等身,一生译介了诸多外国文学作品。目前李霁野的文学创作及译著收录于《李霁野文集》,共九卷,四百余万字,其中翻译占了五卷,客观反映了域外文学作品译介在李霁野文学生涯中的重要地位。在《李霁野文集》中,李霁野翻译了诸多苏俄文学作品,如《往星中》。后来又译介了许多英美文学名著,最著名的当推英国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该书一经译介出版便受到国内广大读者的青睐,并于1935年列入《世界文库》。除了《简·爱》这部脍炙人口的优秀文学译著外,他还翻译了如 《虎皮武士》、《四季随笔》、《化身博士》、《鲁拜集》、《妙意曲》等外国小说和诗歌,这些译著在国内享有颇高的声誉。

但目前国内学界对李霁野先生的研究主要关注点在其文学创作及其文学观。通过检索中国期刊网和翻阅有关翻译史论著,发现李霁野的文学翻译研究一直处于学界的边缘。仅在罗新璋先生编著的《翻译论集》中收录了茅盾先生的一篇论文《〈简爱〉的两个译本——对于翻译方法的研究》,文中茅盾先生十分赞赏李霁野的翻译观,高度评价他运用“直译法”翻译的《简爱》。而目前学界对李霁野的文学翻译研究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方面研究缺乏深入、系统的探究;另一方面更缺乏具体细致的个案分析。鉴于生态翻译学在翻译研究中的运用及其对翻译研究的可操作性,将李霁野的诗歌翻译置于生态翻译学的相关视角下进行阐析和思考,无疑为皖籍翻译家李霁野的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在国外,Newmark最早使用“翻译生态”^[1]这个概念,提出整个翻译活动表现出明显的生态学特征。Warren进一步指出,翻译是一种生存模式,并认为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就像动物的迁徙或植物的移植,翻译过来的作品必须要“适应”新的生态环境才能得以生存和延续,否则翻译作品就无法“生存”下来^[2]。后来Katan提出“翻译生态环境”的具体内容包括物理环境、政治环境、气候、空间、衣着、嗅觉以及工作环境等^[3]。

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经济、商业、信息技术的一体化加速发展,强势语言的文化大幅度快速流入弱势文化,弱势民族的语言生态系统变得很脆弱,一些弱势文化在文化霸权和强势文化的冲击下,要在全球化大潮中维护自我身份,以求多元化、全球化和本土化并存,就必须采取有效策略。

正是基于上述背景,爱尔兰都柏林城市大学人文科学系系主任Cronin在其译学著作《翻译与全球化》(Translation and Globalization)一书的第五章“全球化背景下的小语种”,开宗明义地提出了翻译生态学(translation ecology)的概念,指出“一元化和地方化的同等重要性,认为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的消亡,而应意味着一体化和多元化、全球化和本土化并存”^[4],Cronin主要从宏观层面强调“发展多元文化和多民族意识的同时,传递自身文化和语言的独特价值”^[4]39。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许建忠教授和胡庚申教授从文本依托的具体的翻译生态环境的微观层面探究生态环境与翻译活动的关系,他们分别提出了“翻译生态学(translation ecology)”与“生态翻译学(eco-translatology)”。尽管他们的名称不同,但都是从生态学的相关视角对翻译活动进行探究。许建忠教授的专著《翻译生态学》从分析各种翻译生态环境及其因子对翻译的作用和影响入手,重点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规范环境、译者个体的生理与心理环境等生态环境视角系统地考究翻译活动^[5]。胡庚申教授在其专著《翻译适应选择论》中提出,生态翻译学的核心内容是翻译适应选择论,他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等学说引入翻译理论研究,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译论,主要包括“译者的中心地位”、“译者的本能适应/选择”、“译者的适应机制和制约机制”、“对于译者,适者生存、发展”^[6]、“译评标准包括多维转换程度、读者反馈”^[6]144。胡庚申教授在最近出版的新著《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中进一步提出翻译要注重翻译的“生态范式”^[7]和“整体生态体系”^[7]140,其精神内质在于翻译活动本身处于一种生态环境系统之中,译者要为适应生态环境不断做出选择,不断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真正做到“择当译之本”,进而提出了翻译中具体的适应与选择的方法——“三维适应性选择转换”,强调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等维度实现翻译中的“适应性选择转换”。 二、 “三维适应性选择转换”视角下的李霁野诗歌翻译研究

综观李霁野的译诗集《妙意曲》,其选译的作品大都是爱情诗,还择译了诗歌史上的一些哲理诗,主要包括Gray的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墓地挽歌》),Byron的The Isles of Greece(《哀希腊》),Shelley的Ode to the West Wind(《西风颂》)、To a Skylark(《云雀歌》)和Landor的Dying Speech of an Old Philosopher(《生与死》)。李霁野择译这些诗歌时主要遵循严复早期提出的“信、达、雅”的标准,一方面力求保持原诗的“神韵”和“风姿”,包括诗行、诗节、韵脚、韵式;另一方面又反对将保留原诗形式绝对化,认为译诗应多留“空白”和“空间”,让目的语读者有想象的空间。从“三维适应性选择转换”视角考究李霁野诗歌翻译,可进一步明晰李霁野诗歌翻译活动及其诗歌翻译策略。 (一) 李霁野诗歌翻译中的“语言维适应性选择转换”

在“三维适应性选择转换”过程中,“语言维适应性选择转换”关注的是翻译的文本语言形式的移植。胡庚申教授指出,这种“适应性选择转换”体现了一点:当翻译中的“信/达/雅”难以兼得、“神似/形似”难以统筹、“意美/形美/音美”难以共享的时候,其中的孰轻孰重、孰薄孰厚、孰弱孰强,如此等等,最终要靠译者在选择性适应特定翻译生态环境的基础上,由译者自主地作出判断、由译者自主地做出适应性选择^[7]205。在具体的翻译操作过程中,译者要尽可能从语言的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实现“语言维适应性选择转换”,主要包括语言的句法层面和语音层面。对于诗歌汉译,要实现“语言维适应性选择转换”,其要旨在于译者要在目的语中尽可能保存源语的语言形式,保留原文的押韵模式,做到诗歌翻译的“形美”和“音美”。以李霁野汉译Shelly的诗歌Music,When Soft Voices Die中的第一节为例。

例1 原文

Music,When Soft Voices Die

Music,when soft voices die,

Vibrates in the memory,

Odours,when sweet violets sicken,

Live within the sense they quicken.^[8]

译文 (by 李霁野)

轻柔的声音化为乌有

轻柔的声音化为乌有,

音乐还在记忆中颤抖,

甜蜜的紫罗兰不再发香,

感官中还存留它的芬芳。^[9]

黄国文教授认为,“形式是意义的体现”,在翻译诗歌时“应该尽可能在形式和意义两方面做到对等”^[10],这里的“形式”包括“词汇语法(形式)层”和“语法(形式)层”,后者由“音系(声音)(the stratum of phonology)”或“字系(书写)(the stratum of graphology)”^[11]体现。原作采用相邻韵,李霁野的译文忠实地给予再现,节奏也与原诗相仿,做到了“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形式的适应性选择转换”,实现了“语言维适应性选择转换”^[12],既注重对原文的忠实,又注重原文的风格,不仅意到,而且形到、音到、情到,实现了诗歌翻译的“形美”和“音美”。此外,诗人借助听觉如“轻柔的声音”、“颤抖”以及嗅觉如“发香”、“ 芬芳”等意境和意象表达对情人的思念,诗句轻柔如行云流水,译文选词精当,音韵和谐,颇具感染力。 (二) 李霁野诗歌翻译中的“文化维适应性选择转换”

由于源语文化生态与译语文化生态在性质和内容上往往存在差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有文化意识,认识到翻译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注意克服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努力保护两种语言的文化生态的平衡与和谐,以保证信息交流的顺利实现”^[7]237。因此,译者在将源语语言转换成目的语语言时,要意识到适应目的语所属的整个文化生态系统,还要避免从译语文化观点出发曲解原文。对于容易造成语言、文化障碍的诗句,李霁野常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以适应目的语世界读者的心理期待和阅读理解力为归宿,真正做到了“文化维适应性选择转换”。以李霁野翻译Burns的 A Red,Red Rose(《一朵红红的玫瑰》)中的一节为例。

例2 原文

A Red,Red Rose

Till a’the seas gang dry,my dear,

And the rock melt wi’the sun;

And I will luve thee still,my dear.

While the sands o’ life shall run.^[8]124

译文 一朵红红的玫瑰

亲爱的,我爱你到海枯。

我爱你直到石烂,

我一直爱着你呀,

直到生命到了终点。^[9]189

原诗和李霁野的译文都是用优美的语言,美观的排列形式,借助美好的意象,抒发真挚的情感。在李霁野看来,“长期习惯形成的成语是各国语言文字的灵魂,这些成语既难理解,更难翻译,富有联想的词就更困难了,这是诗特别难译的主要原因之一”^[9]348。在翻译“Till a’the seas gang dry,my dear,/And the rock melt wi’the sun”时,为了避免语言、文化障碍,李霁野采取“归化”的翻译路径,“尽可能让读者不动,把作者推到读者那里去”^[13]。以“海枯”、“石烂”来比喻爱情的“海誓山盟”和“忠贞不渝”,从“服从于接受者所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以及接受程度”^[14]出发,适应了汉语读者的心理世界,做到了源语文本和目的语文本间文化内质的“连贯”和“衔接”,实现了“实”之所至^[15],从而在目的语世界实现了“文化维适应性选择转换”。又如李霁野翻译Shakespeare 的The Tempest(《暴风雨》)中的一段诗歌,原诗并无题头,李霁野对原作加以“中国化改写”,“选取一个目的语世界读者更为熟悉也更乐意接受的宗教文化意象”^[16],增译了“神仙生活”为标题,折射出了中国道教文化的意境。 (三) 李霁野诗歌翻译中的“交际维适应性选择转换”

“交际维适应性选择转换”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12]。作为思维的载体和交际的工具,语言是一个民族的“思想精灵”^[17]。翻译的交际功能便在于“在尊重他者的基础上,向目的语世界传播这种具有异国情调的‘思想精灵’”,“促进跨语言、跨文化、跨时空交流”^[18]。“交际维适应性选择转换”从某种程度要求译者不仅要传达源语语言的思想内容,还要把“适应性选择转换”的侧重点放在语言的交际层面,彰显“异质文化”之内涵,以真正做到在目的语世界实现源语的交际意图。以李霁野翻译Lodge的My Lute Awake(《致琵琶》)中的第四节为例。

例3 原文

My Lute Awake!

Proud of the spoil that thou hast got

Of simple hearts through Love’s shot,

By whom,unkind,thou hast them won;

Think not he hath his bow forgot,

Although my lute and I have done.

译文 致琵琶

你骄傲,因为爱神射的箭矢,

单纯的爱神你发痴,

狠心的人,爱神使你得到他们。

不要以为他把箭矢忘记迷失,

尽管我和琵琶求爱无成。^[9]11

“爱神”是李霁野译介外国爱情诗时常用词,又如李霁野将Lodge的诗歌Phillis 02(《菲丽丝(二)》)中的诗句“LOVE guards the roses of thy lips”翻译成“爱神守卫着你嘴唇上的玫瑰”。“爱神” 本是罗马神话中的小爱神丘比特,坠入爱河的人好比中了爱神丘比特之箭。“从文化交流的根本目的着眼”^[19],李霁野将“Love’s shot”译为“爱神射的箭矢”,无疑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强调“在异语中找出异质元素,表现文化多元性,突出语言和文化的差异”^[20]。在汉语世界尊重英语异质语言文化的思想也充分体现“考虑到预期读者的语言接受能力,采取最佳的翻译策略在译语中彰显交际意图”^[21],将翻译对等放在“语篇和交际的层次上”^[22],实现了“交际维适应性选择转换”。

生态翻译学“三维适应性选择转换”体现了“译者必须尊重原文内在的生态结构,通过对原文的仔细阅读和深刻理解发现这种内在的可译性,从而实现译者与作者以及文本之间的平等交流和对话”^[14]。文章基于生态翻译学中的“三维适应性选择转换”视角,以李霁野的汉译诗歌集《妙意曲》为个案研究对象,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视角系统地探析他的译诗活动,希望学界能认识李霁野先生作为翻译家的另一面,借此抛砖引玉,以期为李霁野的文学翻译研究带来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