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在赏析一部文学作品时,往往会从人物、情节、环境等着手进行分析,其中人物分析占据重要地位。主要人物是作者刻画的重点,是读者花费时间和精力细细品读的对象,而另一些所谓的次要人物往往被人们忽略。其实,人们在侧面衬托、渲染气氛、衔接并推动情节发展等各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安娜·西格斯的小说《第七个十字架》(Das siebte Kreuz)描述的是从韦斯特霍芬集中营中越狱的七名逃犯有一名成功逃脱的故事。围绕这次越狱作者塑造了许多代表不同社会阶层的小人物,想藉此“探讨人民的结构”^[1]103并阐述第三帝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意识主流。除主人公“格奥尔格·海斯勒”外,在众多鲜活的人物中值得一提的是“恩斯特·瓦劳”和“牧羊人恩斯特”。

初读该小说,很多读者都觉得这两个人物无足轻重。如1944年由弗雷德·契纳曼拍摄的电影《第七个十字架》中就删除了“牧羊人恩斯特”这个人物,而“恩斯特·瓦劳”仅仅以“反法西斯战士”的面目出现。而纵观目前对这部小说的人物分析研究,也常常忽略了对这两个小人物的对比研究。其实这两个次要人物在小说中具有重要的功能,因为人物描写的目的除了刻画人物的性格、表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外,同时肩负着另一个重要的使命,即更深刻地表达文章的中心思想。在此本文将从相关的社会背景与作者的个人背景出发,再从小说入手,对这两个人物的功能进行分析。

自从以阿道夫·希特勒为代表的纳粹政府踏上历史舞台,他们试图使德国人沦为盲从的随从。许多德国人,尤其是年轻人,被国家社会主义的宣传所蒙蔽,他们的意识形态也被牢牢禁锢。谁不紧随领袖就会遭受政治迫害。在纳粹统治下,犹太人、共产党人还有许多艺术家被追踪、逮捕和杀害^[2]。没有人知道,德国人的出路在哪里。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德国作家逃往国外,在那里他们继续用文学作为反法西斯的武器战斗。由于法西斯主义的快速灭亡不可预期,许多流亡作家把历史题材或自己的流亡经历写入文学作品^[3],希望能重新定义“德国精神”并唤醒尚未泯灭的人性。

德国女作家安娜·西格斯就是其中的一名代表,1935年在她的演讲《祖国之爱》^[4]中她就撕下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假面具并号召所有作家揭示祖国的真实状况。她的小说,被卢茨·温克勒(Lutz Winckler)称为“人道的政治书籍”^[5],恰好迎合了1937年以后德国人的精神诉求,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部小说中描写了许多积极向上的小人物,在法西斯独裁统治下,他们承载着人们的希望。

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原名内蒂·莱琳,1900年11月19日出生于美因茨一个艺术品商人家庭。父母都是犹太人。因此她从小就受到犹太教义及德国古典艺术的熏陶。从1920年起,西格斯在德国海德堡大学、科隆大学学习历史、艺术史、哲学和汉学。1924年获博士学位。1925年与匈牙利社会学家拉德瓦尼结婚。丈夫的政治倾向与写作风格深深影响了西格斯。1928年她加入德国共产党,第二年又加入了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BPRS)。1933年被捕并被监禁了一段时间。之后举家踏上流亡之路,先经瑞士到法国,后从马赛出发,经冰岛到墨西哥。在那里她成为“自由德国”和海涅俱乐部的成员。1947年回到东德后继续致力于文化、政治及世界和平,直到1983年去世^[1]18-26。

从她的生平可以看出,安娜·西格斯有着鲜明的政治立场,这在她所有作品中的主题和人物都有所体现。另外她还掌握了丰富的文学和宗教知识,并常常运用于作品的人物塑造。值得一提的是,她还喜欢把自己的故乡美因茨作为事件发生的地点。《第七个十字架》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该作品中的小人物“恩斯特·瓦劳”代表了作家的政治倾向,另一个小人物“牧羊人恩斯特”体现了作家的犹太教信仰,而主人公格奥尔格的越狱就发生在美因茨。撰写这部作品时正值安娜·西格斯的法国流亡时期,她的流亡经历奠定了该小说的写作基础。因此通过像“恩斯特·瓦劳”和“牧羊人恩斯特”这样的形形色色的小人物作家阐释了自己反法西斯的政治及人性诉求。

在小说的第一章是这样描述“恩斯特·瓦劳”的:“他经历过战争,经历过鲁尔河战役和德国中部的战斗等等,凡是应该经历的,他简直都经历过了！”^[6]29读者对这个人物的第一印象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立场坚定、经验丰富的战斗者。随着情节的发展人们可以确定,这个人物的塑造具有重大意义,并具有以下的功能。

众所周知,十字架是人性的象征。按基督教的说法,十字架一方面代表疼痛与痛苦,另一方面则代表了圣灵,因为耶稣就是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小说中集中营长官下令把七棵法国梧桐砍成七个十字架,瓦劳,这位最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德国工人阶级的代表,第一个被吊在了十字架上。这个场景使读者想起了基督教的殉难仪式。与被犹大出卖的耶稣相比较,瓦劳也是被一个叫“巴赫曼”的亲信告发而被捕。与耶稣相同,瓦劳承受了所有的痛苦,背负了所有的负载,并为了自己的信仰而牺牲生命。他的死也如耶稣的死象征着解脱与人性的希望。从这个意义来说,瓦劳也是“人性的拯救者”,他用自己的人性捍卫了自由与公正。与集中营长官法伦贝格的意愿相反,瓦劳这个人物并没有被“摧毁”,而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通过这个人物塑造及有关基督教的释义,作者强调了人性与希望。

基督教中耶稣自称“牧羊人”,其信众被称作“羊群”。这部小说中瓦劳也被塑造成“牧羊人”,即共产主义者的精神领袖。

虽然集中营里的囚犯只在审讯后见过瓦劳两三次,但大家还是把他当成了精神支柱,因为纳粹使用的任何手段都不能使瓦劳屈服。“他跌跌撞撞地走着,一只手按着肚子,另一只手向我们微微打着手势,好像他要向我们表示,这一切并不是结局,我们应该自己安慰自己。”^[6]156当瓦劳越狱后再次被捕,被重新带回集中营后,“我们当中有些人像孩子似的哭了起来。这下子我们全完了,我们想。……如果没有人再接过旗帜,只是因为他完全不了解旗帜的意义,那将怎么办？”^[6]156-157瓦劳的被捕暗示着对自由的希望的破灭,反法西斯主义战斗的失利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的暂时失败。瓦劳在这里被塑造成为精神象征。

让读者印象深刻的是对瓦劳的审讯。小说中描写他是有着坚定的政治信仰的共产主义者,决不放弃自己的信仰。自从奥沃坎普问过他的姓名之后,他坦陈,从此不再回答任何问题。无论奥沃坎普提出什么问题,他都保持沉默。在此处运用了一个写作手法:内心独白。在每个问题之后都加入瓦劳的一段内心独白。如在问到他父母的姓名时,他的内心在说:“从前有一个人,名叫弗朗茨·瓦劳。这个人已经死了。……如果你们果真能从死尸身上挤出口供来的话,那么我会比你们所有的死者更死。”^[6]176

瓦劳已做好准备,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共产主义事业,奉献给反法西斯主义事业。他把希望寄托在来世,把自己比作比任何死者还要死的人。与他的勇敢与从容相对应,盖世太保的软弱无能也得到了充分展现。这一场景很值得我们深思,瓦劳的死不仅揭示了法西斯的残暴,同时也折射了反法西斯斗争的希望。“瓦劳在血泊中靠墙坐着。……齐利希的肩膀上闪烁着一点微弱的光,那是一角微弱的、蓝色的秋天,……从来没有人如此泰然自若、如此势均力敌的和他对峙过。”^[6]334“微弱的光”意味着希望,“势均力敌”则体现了反法西斯者的强大。虽然瓦劳的肉体被消灭了,但他的精神永存。

当包括瓦劳在内的六位越狱逃犯被钉在那六个十字架上遭受折磨时,“格奥尔格·海斯勒”还在继续逃亡。在熟人和陌生人的帮助下他最终逃脱了纳粹的魔爪。为他而留的第七个十字架因此一直空着,象征着“希望和自由”。整部小说以“格奥尔格·海斯勒”的越狱逃亡为主线,而瓦劳和其他五位越狱犯的经历则形成其背景。格奥尔格的逃亡成功意味着他可掌控自己的生死。这象征着他的“圆满”:在逃亡初期他只不过像动物一样向往着生存;而最终他成长为西班牙的战士。从他的逃亡经历也可看出瓦劳对他的影响:与瓦劳共同商议越狱事宜;严格遵照瓦劳的指示踏上逃亡之路;在困境中思考,如果瓦劳在身边,他会如何脱困等等。小说的第二章就有一个例子:“现在你必须把你身上的劳什子脱了,瓦劳建议说,因为再晚些,你连拖下它们的力气也没有了。他顺从了,正如他经常顺从瓦劳的话那样。他奇怪,因为他觉得疲乏感减轻了。”^[6]72当他得知瓦劳越狱后也被抓住的时候,他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同时也失去了继续逃亡的希望,因为瓦劳是“谁也抓不住的人”^[6]212。这充分体现了瓦劳对格奥尔格的精神作用,由此可见,瓦劳也是格奥尔格的重要帮助者之一。

小说中还描写了一位“牧羊人”,他的名字也叫“恩斯特”。至于他到底姓什么,小说中没有说明。这个“恩斯特”很可能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任何一个人。在这部小说中他具有以下功能。

“恩斯特”的职业是牧羊人,在该小说的每一章中都出现了这个人物。每天他赶着羊群去草地,在正午的阳光下吃着午餐。他的嘴角跳动着一丝自负而轻蔑的微笑^[6]55。在他周围的一切也是田园般的美好:他的羊群“静止时,密密的像一片云,散开时,便化成一块块小小的云朵,它们一会儿聚集到一起,一会儿复又散开”^[6]8;那个经常和他调情的姑娘索菲“像个小苹果……圆圆的,正在长大,梗儿细细的”^[6]36;还有在马内特家和这家人共进晚餐……他仿佛生活在真空里,生活在法西斯没有触及的空间里。他的生活方式代表着宁静安逸的生活方式,是千百年来人们坚持并向往的生活方式,这契合了作者的希望,即拯救被第三帝国法西斯们摧毁的人道的生活方式。通过这个小人物也向广大读者传递了这个信念:生活在这里的人民在任何境况下都不会改变。

在犹太教中牧羊人传播了耶稣诞生的消息,扮演了信息传播者的角色。在这部小说中牧羊人恩斯特也是一位“信息传播者”。当他通过广播听到奥沃坎普悬赏捉拿三个越狱逃犯的消息后,他把消息通报给弗朗茨,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会帮助这几位逃犯的^[6]143。另外从恩斯特的视角读者也可以了解这块土地曾被法国人占领的历史^[6]218-219。

值得一提的是,在恩斯特出场前都会有一段风景描写。这不仅向读者展示了美丽的风景,同时也向他们介绍了过去与现在所发生的各类事件。作者通过风景描写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每一段描写都有类似的开头,如:山坡、火车、浓雾等等^[6]8,55,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每一段景色描写都展现了不同时代的不同事件:罗马帝国、1793年的美因茨共和国、1096年的犹太人大屠杀、1848年的巷战还有第三帝国……虽然时代、权力和宗教在不断地改变,但美丽的风景和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民坚不可摧。“在这块土地上,每年都有一些新鲜事发生,每年也都重复着相同的事情:在柔和的、雾蒙蒙的阳光下,在人们的努力照料中,苹果照样成熟,葡萄依旧发酵。”^[6]10这一段描写就是真实写照。苹果和葡萄酒象征着收获,雾蒙蒙的阳光象征着人性的希望和觉醒。通过牧羊人恩斯特这个人物人性得到了再一次的强调。

每次恩斯特的出场都有类似的形体动作:牧羊人脖子上系着一条鲜红的围巾,“他正将一只手支在腰间,一条腿跨在前面,好像他观看的不是羊群,而是一支军队。”^[6]8恩斯特仿佛是这片土地的统治者,又仿佛是历史事件的目击者,他仿佛能透过世界的边缘预见世界的末日。作者通过这一场景向读者灌输着这个信念:这片土地的统治权永远掌握在人民的手中。因此牧羊人恩斯特也是人民的代表与法西斯主义必然灭亡的预言者。

当读者正在为格奥尔格的逃亡经历精神紧张时,紧张的节奏突然中止,代之以牧羊人恩斯特的出现,所用的语言也柔和了许多(读者可参看原著,其中的德语语言风格更加突出了这一点),这无疑让读者紧绷的神经得到了舒缓,就好像听到音乐里的“慢拍”,可以从紧张的情节中解放出来,带着轻松的心情来欣赏风景了。

作者不断用这种场景变换同时又是节奏变换的方法是想对安逸的生活和危险的生活进行比照。与牧羊人恩斯特田园般的生活相对比,格奥尔格·海斯勒的生活充满危险:追捕、流血、恐惧充斥着他的逃亡之路。在此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原著第二章第一节的结尾和第二节的开头^[7]。简单、轻松的画面与紧张、压抑的画面在不断交替变换。对于逃亡的描写作者多用简短的句子和朴实的语言,而对于恩斯特的出现则用一些长句和柔和、缓慢的语言。这种方法不禁让人想起电影里的蒙太奇,它使小说更具吸引力,激发读者对和平以及平凡的生活的向往。

如果把这两个人物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他们身上都寄托了作者的期望。作者赋予了瓦劳这个人物浓重的政治色彩,并把他描写成共产主义者的领导者,主要是表达了她的政治希望,即反法西斯的战斗一定会胜利,共产主义运动肯定会推翻旧政权。而牧羊人恩斯特则表达了作者的历史希望。任何时代、任何政权都阻止不了历史车轮的行进,只有大自然和人民坚不可摧。因此综合来看,作者塑造这两个小人物都是为了突出人性。

在小说中瓦劳被法西斯逮捕,失去自由,每天遭受法西斯的残酷折磨。他代表了德国人所遭受的痛苦。牧羊人恩斯特的日子自由安逸,他代表了欢乐。我们也可比较这两者所处的环境。小说中瓦劳常被禁锢在集中营里(越狱时除外),那里浓雾弥漫,阴森恐怖。牧羊人恩斯特常在马内特家出现。马内特家所处位置比集中营高,并且充满生活气息:清晨的忙碌、餐桌边的聚餐、轻松的玩笑……通过这种描写在读者面前同时展现了地域和天堂的画面,这是痛苦与欢乐、罪恶与善良的对照,不仅反映了这两个人物当时的境况,而且还起到了讽刺的效果。在“高处”一切都那么平和、和谐,正如当时纳粹的宣传,而在“低处”一切都那么残酷:囚徒们必须忍受寒冷、饥饿和痛苦。总而言之,通过痛苦与欢乐的对比整部作品都在不断变换着色彩。

“恩斯特·瓦劳”和“牧羊人恩斯特”代表了不同的社会阶层,他们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倾向。尽管如此,这两个人物也有相同之处,他们都有相同的名字“恩斯特”,他们都是德国人。作者借助这两个小人物强调了人性,表达了自己政治的、历史的希望。与其他人物一起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第三帝国的现实。

综上所述,“恩斯特·瓦劳”和“牧羊人恩斯特”这两个人物虽小但不可或缺,他们是这部小说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