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化和民族化是当代各国大学面临的紧迫问题。二者看似矛盾,实际上,二者是共性与个性、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世界化是民族化的前提,民族化是世界化的升华,我们应兼收并蓄,在世界化的视野上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民族化的现代大学。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们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离不开传统文化资源,更不能脱离儒家学说。儒家思想作为在中国具有两千多年统治地位的思想,自然有其合理的地方,而关于教育的学说是其核心思想之一。我国现代大学教育是在传统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它不可能也不应该忽略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中汲取有益营养。在1988年对大学生演讲中李光耀指出:“华人失去其儒家性格的那一天,也就是我们沦为又一个第三世界社会的那一天。”

无疑,“博”与“专”的困惑是我国现行教育制度难以逃避的关键性问题。20世纪50年代我国借鉴苏联模式的大学教育制度,进行了以“少办或不办多科性的工学院,多办专业性的工学院”为方针的大学院系调整后,国内的综合性大学迅速减少,单科性院校大量增加。这种分类片面发挥了知识的工具性、手段性、实用性,忽视了其应有的教化性、全面性、互通性,人为地割裂了知识作为一个整体的内部联系性,影响了学科之间的渗透、交融与发展,给学生带来了思维方式的缺陷和知识面的偏颇,造就了一大批有知识没文化的“工匠”型人才。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干事马约尔(F·Mayor)就曾明确强调“大学是文化和能力的源泉。如果大学变成一个单纯的专业培训中心,文凭工厂,它的基础将遭到破坏,它也将由于没有出路和连贯性而垮台”^[1]。建国以后我国虽然培养出不少技术专家,但也很少产生在世界科技与社会科学领域内堪称顶尖级的人才,不能不说这种教育制度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有学者曾经指出:建国后我国大学教育畸形发展为过窄的专业教育乃至职业教育,虽在一定时期适应了建设人才匮乏之急需,但从长远来看,其不足之处甚为明显^[2]。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民生凋敝、百废待兴,专业人才极其匮乏,这种能快速培养的大量“工匠”、“专家”的教育制度,吻合我国彼时实施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对当时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延至今日,我国的经济建设已经进行了一个较长的阶段,长期工业化发展的社会道德危机显露无疑:家庭组织结构日益松散、人际关系趋于冷漠、对物质生活的热衷淡化甚至冲击了吃苦耐劳、踏实肯干、勤俭朴素的传统美德,已经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意识到诸多问题后,我国及时调整了发展方向,实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而现行教育制度对人才的培养方式显然不符合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这就使得我们必须做出改变,吸收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的精华无疑是最为可行的道路。我们学习的目的无非是拓展自己、丰富自己,塑造具有完整人格的人。爱因斯坦就曾说过,从大学里走出来的,不应是一个专家,而应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这就要求大学培养的人才必须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诸方面均得到全面的发展,成为“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的“君子”。传统儒家思想历来重视博学的重要性,纵观儒家经典,不难发现其中众多关于“博学”的句子。《论语》:“君子博学于文”、“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博我以文”、“博学而笃志”;《礼记》:“博学强识”、“博学之”、“儒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知类通达”;《荀子·劝学》:“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以上诸儒家经典无不强调博学的重要性。《论语·为政》中记载:“子曰:君子不器。”其意为君子不应该像器皿一样,只有一种用途,而应博学多解。这并不是说只有一种用途是不好的,但这是职业学院或各类专业培训机构应做之事,而非大学所为之业。大学就是要为年轻人建立一个精神的家园,使他们在万变不息的世界上闯荡时,有一种内在的资源。学到的知识是可以忘掉的,但培养的品性却不可以被忘掉。这是做人的基础,也是教育的目标^[3]。大学所要培养的并非一招一式的专业技能,而是能够迅速、准确的掌握各种具体技能的能力。

张居正在评讲《论语》时说道:“惟是君子的人,识见高明,涵养深邃,其体既无所不具,故其用自无所不周。大之可以任经纶匡济之业,小之可以理钱谷甲兵之事,守常达变,无往不宜,岂若器之各适于用,而不能想通者哉！所以说君子不器。”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学习能力是本,具体技能是末。只要我们具备了这种学习能力,具体的技能就容易掌握,这样自然就可以做到干什么事都得心应手,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做到进退裕如。

我国近现代最著名的教育家和改革家之一、被誉为清华“永远的校长”的梅贻琦先生在结合中国传统儒学大家教育思想和欧美近代“通识”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大学教育理念。其中,“通才教育”堪称核心。梅贻琦引用儒家经典《大学》之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对大学教育目的的阐述。他认为只有实施通识教育,才能实现大学教育的“明明德”与“新民”之效。针对当时教育“通专并重”或“偏重专科”出现的问题,梅贻琦在其文中指出:“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换言之,即须一反目前重视专科之倾向,方足以语于新民之效。”

在《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的问题》一文中,梅贻琦指出:“大学教育毕竟与其他程度的学校教育不同,它的最大目的原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农等等学院所要培植的是这几个方面的通才,甚至于两个方面以上的综合的通才。他的最大的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级匠人。”^[4]在其关于大学教育的力作《大学一解》中详细系统地论述了他的通识教育思想,写到:“社会生活大于社会事业,事业不过为人生之一部分,其足以辅翼人生,推进人生,因为事实,然不能谓全部人生即寄寓于事业也。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5]他认为:“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

归根结底,大学的终极目的在于发展人的理性,培养人的心灵,而并非是专为某种特定用途进行的专业技能训练。以人文主义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认为,大学是一种以个人需要而非社会需要为基础的机构,大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在于使人的个性得到自由、和谐的发展,培养作为人的人而不是作为某种工具性存在的人,不仅要发展人的理性,而且要发展人的非理性因素^[6]。

何为完整意义的人格呢？梅贻琦说:“明明德或修己工夫中之所谓明德,所谓己,所指乃一人整个之人格,而不是人格之片段。所谓整个之人格,即就比较旧派之心理学者之见解,至少应有知、情、志三个方面,而此三方面者皆有修明之必要。”^[4]在他心目中,所谓“整个之人格”应包括三大方面:“知、情、志”。所谓“知”,是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与训练,以解决“求知”问题,属于“智育”层次。所谓情,指情绪。所谓志,指意志。他认为知、情、志三者是一个整体,皆有修明之必要,而当时大学教育仅关注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与训练,忽略了学生情绪与意志方面的修养,他认为大学教育应使学生“意志得以锻炼,情绪得以裁节”,使其成为“持志坚定而用情有度之人”。

从19世纪开始,欧美诸国也开始反思专业教育的弊端。19世纪中期,英国教育家纽曼认为大学必须进行通识教育。大学应提倡的通识教育包括普通教育、人文教育、自由教育。大学培养的青年,除了具有工具性技艺,更应是一个有文化的智者。纽曼认为知识具有相互联系性,不可分割。每个学科都应拥有解释整体中的一部分的能力。而且他指出,通识教育(自由教育)的培养目标与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之间无任何冲突。通识教育虽不直接培养专业型人才,但对智力的训练使培养的人具备了从事相应专业的素质^[7]。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著名教育家哈钦斯针对当时美国高等教育充斥着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专业主义、唯科学主义、唯技术主义的现象,提出了“通识教育”主张。哈钦斯成为了历史上在通识教育方面最具奠基作用的著名教育家之一。教育须由广博到精微,由一般到专门,由整体到个别是哈钦斯的大学教育思想一重要原则^[8]。

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就是学科交叉,它已经成为科技知识创新的一个新方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高度分化的基础上逐渐走向高度统一,20世纪人类知识已经向新的综合的或边缘的趋向发展,把自己囿于一偶,往往会走上孤陋寡闻的新学究的道路。鲁迅先生就主张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

“博”与“专”之间是个辩证的关系,“博”是指知识的宽度,“专”是指知识的深度,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谈到“博”,并不是不要“专”,只是在不同的学习阶段有不同的侧重点而已。有人提出,一个学者培养和成长的过程是一个由专到博,由博再逐渐返专这样一个过程。主张大学教育阶段不能过分追求专业性,至少应在头年文理兼修。在研究生阶段,可以开始缩小领域。在博士阶段,可以利用积累深化对某一个特定领域的专门研究。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中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很明显后一个“专”是前一个“博”的升华,是在更高的阶段上在继承“博”的积极面并克服“博”的消极面的新发展。我国有个成语叫做博大精深,博大在前,精深在后,就很形象的说明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博”是“专”的基础、前提,“博”的目的是为“专”打造一个良好的平台;“专”是“博”的深入、升华,是在“博”的基础上的侧重和突破。

现代社会,一个人一辈子只从事一种职业的现象已经发生重大转变,这就要求学校在培养人才时赋予学生足够多的知识储备,使其在岗位变换时游刃有余。笔者结合自己近几年的教学实践认为,学校应加强通识教育,保证学生在广泛涉猎各类知识的情况下,充分的了解自己的兴趣点所在,真正从事自己喜欢做的行业中去。具体措施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施行:

(1)充分发挥选修课的重要性,尤其是要鼓励跨专业选修,但学校需要在课程安排上进行精心设计,尽量设置一些简单易懂、兴趣性高、适于专业知识较差的学生接受的入门课、基础课,不宜开设过于高精专深的纯专业课,这会起到与课程设置初衷相反的效果,抹去了选修课应有的作用。

(2)学校应尽可能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尤其是注重发挥图书馆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利用图书馆良好的软硬件设施,开设各类知识讲座特别是学生相对较为匮乏的领域,便于学生对各专业知识的了解,充分感受人文环境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

(3)学校应创造良好的氛围和环境,鼓励学生在课外时间多参加自己感兴趣的课程,譬如理工科学生参加文科课程,文科生参加理工科课程,每学期开始时学校在校园网上发布所设全部课程的上课试件及地点,使学生能根据自己时间选择爱好的课程参加。

这些做法显然不足以全面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但它给参加者提供了一个契机,使其了解到自己想学什么,该学什么,使他们在以后的人生中可以有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厚实的储备和更加清晰的判断及把握。

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是未来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什么样的教育制度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什么样的人才就建设什么样的国家。曾子有言: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先进的教育制度是国家、民族事业繁荣兴盛的先决条件。希望有识之士共同努力,建设一个既能培养“工匠”又能培养“大师”的先进的大学教育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