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中国社会学发展100多年的历史,其产生、成长与整个国家的命运风雨同舟,也是历经磨难,在坎坷、曲折中艰难成长。总结百年学科发展史,吸取经验、教训,是学科发展的重要基础工作。21世纪以来,国内社会学界已经出版了《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社会学卷》^[1]、《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卷》^[2]等书,对社会学的百余年历史作出总结、疏理。本文在参考当前学界对社会学史考察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考察沪江大学社会学系的教师与毕业生的学术成就,谈谈沪江大学社会学的特色与地位,并以此文纪念上海理工大学(沪江大学为其前身)110周年校庆。

从中国社会学发展史来看,学界公认最早比较系统的发展社会学这门学科的,是上海浸礼会学院及神学院(Shanghai Baptist College and Seminary)即后来的沪江大学。沪江实行国际化办学,逐步形成了一支华洋交汇、较为稳定的骨干师资力量。沪江大学的社会学教师中,就有不少是外籍的学者。比如,葛学溥(Daniel H.Kulp,1888—1980年,1914—1923年任社会学系主任)、狄雷(J.Q.Dealey,博士,1921年在校,访问教授)、韦爱伦(J.Hundley Wiley,里士满大学文学士、芝加哥大学硕士、南浸会神学院博士,1921—1940年在校,教授,1923—1940年任系主任)、白克令(H.S.Bucklin,博士,1924—1925年在校,访问教授)、蓝姆荪(Hwebert Day Lamson,文学硕士,1927—1933年在校,副教授、教授)、胥友勤(T.E.West,文学士、神学硕士,1935—1936年在校,副教授)、普天德夫人(Mrs.Helen Carruthers Poteat,1935—1937年在校,教员)、毕高恩(K.Bigham,波士顿大学硕士,1947—1949年在校,副教授)。其中,比较有名的是葛学溥、狄雷、白克令、韦爱伦、蓝姆荪等人。

葛学溥曾在布朗大学主修社会科学和《圣经》研究,于1913年硕士毕业以后以浸礼会传教士来沪江任教,1914年2月,葛学溥在沪江创立社会学系。这是近代中国高等学府中第一个设立的社会学系^[3]。1915年,社会学系改为社会科学系,课程增加至五门(人类学、社会学、社会制度、社会病理学及社会调查)。在教授“社会调查”课程中,葛学溥指导学生,在杨树浦地区的东部搜集有关住房、人口、工业、教育、宗教等方面的资料,并制成图表。这是在中国高等学校中所进行的最早的社会调查^[4]。

1917年,沪江与美国布朗大学协议成立中国布朗社会科学学院,由布朗大学派其政治学与社会学系主任狄雷、教授白克令等先后来校讲学,以提高教学质量和研究水平。狄雷于1921年春来到中国,在沪江大学作访问学者。白克令也于1923—1924年到中国,讲授社会问题、教育社会学、社会调查等课程。到1930年,社会学系在沪江大学是除商业系以外学生人数最多的系^[4]。

在华期间,白克令教授指导学生在上海沈家行(今杨浦区五角场镇莱茵半岛地区附近)进行调查。调查前,白克令向学生们介绍了欧美的各种社会调查,特别是被视作典范的美国“春田调查”(spring field survey)。学生们模仿“春田调查”的方法,设计问卷表格,分别就有关家庭、宗教、政府、教养机构、住房、健康与卫生、工农商业、娱乐、教育等领域,做概况性的调查^[5] 。

除了外国教师之外,沪江大学社会学系也有一些本土学者从事社会学的教学研究工作,他们中有的是部分系友在学业有成之后又回来任教,如张春江教授,有的则是由沪江大学聘请当时国内一流的社会学家作兼职教授,如著名社会学家雷洁琼教授^①(①雷洁琼(1905—2011),著名社会学家、社会活动家。1925—1931年赴美留学,在南加州大学获社会学硕士学位。1931—1937年任北平燕京大学教授。1940—1941年任江西泰和中政大学教授。1941—1946年任上海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华东大学和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1946—1952年任燕京大学教授。1949年后历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中国民主促进会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就曾在1941—1946年间担任沪江大学的社会学兼职教授。沪江大学本土社会学教师名单如下:钱振亚(沪江大学1918届毕业,文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1917—1933年在校,讲师、副教授)、阎人俊(沪江大学1925届社会系毕业,文学士,1927—1928年在校,助教)、梁克仁(沪江大学1929届教育系毕业,文学士,1929—1931年在校,助教)、姜炳麟(理学硕士,1934—1937年在校,讲师)、仇子同(沪江大学1924届宗教系毕业,文学士,1934—1936年在校,讲师、副教授)、林国芳(理学士,1935—1937年在校,讲师)、周信铭(博士,1935—1936年在校,讲师)、许再信(沪江大学文学士,1936—1937年在校,助教)、金武周(沪江大学1923届教育系毕业,文学士,美国哈特佛德研究院博士,1936—1952年在校,讲师、副教授)、陈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1939—1941年在校,家政学兼职讲师)、张春江(沪江大学1931届社会系毕业,文学士,美国路易菲大学硕士,1939—1951年在校,讲师、副教授、教授,1945—1951年任系主任)、陈叔元(圣约翰大学文学士,美国芝加哥大学硕士,南加州大学博士,1940—1945年在校,教授,1941—1942年任系主任)、雷洁琼(广东女子师范学院毕业,美国南加州大学学士、硕士,1943—1945年在校,教授,1944—1945年任系主任)、金炎青(沪江大学1925届宗教毕业文学士,美国路易菲神学院,1943—1944年在校,讲师)、左任侠(法国巴黎大学学士,蒙伯烈大学博士,1943—1949年在校,兼职教授)、陈陶声(1945—1946年在校,兼职讲师)、姚善友(燕京大学文学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硕士、博士,1946—1952年在校,教授)、喻佼(1947—1948年在校,教师)、钱温格(1948—1949年在校,教师)、吴国瑾(复旦大学文学士,1948—1952年在校,助教)、励天予(沪江大学文学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哈佛大学社会科学系,1949—1952年在校,兼职讲师)、吴志尧(1950—1952年在校,兼职教授)、应成一(1941,1950—1952年在校,兼职教授)、言心哲(1950—1952年在校,兼职教授)、向恕人(1950—1952年在校,兼职讲师)、陈誉(1950—1952年在校,兼职讲师)、徐太素(1951—1952年在校,教授,系主任)、赵毓华(1951—1952年在校,兼职教师)^②(②另据孙本文1947年12月调查,蔡尚思为沪江社会学教师,见孙本文著.当代中国社会学[M].胜利出版社,1948.(p325)但专治沪江大学历史的王立诚教授书中并没有蔡尚思为社会学系教师的记录。)等人^[6],其中不少是当时较有影响的社会学、社会工作学者。如钱振亚是社会工作方面的专家,中国社会学社第一、二、三届理事(只有九人)。他主办沪东公社,但不幸于1934年因病逝世。当时钱振亚先生已成为国内著名的社会学家,对钱先生的逝世上海各大报纸都发表唁文,盛赞钱教授的生前业绩^[7] 。张春江教授,江苏句容县人。1926—1931年在沪江大学社会学系就读。毕业后在校负责沪大推广教育部主任工作。1935年出国进修,获得文学硕士、社会学硕士,并修毕哲学博士课程。1939年由美回国后先后担任沪江大学社会科学系教授、系主任,兼任中国社会学会理事等职。解放后曾任安徽师范大学外语系英文教授,兼任省社会学会名誉会长等职。曾发表并出版“旅美华侨社会生活概况”、“中国大家庭制度的演变情况”、“美语和英语的异同”等报告、学术性论文多篇^[8]。另外,教育专家金武周(1900—1982),上海南汇人。1924年毕业于沪江大学教育系,1926—1929年,先后获燕京大学哲学硕士和美国哈德福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36年,应聘任沪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兼任该系实践基地沪东公社主任、沪东中心小学校长等职。解放后,沪东公社停办,仍任沪东小学校长^[9]。撰有关于上海租界游戏场的调查报告^[10]等。

沪江大学社会学系培养了一大批社会学、社会工作相关的专业人才。从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沪江社会学的毕业生的表现也是很不错的,在各个岗位上,为国家和社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诸如:

柯柏年(1904—1985),中共著名的翻译家,广东潮州人。1920年进沪江大学中学部攻读,1923年升入沪江大学社会学系,后转至上海大学。新中国建立后,历任外交部美澳司司长、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驻罗马尼亚大使、驻丹麦大使,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主席等。柯柏年主要译著有《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帝国主义论》(列宁),《农业税的意义》(列宁),《社会革命论》(考茨基),《社会问题大纲》、《辩证法的逻辑》、《法国的革命和反革命》(合译),《马恩通信选集》(合译),《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法兰西阶级斗争》等。还主编出版了《美国手册》,并参与《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列宁选集》的编译工作。

许烺光(1909—1996),心理人类学大师。1933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系。1937年赴英国留学,师从马林诺夫斯基,1940年获文化人类学博士学位。1941年回国后,担任云南大学副教授、教授,并在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合办的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室(“魁阁”研究站)工作。1944年后赴美教书,担任过西北大学人类学系主任。1977—1978年,他当选为美国人类学会主席,是最早一位获此学术职位的华裔人类学家。许烺光的主要著作包括:《祖荫下》(1948年)、《美国人与中国人》(1953年)、《宗族、种姓、俱乐部》(1963年)、《心理人类学》(1962年)、《有文字的文明的研究》(1969年)、《亲属制度与文化》(1971年)、《驱逐捣蛋者——魔法、科学与文化》(1983年)等。许烺光于20世纪60年代初首先提出了“心理人类学”的概念,并成为心理人类学研究的主要倡导者。

陈仁炳(1909—1997),历史学家。1932年毕业于沪江大学社会学系,1933年获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硕士学位;1937年获密执安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曾任圣约翰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1945年加入民盟。1953年院系调整后,转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中国民主同盟第二、第五届中央委员。长期从事人口学、人类生态学、都市社会学、美国史的教学与研究,著有《走向民主社会》、《论人民民主》、《人口均衡论》等^[11]。

俞锡玑,1933—1937年就读于沪江大学社会学系,获文科学士学位;先后做过近十年社会服务工作者;1949年后在树基儿童学园与华西大学教育系联合开办的两年制专科师范任教,讲授儿童心理、儿童保育课程;1954年,随院系调整到西南师范学院教育系担任专职教师,讲授《学前教育学》课程,是著名的儿童教育专家^[12]。

何方生,体育社会学专家。1952年毕业于沪江大学社会学系。曾任福建省体委副主任。1988年离休后,任福建省体育总会副主席,中国社会学会体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体委系统科学推广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福建省社会学会会长、民政管理干部学院“社会学”客座教授,武汉体育学院客座教授^[13]。

刘良模,浙江镇海人,社会活动家。1932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学生部干事。曾于抗战初期举办民众歌咏会,以教唱抗战歌曲的形式鼓励抗战,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是宗教界著名爱国人士。

郑汝铨,社会活动家。1931年毕业后,参加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的工作。1934年到美国密执安大学自费深造,完成《中国中学生与美国中学生的课外活动比较》的硕士论文。1936年任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解放后曾担任天津市政协常委等职^[14] 。1995年9月参加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以88岁高龄还作了题为《老龄妇女与社会服务问题》的英文发言。

林贝聿嘉(1928—),社会活动家。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社会学及社会工作系,获文学士衔。40年代末移居香港,历任香港妇女会主席,香港国际妇女协会副会长,香港中国妇女会副会长等职。

当然,除上述典型之外,沪江大学社会学系的毕业生中杰出代表还有很多。也许从一个故事可以从侧面反映沪江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毕业生的社会认可度。据社会学家吴桢^③(③吴桢,江苏仪征人。1933年毕业于沪江大学。1934—1941年任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社会服务工作人员、监督员;1944—1949年历任成都华西大学、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大学社会学系及社会福利行政系副教授、教授。曾任江苏省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学会顾问,并兼任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介绍,他毕业后于1934年进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申请工作,接待他的社会部主任浦爱德小姐和副主任于汝麒女士得知他在沪江大学学个案工作,而且授课老师是钱振亚教授时,表示很满意,也没有向他要介绍信、毕业证书或其他证件,只是要他拟一份个案史的提纲,阅后就直接录用了^[15]。沪江社会学系教师的品牌影响力以及学生的雄厚实力由此可见一斑！

旧中国教会大学大部分都有社会学系,著名的是燕京大学、沪江大学和岭南大学。宣朝庆等认为,1930年以前,在中国的大学教育体系里,教会大学的社会学系在人员、资金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社会学甚至被认为是教会大学的特色^[16]。美国政府及其各新教教派在设立教会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和创办社会学系方面,最为卖力。根据中国基督教高等协会1925年的调查,多数基督教学院都开设了社会学课程。其中,沪江大学、燕京大学、岭南大学和金陵大学的教会社会学在中国社会学界颇有影响^[16]。

上述评论大抵符合事实。不过,宣朝庆等同时认为,1910—1930年间,由于教会社会学的强势作用,中国社会学走上一条错误的发展道路^[16]。论据之一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教会社会学在中国遭遇到社会信任危机,先后有多所社会系停办^[16]。姑且不论“教会社会学”的“帽子”并不准确,就拿20世纪30年代初多所社会系停办的论据来说,阎明教授明确指出停办的是国立大学的社会学系,而不是教会大学的社会学系^[4]。这里,笔者不拟对教会大学社会学的成就与地位等详加展开,而只打算对沪江大学的社会学系的特色与地位进行简要评述。在我们看来,沪江大学的社会学系以下的一些特色和成就都是值得一说的。

(1)建立社会学系为首创之功。

教会学校是社会学传入中国的重要场所。1905年上海圣约翰大学、1913年(应为1914年)沪江大学以及1917年清华大学的社会学课程,都请美国学者来任教^[17]。1905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开设社会学课^[18],由美国人孟嘉德教士(国内社会学界常将此人音译为门·阿瑟或阿瑟·孟等,实为误译)任教,可惜其英年早逝,在1907年夏溺亡于江西庐山牯岭。1914年2月,沪江大学由美国学者B·葛学溥创立社会学系,由葛学溥、H·S·白克令、J·Q·狄雷等任教^[19]。韩明谟教授曾指出:一直到建国前夕,有二十二所大学或独立学院设置了社会学系或历史社会学系、社会事业行政学系。其中有十所是教会学校,而美国教会所办的就占了八所。其中四所早于20年代就设立了社会学系。而直到1921年,本土的社会学系才在厦门大学建立。至1925年,先后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等六所大学建立了初具规模的社会学系;至1930年,全国有社会学系的大学达到了十一所。至此,社会学作为一个新型学科,基本确立^[20]。在学科体制建设方面,沪江建系的首创之功不可磨灭。

(2)践行教学、研究、服务一体化的办学模式。

沪江大学社会学系建系伊始,就推行教学、研究、服务一体化的办学模式,为培养专业人才、服务社会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葛学溥建立社会学系,并进行社会调查,是从基督教社会服务的观点出发的。他认为,中国(具体的说是上海)在迅速的工业化过程中,物质进步却引发了大量的社会问题,迫切需要对工业区的社会状况进行研究,在研究的基础上,才可以开展社会服务工作。1917年,葛学溥在上海东部的新工业区杨树浦地区发起成立了一个社区服务中心“沪东公社”,在杨树浦一带工人社区从事社会服务工作,涉及职业指导、职业介绍、卫生运动、个人家庭改良、宗教活动等。这一方面是为当地工人及其家属提供服务,另一方面也为沪江大学社会学、教育学以及宗教等专业的学生提供一个“实验室”,开展社会调查。沪东公社经过多年的经营,发展得颇具规模,成立了小学、工人夜校、阅报室、平民女校,并组织了名人演讲会、职业指导与介绍、文体娱乐、公共卫生等活动。直到1937年,由于日军轰炸,工作才被迫中断。

1918—1923年,葛学溥指导学生在广东潮安县归湖镇调查凤凰村^④(④葛学溥所作《华南农村的生活》一书主要的调查资料于1918年、1919年和1923年获得。调查完不久后就回到美国,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做教授,直至退休。在沪江大学教学期间,葛学溥经常让学生暑期回乡做调查,凑巧,调查凤凰村的学生最为成功,因而使葛学溥能最终成就此书。他将此书定为第一册,可是再也没有第二册出版。),并据调查著有《华南乡村生活:家庭主义的社会学,第一卷,广东潮安凤凰村》一书。1923—1924年间,白克令教授指导学生对上海近郊一个仅有360口人的自然村沈家行进行调查,其成果《沈家行实况》作为沪江大学的布朗丛书之一,于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中国最早的市镇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共有十一章,除篇首“社会调查的目的和方法”,“沈家行实测的经过情况”,第七章“健康与公共卫生”以及篇尾“结论和建议”等四章由白克令执笔撰写外(译成中文),其余各章均由中国学生独立完成。该书附照片十七幅,应用调查表格七种,使读者可以全面了解这个毗邻中国大都市的农村社区的真实情况^[5]。

这种由美国教师带领中国学生在城市或乡村开展社区服务、进行社会调查、写成论文乃至专著,集教学、研究、服务为一体的模式,成为后来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一大特色。

(3)运用先进社会调查方法研究中国社会。

葛学溥1918—1923年指导学生在广东潮州市潮安县归湖镇调查有650户的凤凰村,这是高等学校乡村社会调查的先驱^[21]。

1923—1924年间,白克令教授指导学生模仿美国的“春田调查”,进行上海沈家行地区的社会调查。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他们还对调查方法进行了修正。例如,美国“春田调查”是通过城市里的各种组织机构搜集材料,而中国农村几乎没有什么正规的机构。因此,他们在调查中,主要依靠乡村绅士,并且取得学校的配合,通过小学生接触家长,搜集材料。

白克令对社会调查的看法,代表了当时西方社会学界的流行观点。他认为,社会调查的目的是收集事实,以消除迷信和偏见。社会调查是要掌握事实,并进行综合分析,进而改善社区生活。社会调查不仅仅是社会的摄影,只描述房屋、卫生设施、工业建设等物质状况,还要发现社会力,即影响社会生活诸方面相互作用的因素,包括习俗、传统、宗教思想和理念等,来解释某个城市的独特性。社会调查的结果,应当对改善社区生活起到建设性的作用。

上述的凤凰村调查和沈家行村调查,由于调查范围较小,调查内容因而几乎涉及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带有一种类似普查的性质。此外,20世纪30年代沪江大学社会学系吴元淑、蒋思壹的本科毕业论文对上海700名乞丐进行调查^[22],其作品分三编十三章,近十万字,也是中国乞丐史上的重要研究文献。

(4)较高的学术成就。

葛学溥首创运用西方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乡村社区文化。他应用所谓“有机的研究法”来对当时仅有650人的广东潮州凤凰村做最详细、系统的分析。葛学溥主张先将中国划分为几大文化区域,在每个区域内,按照器物、职业、社会组织及态度和理想等标准,选择有代表性的村、镇或市,作为精密考察的单位;从所考察现象的相互联系中,看社区的功用、历程及趋向,最终认清中国社会的现状及发展趋势。葛学溥认为,乡村社区研究有静态和动态两类,凤凰村受外来势力影响较小,居民基本上保持着传统的生活状态,因此其研究是静态的;而处于外在通商口岸附近的乡村,或正经历急速工业化的城镇,便要做动态研究。静态研究可描述社区组织的结构与功能,动态研究则能分析社区的变迁趋势。他对中国各地乡村社区研究的建议,给后来的中国社会学者以极大的启示。对葛学溥的学术贡献,申端锋指出:最早提出区域研究思想的是当时沪江大学社会学系的教师美国传教士葛学溥,他的思想对后来的农村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23];后来,曹锦清等在20世纪80年代末对浙北农村进行田野调查时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提出要把中国农村划分为几大文化生态区,分区域研究中国农村^[24],试图在空间问题上做一个拓展。

此外,据长期进行凤凰村追踪研究的周大鸣教授认为:《华南乡村的生活》虽然出版于1925年,但今天仍然不失其意义。1)这是第一本华南汉人乡村社区研究的论著,是社会人类学史上的第二个里程碑:使社会人类学从研究规模小而简单的部落社会转向研究更为复杂的农民社会(容观琼语)。2)该书采用民族志式的研究,全方位地描述了一个乡村村落,记录和分析凤凰村的人口、经济、政治、教育、婚姻和家庭、宗教信仰和社会控制等,提供了20世纪初乡村实际情况翔实个案。3)该书揭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葛学溥认为家族主义是一种社会制度,所有的行为、标准、思想、观念都产生于或围绕着基于血缘聚居团体利益的社会制度。家族是所有价值判断的基础和标准。后来的汉学家对家族制度的研究极为重视与葛学溥的研究不无关系。4)葛学溥也提出了中国社会研究的基本概念,如对中国家族的分类(自然家庭、经济家庭、宗教家庭和氏族家庭)。5)葛学溥不仅记述了乡村学校的教学、课程设置、校舍、学校管理以及不同学校的比较,也给乡村教育的发展进行分期。6)该书从凤凰村社区与宗族一体的独特性出发,分析村落政治的自治性,宗族对村落社会的控制。同时,也看到了国家和地方政府权力向村落渗透,村落自治的范围开始萎缩的趋势,其对村落政治、社会控制与家族主义整合的论述独到。7)葛学溥对凤凰村民进行体质人类学调查,留下的体质测量材料是广东最早的体质人类学的记录。他提出的移民与当地居民的混血和同化,在地方区域文化研究中强调土著人和土著文化的地位,也是极具学术启发意义的^{[25, 26]}。

(5)社会工作的先驱。

阎明教授在《社会学与社会行政》中指出:在抗战前,各大学中惟燕京与沪江两校早期即设社会事业或社会行政的课程。沪江大学的沪东公社,是一个社会服务机关,作为社会学系学生实习社会工作之地^[27]。实际上,在华各基督教大学中,沪江大学是最早开展社会工作的学校。1917年在杨树浦眉州路创设沪东公社(The Yangtzepoo Social Center)^[28],沪东公社是一个以宣传基督教教义为主,同时兼办社会福利的教育机构,也是国内首个社会学实验基地,它将人才训练与社会服务相融通,开创了我国大学服务社会之先河。刘湛恩就任校长后,沪东公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除了为工人区儿童创办幼儿园和中小学,还开办了医院和诊所,免费为周围工人及附近农民施医送药,受到社会的欢迎。1940年国民政府的社会部成立后,沪江社会学系还得到经费资助,培训社会行政人员中从事民众培训与社会福利的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