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记忆”作为研究对象,在西方文化形成的初始时期即已有之。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记忆被理解为一种可以习得的技术,即“记忆术”^[1]。西塞罗将记忆术归为演讲术的一个部分,把记忆术的源头追溯至古希腊诗人西摩尼德斯,讲述了其凭记忆描述宴会坐席的传奇故事。柏拉图将记忆比作蜡板,为可靠的回忆提供必要前提,并且认为学习就是回忆理念世界里的原型。亚里士多德探讨了记忆和回忆之间的联系,提出“回忆的过程蕴含了记忆,并且记忆伴随着回忆”^[2]。自此之后两千年里,“记忆”研究基本上囿于与个体相关的领域。

直至20世纪初,记忆问题的研究视角才从个体转向集体。20世纪20年代,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1877—1945)首次提出“集体记忆”^[3]。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是秉持“现在中心观”对过去形成的各种观点。这种集体记忆以群体成员个体的形式进行,每个社会群体或机构(如家庭、宗教团体、社会阶级等)都有各自不同的集体记忆。哈布瓦赫所指出的“集体记忆” ,实际上是“同一社会中许多成员的个体记忆的结果、总和或某种组合”^[3]2。因此哈布瓦赫记忆理论存在局限,其仅仅从社会心理学出发关注集体记忆对于具体社会群体的意义,没有上升到文化高度;而且,集体记忆以言语的习俗为框架基础,具有流动性和变化性,显然忽视了其他层面的记忆形式,欠缺明晰的概念区分和相应的理论深度。

这之后半个世纪里,哈布瓦赫的记忆理论并没有得到继续研究和拓展。直至20世纪90年代,文化记忆研究在德国蓬勃兴起,其代表人物是阿斯曼夫妇:扬·阿斯曼(Jan Assmann)和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 。 “文化记忆”是阿斯曼夫妇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概念,文化记忆理论是对当代记忆理论最大的创新。

扬·阿斯曼(1938—)是德国海德堡大学古埃及学教授,1998年获得德国历史学家奖。作为文化记忆理论的奠基人和开创者,扬·阿斯曼于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扬·阿斯曼的代表作是《文化记忆——早期发达文化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认同》 (Das kulturelle Gedächtnis.Schrift,Erinnerung und politische Identiät in frühen Hochkulturen) ,这本书以古埃及、古代以色列和古希腊文明为例,详细阐释了文化记忆形成和运作的方式。阿斯曼在书中坦言,虽然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古埃及学,但是其文化记忆理论却着眼于更为广阔的领域——“对文化关联的重构,更精确地说,是重构(集体)记忆、文字文化和人种起源之间的联系” 。 “各个群体想象出自我形象,一代一代地延续着身份,形成回忆的文化” ,文化记忆考察的正是这些群体如何回忆、如何通过回忆的方式想象自我、建构身份^[4]。

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概念继承了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理论的社会取向,从“记忆的外向维度”出发,认为记忆“受到社会和文化框架的限制” 。但阿斯曼的本意并不在于区分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在他看来,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概念是模糊不清的,这种记忆的特点是“与空间和时间相关” 、 “与社会群体相关” ,并具有“重构性” ,建构了口述史的领域;换言之,哈布瓦赫所谓的“集体记忆”建立在日常交往的基础上,以言语交流为核心,实质上属于“交际记忆” 。扬·阿斯曼扩展了集体记忆的内涵和外延,并对此概念作了明晰的阐释。他认为,集体记忆的两种形式是“交际记忆” (Kommunikatives Gedächtnis)和“文化记忆” (Kulturelles Gedächtnis) 。

交际记忆是“与新近过去相关的回忆” ,是“可以与同时代人分享的回忆” ,它没有特定的载体,言语交流是其媒介。交际记忆中最典型的例子是“代际记忆” ,其时间跨度局限在三代人到四代人之间(80～100年) ,一旦拥有共同回忆的一个群体(一代人)辞世,那么就会产生新的记忆。因此,交际记忆的特点是日常性、口头性、流动性、短暂性,不能提供过去的固定支点。与之相对,文化记忆不依附于日常交往,甚至它的特点正是与日常生活的距离;文化记忆具有稳定性和长久性,它指向过去的固定点,过去成为回忆得以附着的符号,保留和传承了文化内涵和意义,因此仪式、节日、符号、纪念碑、文字等都属于文化记忆的媒介,表现和演示了曾经的某种文化;文化记忆的载体是特定的,比如牧师、教师、艺术家、诗人、学者、官员等等,总而言之,他们都是知识阶层。那么很显然,集体记忆的两种形式形成两极:从时间维度来看,节日庆典(文化记忆)与日常生活(交际记忆)形成对立;从社会维度来看,知识阶层把控文化记忆,而交际记忆在社会群体中展开。所以在一些文明中,文化记忆和交际记忆对比鲜明,甚至可以称之为“双文化性” (Bikulturalität) ,其中古埃及文明就是一例,这种两极对立在现代社会中已较为少见^[4]2。

扬·阿斯曼的贡献在于提出了“文化记忆”概念,拓宽了集体记忆的定义范围,丰富了其内涵,并区分了交际记忆和文化记忆。但交际记忆并非扬·阿斯曼的研究重点,他的关注点在于文化记忆,并且主要从早期古代文明入手,讨论了文字的发明和使用在早期文明进程中的作用。在文字出现之前,起文化传承作用的是“仪式” ,运作的基础是“重复” ;在文字出现之后,“文本”就成为保留和更新文化记忆的重要媒介,其特点是允许“变化” ,即不断的阐释^[4]3。在他看来,重复和阐释在文明形成过程中是同等重要的步骤。

扬·阿斯曼的妻子阿莱达·阿斯曼(1947—)是文化记忆理论的拓展者。作为德国康斯坦茨大学英国文学教授,她的研究兴趣点在于记忆类型的进一步细分、记忆与历史的关系、记忆理论与现当代文学的结合等等,其代表作有《记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 (Erinnerungsräume.Formen und Wandlungen des kulturellen Gedächtnisses) 、 《昔日的悠长暗影: 回忆文化与历史策略》 (Der lange Schatten der Vergangenheit . Erinnerungskultur und Geschichtspolitik) 、 《记忆中的历史: 从个人经验到公共展示》 (Geschichte im Gedächtnis . Von der individuellen Erfahrung zur öffentlichen Inszenierung)等。

阿莱达·阿斯曼的贡献在于总结和完善了已有的记忆理论,提出记忆形式的三分法和四分法,进一步区分了文化记忆中的功能记忆和存储记忆,并将记忆理论与文学、文化、历史学等学科交叉起来,研究了它们之间的联系。

阿莱达·阿斯曼对“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作了更为精密的区分,她认为,这种对记忆形式的二分法应由四分法代替,而区分标准是空间和时间跨度、团体规模以及暂时性或稳定性。四种记忆形式如下: 个人记忆 (das Gedächtnis des Individuums) 、 社会群体记忆 (das Gedächtnis der sozialen Gruppe) 、国家政治集体记忆 ( das Gedächtnis des politischen Kollektivs der Nation) 、文化记忆 (das Gedächtnis der Kultur) 。在其著作中,阿斯曼也常将这四种记忆形式分别简称为个人记忆、社会记忆、政治记忆和文化记忆^[5]。

不难看出,哈布瓦赫所定义的“集体记忆”其实是阿莱达·阿斯曼笔下的“社会记忆” ,也即扬·阿斯曼所定义的“交际记忆” 。在阿莱达·阿斯曼看来,个人记忆和社会记忆都属于短时记忆(区别在于载体是个人还是群体,但二者归根结底都基于人的大脑记忆,因此随个人或社会群体的消亡而消亡) ,而政治记忆和文化记忆属于长时记忆(二者基于经验和知识,其载体已经与生物大脑脱离开来,变成象征性的物质载体,如文本、图片、纪念碑、仪式等等,区别在于参照物是政治还是文化) 。 据此,阿莱达·阿斯曼将记忆分为三个维度,即:神经的 (neuronal) 、社会的 (sozial) 、文化的 (kulturell) 。 阿莱达·阿斯曼将政治记忆和文化记忆都并入最后一个维度(文化记忆) ,因其二者都是长期、稳定的,且载体、环境、支撑皆同,只是考察角度不同。因此,这是阿斯曼对记忆形式四分法的简化,即三分法:个人记忆、社会记忆和文化记忆。

在阿莱达·阿斯曼看来,个人记忆与社会记忆、文化记忆之间关系紧密,个体身上打上了社会记忆和文化记忆的烙印。首先,个人记忆是从个人经历中得来(经验记忆) ,个人经历离不开社会,这也就意味着个人记忆必须在社会交往中建构起来,个人记忆受到社会记忆的制约。比如,社会记忆中的典型例子是“家族记忆”和“代际记忆” ,与家人的互动(谈话、共同经历)首先奠定了个人记忆的基础。其次,个人记忆从与物质符号的互动中而来,这意味着个人记忆受到文化记忆的影响。再以“家族记忆”和“代际记忆”为例,家族内部或代际之间特有的经验会浓缩为标准化的内容,不断出现在个人回顾的语境当中,而这种个人记忆经常由文本、图片、照片、电影等外部媒体引发,这些外部媒体都属于物质符号,是文化记忆(存储记忆)的载体。因此,阿莱达·阿斯曼认为,个人记忆和社会记忆、文化记忆之间存在着互动和转化的关系。

阿莱达·阿斯曼研究的重点是文化记忆,她进一步区分了文化记忆的两种形态: 功能记忆 ( Funktionsgedächtnis ) 与存储记忆 ( Speichergedächtnis ) 。 存储记忆是“文化档案,里面保存着过往年代的物质遗产” ,它的特点是“保存和照看库存” ,因此存储记忆是文化记忆发生的前提条件;功能记忆是“严格的挑选、主动的估值和个人的吸收” ,因此它就像经典化的过程,总是需要当下的展览、讨论、演示、解读,总是存在着继续阐释的空间^[5]2。

总的来说,功能记忆多与当下功能和实际诉求联系在一起;与此相对,存储记忆却总是被看作“档案” ,而同时又是未来的功能记忆的“蓄水池” 。存储记忆与社会拉开的距离正是其意义所在,它和功能记忆之间的界限是可以变动的,当界限被打破,就会产生新的意义模式;否则的话,存储记忆不能为功能记忆提供新的可能性,便会变成死水一潭,记忆就会变得僵化和绝对化。所以,存储记忆是各种各样功能记忆的语境和拓展视野。

以记忆与文学的关系^[6]为例,阿莱达·阿斯曼区分了文学文本和文化文本,文学文本(对象是作为个人和独立主体的读者,处于开放的历史视野之中)属于存储记忆,而文化文本(经典化文本,受众为作为群体代表的读者,处于封闭的传统视野之中)则属功能记忆。

阿莱达·阿斯曼非常关注记忆和历史之间的关系,并对其作了追本溯源的梳理。记忆与历史的对立并非自古如此,而是从19世纪之后才逐渐形成的。德国历史学家莱因哈特·柯塞莱克(Reinhart Koselleck)认为,“历史”这个概念自18世纪下半叶才具有现代特征,此时“历史”变成一个抽象的“集体单数” (Kollektivsingular) ,取代了之前作为“复数”出现的概念。不同观点、立场各异的历史讲述演变成现代意义的“历史”概念,犹如溪流汇入大海。大海的意象出自哈布瓦赫,他把集体记忆与历史对立起来,把历史称为大海,而此处的历史其实应是“历史学” 。阿莱达·阿斯曼认为,“历史学”的专业语境在19世纪成型,这之后,历史和记忆才对立起来。对于早期史籍来说,它们本身就是一种形式的回忆、是一种记忆的保留。在西方文明的早期,“历史”和“记忆”这两个概念紧密结合在一起,尤其在神话或口述文学中,历史与记忆的融合是所有早期文明历史记述的显著特点;从古希腊罗马时期直至近代,记忆总是处于史籍撰写的突出地位,历史的任务就是讲述王朝、国家、机构的出身与记忆,以证明其延续的合法性,这是一种“过去策略”——通过制造记忆,使其服务于当权者。19世纪,历史成为了一门学科,历史学的客观性要求使其与政治诉求逐渐脱离,历史客观、科学的一面与记忆主观、个人的一面对立起来^[5]3。

针对记忆与历史的对立,阿莱达·阿斯曼提出“被居住的记忆”和“未被居住的记忆”这一对概念^[1]2:记忆是“被居住的记忆” ,它有生命载体,视角存在偏差;历史是“未被居住的记忆” ,它既属于所有人,又不属于任何一个人,它是客观和中立的。 “功能记忆”就是“被居住的记忆” (记忆) ,而“存储记忆”则是“未被居住的记忆” (历史) 。

1997年,德国吉森大学(Justus-Liebig-Universität Gießen) 30名高校教师和70名来自各个文科院系的研究人员共同开展了 “ 回忆文化 ” ( Erinnerungskulturen)的研究项目,着眼研究自古希腊罗马时期至21世纪的文化记忆的内容和形式。这一研究项目的宗旨在于“对历史回忆这一范畴进行持续的历史化”^[7]。他们认为,阿斯曼夫妇的文化记忆模型是静态和超历史的,吉森大学研究组着重研究文化回忆的多样性、动态性、创造性和过程性:首先,他们将“回忆”概念(Erinnerung)置于“记忆”概念(Gedächtnis)之上,认为阿斯曼夫妇的“记忆”往往与存储相关,是静态的,而“回忆”本身是动态的概念;其次,他们强调回忆文化的复数概念(Erinnerungskulturen) ,认为回忆概念及实践是多样的,随历史文化的变化而变化,回忆文化的多样性不仅是历时性的文化记忆的不同阶段,而且是共时性的不同形态的回忆构建和依存。在此基础上,吉森研究组从回忆的框架条件、特定回忆文化的形式和具体回忆的过程三个层面对“回忆文化”进行了探讨,研究出版物主要集中在第二个层面“特定回忆文化的形式” (如罗马时代的宗教回忆文化、19世纪和20世纪战争和回忆)以及记忆媒介(如建筑、印刷品、文学、身体)和文化史记忆研究的概念(如经验和时代史、文学的记忆概念)上面。

阿斯特莉特·埃尔(Astrid Erll)是这一研究项目的代表人物之一,她的研究方向是英美文学,出版了多本记忆理论方面的著作: 《集体记忆与回忆文化》 (Kollektives Gedächtnis und Erinnerungskulturen) 、 《文学研究的记忆》 ( Gedächtniskonzepte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 、 《文学、 回忆和身份》 (Literatur-Erinnerung-Identität.Theoriekonzeptionen und Fallstudien)等等。阿斯特莉特·埃尔的贡献在于将记忆理论与文学学科结合起来,丰富了文学学科中的记忆概念及文学作为记忆媒介的表现。阿斯特莉特·埃尔与安斯卡·纽宁(Ansgar Nünning)共同提出了记忆中的文学理念,她们认为,记忆理论在文学中的应用可以分为三个基本方向: “文学的记忆” (作为象征系统或作为社会系统) 、 “文学中的记忆”和“文学作为记忆的媒介”^[8]。 “文学的记忆”有两层含义:其一,当文学作为主体时(即文学拥有记忆) ,文学记忆就成为象征系统,比如说互文性、主题和体裁都是文学记忆的表现;其二,当文学作为客体时(即文学是被回忆的对象) ,文学记忆就成为社会系统,文本的经典化和文学史的撰写都属于文学记忆。 “文学中的记忆”指的是文学作品中对回忆和记忆的描述和表现,主要探讨以何种手段处理和演绎记忆的内容及运作方式。所以,“文学的记忆”着眼于文学系统的历时性,研究基础是记忆的过程,而“文学中的记忆”重点探讨具体文学作品的形式和结构,着眼于文学作品的共时性特征,表现的是记忆本身。 “文学作为记忆的媒介”主要讨论文学作品的记忆媒介性,从文学作为记忆媒介出发,表现回忆文化中的记忆——这包括特定文化的过去(如犹太记忆与文学) 、记忆的运作方式(如性别/身体、记忆与文学,媒体间性与记忆) ,等等。

记忆理论作为越来越具有影响力的当代理论之一,经历了准备、发展和突破阶段:记忆理论主要在20世纪得到了长足发展,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是集体记忆的理论鼻祖,但记忆理论主要在当代德国得到了突破性的进展。记忆理论的繁荣与记忆浪潮(Gedächtnis-Boom/ memory boom)的兴起不无关系,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范围内对记忆问题的研究不绝如缕,其起因在于庆典节日的增多、文化多元主义、大屠杀研究、记忆工业的建立和冷战的结束,等等。显然,记忆问题与德国关系紧密(大屠杀记忆和冷战记忆尤为突出) ,因此文化记忆理论诞生在德国有其必然之处。

德国学者阿斯曼夫妇是当代记忆理论的集大成者,厘清了各种记忆的概念及相互关系,提出了文化记忆理论。文化记忆理论在社会学、考古学、文学、历史学、文化研究等等各个方向得到了延伸和应用。就文学研究领域而言,阿斯特莉特·埃尔是深入研究记忆理论与文学之间关系的领军人物。文化记忆理论是目前德国文学研究的热点,其本身是对文学理论的丰富和创新,也是20世纪文学理论人文主义转向的表现;同时,作为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学科交叉的产物,文化记忆理论又影响和推进了其他人文学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