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生命观在批判资本逻辑造成的生态危机中提出“人的自由解放”, 又在“人的自由解放”中持续推进资本逻辑的逆生态批判。尽管是经济问题而非生态问题构成马克思关注的焦点, 但资本追求价值增殖的本性日益包含着生态危机的萌芽, 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的“双重异化”问题逐渐成为马克思关怀人类生存发展的现实困境。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 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才是被认同和重视的最现实问题。随着全球化的推进, 马克思生命观的生态意蕴在当今仍有现实意义, 不仅有助于从微观领域把握人的生命存在内涵, 更能启蒙人的生命关怀, 从而有助于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工程。

对于人本质的强调以及生命个体的关注一直是马克思的思想精髓, 但是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并未明确对“生命观”进行系统论述, 这不仅制造后人理解马克思生命观的障碍, 更使得生命观中的生态意蕴隐而不彰。事实上, 无论是马克思关注的经济问题, 亦或是生态问题, 都旨在从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中探索出一条人类解放之路。以人的生存境遇观照马克思生命观, 实际上是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批判这一问题在生态维度上的表达, 只有在马克思生命观对生态危机的批判逻辑中才能全面地直观主体的生命本质。

自18世纪60年代起, 工业革命持续推进资本积累的同时, 也加剧了生态贫困积累, 首当其冲的是工人阶级生存条件的贫困化。就工人在伦敦的居住状况而言: “大城市人口集中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引起了不良后果。伦敦的空气永远不会像乡村地区那样清新, 那样富含氧气。250万人的肺和25万个火炉挤在三四平方德里的面积上, 消耗着大量的氧气, 要补充这些氧气是很困难的, 因为城市建筑形式本来就阻碍了通风。”^[1]409-410工人要么居住在阴暗肮脏的地下通道, 要么蜷缩在几平方的阁楼间, 地方狭隘得甚至连生活必备用品都难以容纳。同时, 住房的外部环境也十分恶劣, 最大的问题在于房屋排列十分拥挤, 导致通风条件差。与此同时, 工人的工作环境如何呢？充满灰尘、潮湿阴冷的空中充斥着令人窒息的气味, 密闭的空间使人难以呼吸, 几百号人围着一个个快速旋转的机器, 还要被监工严厉地监视, 没有停歇, 不断工作长达十几个小时。“如果说自愿的生产活动是我们所知道的最高的享受, 那么强制劳动就是一种最残酷最带侮辱性的折磨。没有什么比必须从早到晚整天做那种自己讨厌的事情更可怕了。”^[1]432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而生的水体污染、空气污染不仅加剧了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 而且对人们的健康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生态矛盾实质上根源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首先, 就经济领域内的生态危机而言, 工业革命的开展使资本主义生产不断趋向于社会化, 但是社会生产资源却仍然掌控于资本家的手里, 私人占有的形式使资本主义陷入了严重的悖论之中: 使用生产资料、创造劳动产品的无产者却不能拥有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 此种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程度成正比, 造就了二者之间的冲突。其次, 就政治领域内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而言, 在前者取得政治统治的同时, 资产阶级只会对一穷二白的劳动人民进行更残酷的剥削和压迫, 随着无产阶级队伍逐渐壮大、思想逐渐成熟, 引发了革命, 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日渐尖锐和冲突化。从根本上来说, 工业革命不仅创造了工人阶级, 同时成为其阶级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开端, 在法国、德国和英国进行的三次工人起义都凸显了无产阶级的强大革命力量。

综上,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政治和经济矛盾与生态矛盾相互“形塑”, 并将代价转移为对于无产阶级的剥削。阶级冲突让工人阶级不仅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 还要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生态代价”影响; 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又进一步刺激阶级之间的尖锐矛盾。面对这一社会状况, 马克思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 就需要反省和批判人类现行的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 这也为理解马克思生命观提供了生态维度。

生态问题引起马克思关注的原因, 不仅仅在于这一问题严重威胁到工人基本的生存, 更在于工人作为独立个体, 本应当具有享受优美生态环境的“类本质”需要的丧失。实质上, 当个体通过劳动实现从物种界提升以后, 主体所享有的自由自觉的“类意识”使其从根本上异质于动物。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 生态矛盾恰恰夺取了工人“类本质”的享受需要, 这一剥夺的关键在于异化劳动。面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受剥削的悲惨状况, 马克思不仅表达出强烈的人道主义关怀, 同时无情地揭露了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残忍压迫。资本主义社会仅仅在政治层面实现了少数人的解放, 所以人的生命一直处于被异化的状态, 问题的根本缘由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 并通过人的异化劳动体现出来。马克思认为真正的自由劳动能体现一个种的类特性, 而生活本身仅仅表现为生活的手段^[1]162。而资本家对无产阶级的残酷压迫使得劳动成为异化劳动, 其具体表征为: “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 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 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 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1]156处于劳动异化中的工人阶级在劳动中只能感受到压抑, 在不劳动的状态下才能感受到人应有的自由。物质生产劳动和自由的劳动完全分裂, 此时原本作为工人自主活动的物质生产活动转坏为一种摧残生命的奴役劳动^[2]。

进而言之, 生态环境维持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都难以保证, 更不用期望劳动过程中能够享受到良好的生态环境。人属于自然的一部分, 人所进行的任何实践都依托自然的存在而存在, 但自然与人之间的本源性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被扭曲。因此, 生态矛盾表现为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如果要从根源上消除人与自然之间的异化关系, 只有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最彻底的变革。

马克思生命观展现了批判旧制度的致思逻辑, 但其生命观生态意蕴并不局限于批判的维度, 而是要通过批判来寻求走向新世界的发展途径。马克思生命观的起点是社会生活中“现实的人”, 通过“感性-对象性”的活动来阐述生命观的生态意蕴, 从而将最后的价值奠基于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双重和解。

现实的人是马克思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马克思从劳动实践活动出发理解人, 在肯定人的自然性存在基础上, 指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就决定了不仅要从个体生物性意义上理解自然, 即将自然作为满足人生存和生产的资料, 更要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发理解自然, 即将自然作为人与人社会关系之中介, 也正是后者构成人与动物的本质性差别。马克思从未在远离人的现实生活或者意识形态的幻想中构造人的属性, 而是将人嵌入社会生产实践进而逐步展开人的本质。

社会中的人是具有各种需求的人, 人的需要就是人对其生存、享受和发展的客观条件的依赖和需求^[3]146。马克思提出, 社会发展最根本的动力就是源自于主体本质的生存需要, “现实的人”首先是从事现实生产活动的个人^[4], 自然可以看成人生存的基本前提, 活生生的人的存在是人类历史的开端。因此, 主体生命的首要表现就是自然生命的存在, 它也是一切生命活动的基本前提。而为了从自然中谋取生存所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个人力量必须结成一定的共同体才能联合从事生产, 进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维度中引入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在现实生活中, 人具有发展需要, 这种需要表现为自然在精神层面对于人的满足。劳动实践在马克思生命观形成初期的本体地位, 随着他个人思想认识的深化被具体化为物质生产劳动实践以及社会关系存在等不同本体论的表达, 这种本体论表达背后实则关涉马克思对于人和自然关系的一步步深化, 即从传统社会中原始的温情脉脉和统一, 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再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二者关系的和解。自然地位在这一深化过程中也得到提升, 即从主体的意识对象上升为人的生命本质的丰富表达。

只有在实践过程中, “现实的人”才能真正发生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语境中的人与自然绝非机械论世界观统摄下“抽象的人”和“抽象的自然”, 而是“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 二者通过“感性-对象性”活动实现有机结合, 从而使自然从本体论层面上升为价值论层面的同时, 也彰显个体生命存在的意义。

一方面, 对自然而言, 在“自在自然”到“人化自然”的发展过程中, 其本质得以不断向人敞开。费尔巴哈把自然界视作感性-对象性的产物, 马克思则更关注“人化自然”, 即自然是人类“感性-对象性”活动的结果。从“感性-对象性”到“感性-对象性”活动, 语词的变化, 说明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再是“镜像般”的反映与被反映, 二者在“感性-对象性”活动中结合成有机整体进而相互渗透。自然相对于人不仅仅只是一种“物质性”存在, 更是一种“审美性”的价值存在。

另一方面, 于个人而言, 其本质在作为生物生命向“社会存在”的生命个体转变过程中生成。自然主义历史观将人类的发展规律简单等同于自然规律, 此种情境下人类生命便与其他生命体并无差异。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在批判这种观点的基础上, 提出了人本身是由劳动创造的命题。其实恩格斯这里所用的“劳动”概念与马克思使用的“感性-对象性”活动表达同一个意思, 马克思在与人本主义哲学划清界限后, 以唯物史观的“实践”“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劳动”等观念代替早期的“感性-对象性”活动。也正是在实践的基本形式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中, 人与人之间才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体活动。”只有在这种社会关系中, 个体生命才能摆脱自然性和偶然性, 人才能称其为人。

“感性-对象性”活动的二重性使人们认识到生态问题表面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 本质上内在关联于人与人之间异化的社会关系, 尤其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形成并加重了异化关系。

马克思生命观的深刻之处就是以“感性实践”活动破解了人类和自然之间所形成的抽象对立, 在人与自然关系中引入人与人相互交往关系的维度, 并勾勒出良好的社会联合形式中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和谐景象”, 其中“真正共同体”就是马克思对未来人类联合形式做出的探索。就此意义而言, “自由人的联合”的目标在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能够运用这种联合体, 以对自然“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关系获取自身的解放和自由。“真正共同体”的目标蓝图始终建立在现实的人的生产和生活实践活动基础上, 而非传统哲人头脑中勾勒出的社会解放理想, 是现实的人通过现实物质活动进而与自然达成的现实的统一。质言之, 人类追求自身解放的进程就是“真正共同体”的生成过程, 栖身其中的人成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从另一角度来说, 在强调“真正共同体”价值属性的同时, 其中所包含的“现实性”正在于主体作为生物意义上的人的存在, 而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正体现于此。

总而言之, 马克思生命观对生态问题解决的途径在于: 将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问题落脚为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 “真正共同体”中包含着实现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双重和解”。走向真正的共同体既是个体生命本质属性不断实现的过程, 也得以成为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矛盾的落脚点, 其作为个人在劳动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组织形式, 不能脱离前者作为物质基础。因而, 无论是马克思生命观的生态意蕴还是关于真正共同体的构建, 实则都不能缺少人和自然这一基本维度, 也恰恰是这一基本维度才能孕育出人类丰富的生命本质。

对于个体生命的关怀, 不仅是马克思一生思考的问题, 这一主题的深刻意义还在于确证主体内在生命体验和外在绿色实践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贡献, 而这一贡献又彰显中国生态治理的全球经验。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当代仍未走出马克思所指明的时代, 即资本逻辑内控下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对于个体生命本质的僭越。因而今天更有必要重提马克思生命观的生态意蕴, 进而秉持这一理论中的基本立场、观点和价值意蕴思索中国现实问题。但更为紧要的是, 将马克思生命观生态意蕴的批判逻辑转化为当今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逻辑, 将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主体生态体验的异化转化为当今中国对个人生态体验及绿色实践的关怀与引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为此给出了回答。从顶层设计上来讲,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已经被纳入治国理政总体方略之中; 从微观实践层面而言, 这样的总体方略不仅旨在关怀个体生命体验的生态需要, 更需要转化为主体自觉的生态意识, 并落实为自觉生态意识下的绿色生产和生活实践。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我国进入新时代, 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5]。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使人们不仅追求生命存在的最低诉求, 还要追求生命发展的更高诉求, 因而人们的生态环境需要逐渐凸显。换言之, 满足生态环境需要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初心和使命的重要体现。优美的生态环境作为“美好生活”的前提, 要求我们学会运用客观规律科学地改造自然界, 以摆脱自然的束缚, 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近些年来, 随着人类所耗费的自然资源逐渐增加, 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更加凸显, 雾霾、水污染、地震频发、泥石流、人口膨胀等问题的频繁出现, 破坏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现实期待。面对这一现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应在全社会确立起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价值观, 是生态建设的重要前提。”^[6]48人们只有明确构建生态文明的重要性, 在实践过程中认可、尊重、反思和调整关于人与自然的双主体地位, 从落实新发展理念和变革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入手, 积极倡导绿色生活, 发展绿色经济,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 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万物共生, 和谐发展。

人归属于自然, 人的存在发展又要依赖自然。因此, 树立正确的生态文化思想是马克思生命观的内在诉求, 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前提条件。首先, 要懂得尊重自然、敬畏生命。人类与自然同处于一个生态共同体中, 人类的文化也根植于此, 所有的生命形态都是自然的塑造和生命的表现形式, 人和自然都作为主体存在, 尊重自然是人与自然能够共存的重要依据。随着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 人类对自然的占有欲望越来越强, 干预程度也越来越深, 生态矛盾愈加尖锐。尊重自然的发展规律, 树立敬畏态度, 促进人与自然的共生发展, 成为当下解决现实问题的重要方面。其次, 要积极做好思想引导和宣传教育, 建立新的生态文明观念。通过运用电视、互联网、书刊等媒介大力宣传生态文明理念, 利用街道、社区等小部分区域进行宣传和教育, 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广大民众, 使生态文明和生态文化更加深入人心, 使之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自觉的思想意识和行动。最后, 要不断更新和制定相关体制机制, 利用法律的手段来加以规范、限制人们的行为; 要严格惩治毁坏生态环境、浪费自然资源的犯罪行为, 建立相关人员责任追究制度。

建设生态文明需要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坚持贯彻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途径, 构建人们良好环境, 创造美好未来^[5]。可见, 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成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题中应有之义。首先, 要培育人们的绿色消费意识, 改变消费至上的消费主义倾向, 引导人们重视质的需要, 减少不必要的奢侈需要。当今社会, 总会出现一些“面子文化”和消费攀比现象, 尤其是年轻人对于物质的欲望和追求使其精神世界迷失了方向。因此要提倡简约适度的合理化消费, 让绿色消费观念深入人心, 使其成为人们身体力行的生活追求。其次, 践行绿色生活方式。在饮食方面, 我们要大力提倡绿色食材, 坚决杜绝捕杀和食用野生保护动物; 出门就餐, 提倡绿色的餐桌文化, 采用半份点餐制或者按需供应的方法来鼓励光盘行为。在家居生活方面, 鼓励居民使用节能灯、节能家电等绿色环保型的家具用品, 不使用一次性塑料制品, 提倡利用公共汽车、共享单车等绿色出行方式, 同时制定相应的鼓励政策, 鼓励人们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将简单舒适、绿色环保的生活变成大家的日常生活方式, 用文明健康理念不断影响并带动人们的行为, 并将这些融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凝聚起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强大动力。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始终是马克思生命观的致思逻辑, 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遵循, 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坚守的核心坐标。在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 以关怀主体日益增长的良好生态环境的生命体验为宗旨的国家生态治理, 就是对马克思生命观生态意蕴的当代诠释。同时, 主体在良好生态环境生命体验过程中, 将自觉的生态文化贯穿于绿色行为和实践中, 从而推进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美丽中国”目标实现之时, 这一点将得到确证: 个体生命体验的生态关怀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二者的同向同行, 更加彰显全球生态治理的中国智慧、中国力量和中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