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2, Vol. 44 Issue (3): 245-252   PDF    
论英汉时空特质连续统及其对二语习得的启示
吴克炎     
闽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福建 漳州 363000
摘要: 不同学者对英汉时空特质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表面上看,是由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引致,深层次剖析却发现是因为英汉时空特质自身是一个连续统所致。具体来看,英语在词语层面凸显出“时间性”特质,到词组、句子和语篇层面,空间性则逐渐加强,在多义句、语篇层面主要反映出空间性;汉语在词语层面凸显出“空间性”特质,到词组、句子和语篇层面,时间性则逐渐加强,在多义句、语篇层面主要反映出时间性。厘清英汉时空特质连续统有助于准确预见EFL学习者可能遇到的困难,选择学习的重难点,采取恰当的教学方法,最终提高二语习得实效。
关键词: 英汉语     时空特质     连续统     预见困难    
The Continuum of English and Chinese Temporal and Spatial Traits and Implications to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WU Key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363000, China
Abstract: Scholars have different views on temporal and spatial feature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which seems to result from different research perspectives, but the profound analysis reveals that it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English and Chinese temporal and spatial traits are a continuum. Specifically, the temporal features of English are highlighted at the lexical level, and gradually strengthened at the level of phrase, sentence and discourse. At the level of multi-semantic English sentence and discourse, spatial traits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contrast, the spatial traits of Chinese are highlighted at the lexical level, and gradually salient at the level of phrase, sentence and discourse. At the level of Chinese multi-semantic sentence and discourse, temporal traits are prominent. To clarify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continuum is conducive to predicting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by EFL learners, discovering the key and difficult points in English learning, choosing appropriate teaching methods, and ultimately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L2 acquisition.
Keywords: English and Chinese     temporal and spatial features     continuum     prediction of difficulties    

关于英汉时空特质,众说纷纭,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有两个:张从益、彭正银从文化属性的视角分析,认定英语文化的特点是空间的,而中国文化的特点是时间的[1];王文斌则从英汉语言基因的角度考量,得出“英语总体上具有时间性特质,而汉语总体上具有空间性特质”的结论[2]。对客观存在的英汉语加以研究,却得到截然不同的结果,这意味着什么呢?表面上看,这是由于两家研究的视角不同,结论不同。但进一步思考,是否由于英汉语在语言的不同层次呈现出不同的时空特质,而两家分别抓住了其中的若干层次?

潘文国曾这样分析语言衔接与语言层次的关系:英语在句子以及句子以下层面,通过形态控制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形合为主;到了句子以上层面,则采用意合手段,如多用同义词、上位词、统称词、代词等,基本上是靠意义而非形式来联系。汉语在语言片段中采用意合,即主要用“意脉”统领全句,但在更大的语言层面为保持“神”不散,就要用适当的“形合”手段来增强凝聚力[3]367。同理可知,英汉语在词语、词组、句子、语篇的不同层次会反映出不同的时空特质。本文提出英汉语的时空特质是一个连续统。如图1所示,英语在词语层面凸显出“时间性”特质,到词组、句子和语篇层面,空间性则逐渐加强,在多义句、语篇层面主要反映出空间性;如图2所示,汉语在词语层面凸显出“空间性”特质,到词组、句子和语篇层面,时间性则逐渐加强,在多义句、语篇层面主要反映出时间性。

图 1 英语时空特质连续统 Fig.1 Continuum of English temporal and spatial traits

图 2 汉语时空特质连续统 Fig.2 Continuum of Chinese temporal and spatial traits
一、英汉语在不同语言层次的时空特质分析

以下从词语、词组、句子和语篇层次逐一分析英汉语的时空特质。

(一) 词语层面的英汉时空特质

词语作为语言的基本单位,反映了语言形成初期不同民族的思维特征。印欧语系注重动词,关注事物的动作、行为及变化,体现出对时间的重视;汉藏语系造词则注重名词,关注事物,体现了对空间的重视。本文认同这个论述,鉴于王文斌[2]以及王文斌、何清强[4]等已经深入分析,不再赘述。

(二) 词组及单义句层面的英汉时空特质

由于词组及单义句由2个或2个以上的词组合而成,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词”的单一特性,显示出与“词”不同的特性。

到了这一层次,英语的空间性增强,因为名词性词组占有相当高的比率。以the car that Tom bought为例,尽管在现实生活中要先有“买”这个行为,才有“汤姆的车”这个事实,但是英语词组为了满足“前重心”的心理诉求,颠倒顺序,呈现出一种违背时间顺序的空间建构。不过,在这一层面,时间性还是英语的主要特征。首先,动词词组在英语词组中占的比率最大。英语中大多数动词都可以加小品词形成动词词组,有些甚至可以形成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词组。如:go可以后接before, beyond, by, down, for, in, into, off, on, out, over, round, through, towards, up, with等形成形形色色的词组,表达方方面面的意思。其次,一个动词可以演变出非常复杂的非限定动词词组,如teach对应的就有to teach, to have taught, to be teaching, to have been teaching, to be taught, to have been taught, having taught, being taught, having been taught等,将英语对时间的重视展露无遗。再次,英语单义句也十分重视时态等语法特征。因此,在词组、单义句这一层面,英语主要还是关注事物的动作、行为及变化,反映出较强的时间性。

而汉语在词组、单义句层次则是时间性增强。中国哲学主张天人合一,必然导致“天语合一”[5]319,因此象似性在汉语建构中非常突出,以“汤姆买的车”为例,词组先出现“买”这个行为,再呈现“车”这个结果,恪守时间顺序。从组合的语序看,汉语的词组除并列关系外,往往取时序律 (principle of temporal sequence) 和因果律 (principle of cause-effect sequence) [1]。并列的词组,特别是名词为中心词的词语组合,关注事物,还是显示出较强的空间性,如“绿水青山”,而且展现出词序上的灵活性,如“一包口罩八元、口罩一包八元、口罩八元一包、八元一包口罩、八元口罩一包”。更多实例可以参考王文斌、高静的相关论述[6]。然而采取时序律或因果律的词组、单义句则显示出很强的时间性,而且它们占的比率远超并列词组。例如“一帆风顺”,需要先树“一帆”再“风顺”;“一蹴而就”,需要先“蹴”再“就”。又如“分久必合”,是因为“分久”,所以“必合”,也是先“分久”,再“必合”,显示出很强的时间线性关系;“惹火烧身”,是因为“惹火”,所以“烧身”,也是先“惹火”,再“烧身”,将时间线性关系显示无遗。可见,到了词组、单义句层次,汉语的时间特质已经增强。

(三) 多义句及语篇层面的英汉时空特质

多义句与语篇的构建更加复杂,更加注重语序以及逻辑关系。不同的语序以及逻辑关系展示出明显不同的时空特质。以“He went to the capital, in response to an appeal from his mother, who Cao Cao had jailed”[7]437及其原文“近因曹操囚其母,徐母遣人驰书,唤回许昌去了”(按照“原因→结果”的逻辑建构)为例分析可知,英语按照“结果←原因”的逻辑关联建构句子。它常常采用 ${\mathop {\text{违}}\limits_{\text{•}}}{\mathop {\text{背}}\limits_{\text{•}}} {\mathop {\text{时}}\limits_{\text{•}}}{\mathop {\text{间}}\limits_{\text{•}}}{\mathop {\text{顺}}\limits_{\text{•}}}{\mathop {\text{序}}\limits_{\text{•}}}{\mathop {\text{的}}\limits_{\text{•}}}{\mathop {\text{空}}\limits_{\text{•}}}{\mathop {\text{间}}\limits_{\text{•}}}{\mathop {\text{建}}\limits_{\text{•}}} {\mathop {\text{构}}\limits_{\text{•}}}$ (动词时态需要考虑,但已经不再是焦点),是因为英语早期文化以“移动”为特征,注重结果,形成“前重心”的心理诉求,以“结果←时间”“结果←原因”“结果←条件”“结果←目的”为基本的逻辑关联,从句后置成为优势语序,空间特质因此凸显出来。相反,汉语早期文化以农业为基础,注重生产过程,恪守时间顺序,形成了“后重心”的心理诉求,多义句、语篇建构常常以“时间→结果”“原因→结果”“条件→结果”“目的→结果”为基本的逻辑关联,表“时间、原因、条件、目的”的分句前置成为优势语序,时间特质因此凸显出来。

此外,英语是主语凸显型语言,其句子以“主谓”结构为核心。由于英语对谓语动词数量的约束(一个简单句有且仅有一个谓语动词),许多动词以名词化的“不定式”或“动名词”形式出现,名词化成为英语应用中的普遍现象。在多义句和语篇层面,名词成为句子的核心。在英语世界,甚至要专门反对名词肿胀症[8]170。像“The prolonga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temple is due to the solidity of its construction”这样的句子,屡见不鲜。C. K. Ogden和I. A. Richards曾经列出最常用的850个单词,并运用这些单词简写英国文学名著[9]4。其中动词只有18个,而名词有600个,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在英语句子及以上层次名词与动词的比重。“英语在理论上以动词为中心, 而实际语篇中是名词、介词占优势”[3]379,“名词优势于动词”[10]客观存在。于是,英语在多义句、语篇层次,更多地关注“事物”和空间关系,显示出很强的空间性。

汉语由于“天人合一”的哲学传统,“天”“人”各司其职,互不干扰,因此句中的主语往往一目了然。久而久之,当人称可以不言自喻时,又常常隐含人称或省略人称[11]105。因此“无主句”“主题结构”应运而生,约定俗成。另一方面,汉语句法并不对谓语动词的数量加以约束,“动词连用”现象在汉语中是司空见惯的。因此,汉语的多义句、语篇就显示出动词优势,并外在地表现出“形散”的态势。然而,“形散”的背后有两个铁律,以便用适当的“形合”手段来增强凝聚力[3],做到“神不散”,那就是时序律和因果律。吴竞存、梁伯枢提到:汉语分句与分句之间采用意合的方法,其关系非常松散,或上挂下连,或藕断丝连[12]316。之所以“藕断”,是因为约定俗成的“无主句”“主题结构”情结;之所以“丝连”,是因为有“铁律”或隐或现地起作用。“藕断”是外在的,“丝连”是内在的。由此,除并列结构外,汉语句中动词的前后布置都要遵循这两个规律。于是,汉语在多义句及语篇层次,更多地关注事物的“动作、行为及变化”,显示出很强的时间性。

由于本文在这一层面与王文斌、赵朝永的看法相左,因此不妨选用他们的举证为例加以说明,以便更好地把问题分析清楚(楷体加点部分为笔者所加,下同):

例1 S君有妻,丑, ${\mathop {\text{为}}\limits_{\text{•}}} $ ${\mathop {\text{此}}\limits_{\text{•}}} $ 颇感自豪,常于有靓妻之友面前夸口: 丑妻是宝,见了恶心,不见省心,出门放心,免得有第三者插足[13]。(原文实例序号为9)

原作者对该“流水句”进行了语法分析,得出了汉语结构“离散性”的特点,并进一步说明汉语的“空间性特质”[13]。不过,他们对“为此”这个鲜明表示“因果律”的词语未加分析,对“先有妻”再有评价“丑”再有“夸口”的“时序律”也未谈及。可以说,他们分析了“外在结构”,但未透视“内在机理”。因此,有必要对他们的陈述加以修正。即汉语表面上看有大量的“主宾语承前省略或跨句回指”[13]而呈现出块状性、离散性,但实际上真正起语篇建构作用的却是内在的时序律以及因果律,正如“流水句”蕴含的“流水”可以形态各异,但是一定要遵守“水往低处流”的铁律。由此可以看出,汉语在多义句、语篇层次显示的并不是空间性特质,而是时间性特质。请再看例2。

例2 又有些胜利者,当克服一切 ${\mathop {\text{之}}\limits_{\text{•}}}$ ${\mathop {\text{后}}\limits_{\text{•}}} $ ,看见死的死了,降的降了,“臣诚惶诚恐死罪死罪”,他 ${\mathop {\text{于}}\limits_{\text{•}}} $ $ {\mathop {\text{是}}\limits_{\text{•}}}$ 没有了敌人,没有了对手,没有了朋友,只有自己在上,一个,孤另另,凄凉,寂寞, ${\mathop {\text{便}}\limits_{\text{•}}} $ 反而感到了胜利的悲哀[13]。(原文实例序号为10)

该句的时序律和因果律更加明显,其建构主要是按照事件的先后顺序组合起来,反映出非常明显的时间性。但原文分析却轻描淡写地用了一句“虽使用了个别连词”,就把重心转移到了“一个,孤另另,凄凉,寂寞”的并置上。鉴于句子由词与词组组成,对句中的局部“一个,孤另另,凄凉,寂寞”加以分析,实际上是将分析降格到“并列词组”层面而得到汉语“空间特质”的结论。因此,这样的结论对于多义句及语篇层面缺乏解释力。

反观他们提供的译文,例1对应的英语句子,形态看起来像一串葡萄,结构紧密复杂, 结构关系有前有后[14]。共有69个单词,其中名词19个(包含替代名词的4个关系代词及人称代词),动词8个(含不定式to look),其他词42个。句子的建构利用了of whom / who引导的定语从句,也利用了代词he / his的回指功能,还利用了this的指示功能,明显地表现出勾连性和延展性,显示出英语的空间性特质。王、赵在文中提到了“勾连性和延续性”,其中勾连性显而易见,但延续性却显得牵强,因为句中的表述并没有像汉语那样呈现明显的时间先后顺序。比如译文前半部分:“Mr.S had an unprepossessing wife, of whom he was very proud, ...”,显然把“先有妻,再有评述‘丑’ ”的时间脉动消除了,“为此”承载的“因果律”也荡然无存,只留下一个起补充说明作用的非限制性定语从句。根据Halliday & Hasan的衔接理论 [15]1-2,英语常常利用代词的回指作用产生语篇特性(texture)。在该句中,whom回指wife, he回指Mr. S,体现了非常明显的空间延展性。此外,句子中的勾连并不是体现在时间上,而是在空间上的“互相指称”产生的相互勾连。两相比较,汉语句子、语篇十分注重时间上的起承转合,以便确保符合时序律和因果律,而英语句子、语篇则十分注重空间上的相互呼应,以便确保指称前后一致,逻辑前后一致。

例2对应的英语句子也充分体现了英语的空间特质,首先是who回指victors, 形成了空间上的相互回指,产生了勾连性;其次是充分利用了英语的分词结构(having carried all before them/cowering in utter subjection)、独立主格结构(with the enemy slain or surrendered)、宾语从句(that...)和破折号(—),才部分表达了汉语利用“时序律”整合起来的庞大信息:“克服一切之后,……便反而感到了胜利的悲哀。”最后不得已,另起一句“Then they find their triumph a tragedy”,才将信息表述完整。试想,如果英语缺乏空间上的延展性,这么多信息根本就无法表达。

倘若两个实例还不足以把问题阐明,让我们再借用王文斌英汉对比的另一个实例(斜体部分为笔者所加)。

例3 In Africa, I met a boy, who was crying as if his heart would break and said, when I spoke to him, that he was hungry because he had had no food for two days[2]. (原文实例序号为3a)

原作者要用这个实例说明英语各分句的动词时态要以主句中的动词时态为轴心,从而说明英语句子结构的主句谓语动词中心观,进而论证英语的时间性。遗憾的是,他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到了多义句、语篇层面的建构,构成语篇特性的要素主要是衔接手段[15]1-2。在该句中,是连接词who / as if / and / when / that / because将众多信息勾连起来,体现了英语空间上的勾连性和延展性。句中动作的自然顺序是met (cry: heart break)→spoke→said (be hungry←had no food),正是英语具有空间特性,允许动词在句中不按时间顺序而根据表达需要灵活布置。然而,以时间为特性的汉语就不允许动词随意摆放,只能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安排。原文提供的汉语译文为:“在非洲,我碰到一个男孩,他哭得伤心极了,我问了他,他说他饿了,已两天没吃饭了。”汉语的理据是先“碰到男孩”,再“发现他哭”;先有“我问”,再有“他说”;先有“饿了”,再有“两天没吃饭”的原因解释。可见,将“我问了他”提到“他说饿了”之前,是合理的,也是必须的。因为汉语语篇具有时间上“不可逆”这一特质,这是形成汉语语篇特性的有效保障。王文斌指出,时间变动不居,带有变异性,其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连接性和延续性,具有一维的线性特点,即具有单一性及不可逆性[16],这正好暗合了汉语语篇的时间特性,也证实了英语语篇的空间特性(后出现的said可置于先出现的spoke之前,具有“可逆性”)。

可见,在这一层面,英语呈现出由主句谓语动词这一中心向外扩展的空间图式而汉语呈现出时间顺序的流水形图式[17]70。实例随处可见,不妨再举两例。

例4 Five score years ago, a great American, in whose symbolic shadow we stand today, signed the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This momentous decree came as a great beacon light of hope to millions of Negro slaves who had been seared in the flames of withering injustice.(Martin Luther King:I Have a Dream

该语篇由两个句子组成。前一句显示了英语多义句注重空间特性这一事实,即关系代词whose与它指代的American紧密勾连。同时,它也显示了英语多义句不遵守“时序律”的事实,将1963年的动作置于1862年的动作之前,还充分说明分句的动词时态不必总是以主句中的动词时态为轴心。换句话说,到了多义句层面,构建“语篇特性”的要素中“时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衔接手段”。相反,对应的汉语表达“100年前,有个伟大的美国人签署了《解放黑奴宣言》,我们今天就在他的雕像前聚会”,严格遵守“时序律”,注重时间特性:“100年前”与“签署”归置在一起,然后谈及今天的“聚会”。

第二句以主句谓语动词came为中心向外扩展,加上两个介词短语,建构出一个含有26词的长句。所有词汇按照“主+谓+状语+状语”的空间图式建构,不考虑“had been seared”发生在“came”之前的事实,忽略“时序律”。反之,汉语需要充分考虑“时序律”,显现时间特性,对应的表达为:“这一庄严宣言像灯塔的光芒,给千百万在摧残生命的不义之火中受煎熬的黑奴带来了希望。”

例5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英汉求雅,同归殊途。英语倾向于“求异”,汉语则倾向于“求同”[18]。例5中前一部分将“人(若)不犯我”中的“若”省略,以便与“我不犯人”对偶并置。假如“若”不省略,读来必然头重脚轻,不符汉语“求同”的审美期待。于是,汉语的表达外在地表现出“离散性”的特点。但是即便“若”不在场,其间的“因果律”(假设是一种虚拟的因果关系)也不言自明。正是由于汉语重意合轻形合,语序成为表达语法意义的主要手段[19]11。该部分如果颠倒语序,变成“我不犯人,人不犯我”,那意思就完全不同了,由此可见汉语“不可逆”的一维性时间特质。相反,对应的英语表达既可以是“I won’t attack unless I am attacked”,也可以是“Unless I am attacked, I won’t attack”。连接词unless建构了一个主从结构,促成了整个句子在空间上的灵动,也将英语的空间性展现无余。

王文斌指出:英语是综合性语言;而汉语是分析性语言,其名词、动词、形容词等没有形态变化,词语合成句主要靠语序的灵活性和虚词的运用。正因这个差异,英语语序远不如汉语灵活[20]68。对其原文实例83a-84d分析可知,上述结论是建立在剖析单义句的基础之上,只适合于单义句的情况。事实上,如本文中例3及例5所示,到了多义句和语篇层面,英语连接词强大的衔接功能促成从句的灵活位置,既可以置于主句之前也可以置于主句之后,其语序远比汉语灵活。可见,在英汉时空特质连续统尚未被充分认识的情况下,会有将基于词、词组或单义句得出的结论推广到多义句与语篇层面的倾向,造成认知偏差。因此,对英汉时空特质的连续统加以深入探究十分必要,可帮助人们更贴近语言事实:在词、词组、单义句层面,英汉语分别以时间性、空间性为主要特质;但在多义句、语篇层面,英汉语分别以空间性、时间性为主要特质,英语能充分发挥空间勾连性和空间延展性,常常应用大量衔接手段和(或)名词化短语建构出枝繁叶茂、结构复杂的句子、语篇;而汉语虽外在显现出块状性和离散性,但真正起语篇构建作用的却是内在的时序律和因果律,呈现出连续性,往往构建出结构简单、隽永流畅的句子、语篇。以下进一步分析研究英汉时空特质连续统的意义及对二语习得的启示。

二、研究英汉时空特质连续统的意义及对二语习得的启示 (一) 研究英汉时空特质连续统的意义

EFL(英语为外语)教学虽然在培养外事人才、加强国际合作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费时低效”的诟病始终不绝于耳[21-24]。究其原因,宏观上有教育政策、教育方法等问题[25],微观上则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概念不清,学习者往往疑惑不断,难以在学习过程中获得快乐,学习往往消极被动[26]。因此厘清概念对于提高EFL教学实效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以下主要围绕与时空特质密切相关的概念展开讨论。

王文斌、赵朝永提出教师应该对英汉语进行有目的的对比,预见学习者在二语学习过程中会遇到的困难,从而选择、确定学习的重难点,采取合适的教学方法和措施[13]。这与Lado提出的对比分析假说一脉相承[27],是非常可取的建议。但是,EFL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不是“因为汉民族的空间性思维倾向产出英语‘流水句’ ”[13],而是“由于汉民族的时间性思维倾向产出英语‘流水句’ ”[28]。由本文第二部分的讨论可知,时序律及因果律作为汉文化的重要文化基因,已经牢牢镶嵌在EFL学习者的脑海里。正是由于这个内在的认知机制,他们才无意识地按照时间律及因果律写出英语“流水句”,他们的困难不在于依据时间脉动撰写出英语句子和语篇,而在于难以依据空间勾连性、延展性写出地道的英语句子及语篇。此处借用王文斌、赵朝永的实例来分析该问题。

例6 First, doing the same job, special skill needed is constant, they don’t have to learn other skills[13].(原文实例序号为4)

该学生想要表达的意思是“做同样的工作,由于需要的特殊技巧可以不断应用,他们不必学习其他技能”。句中的“做工作”需要“技巧”这个时序律,以及“技巧可以不断使用”因而“不必再学”这个因果律诱导他写出了流水式病句。显而易见,他急需的技能首先是能够跳出汉语时序律以及因果律的窠臼,然后获得能够体现英语空间勾连性、延展性的写作技能——添加连接词since和if,改成“First, since the needed special skill is constant if they do the same job, they don’t have to learn other skills.”或者采用符合英语前重心特性从而使空间性更加凸显的表达:“First, they don’t have to learn other skills, since the needed special skill is constant if they do the same job.”

在翻译产出方面,情况也是如此。笔者曾经让高中生、本科生、研究生翻译《三国演义》中的句子。其中一句为:“看孙策之时,血流满面,被伤至重,乃以刀割袍,裹其伤处,救回吴会养病。”结果发现他们最大的问题是缺乏空间建构能力,大多数译文因按照汉语“时序律”“因果律”建构而显得臃肿,如“When they saw Sun Ce, they found him seriously wounded with blood streaming down his face and then cut a piece of robe and bound him and took him back to Wujun for cure”。比较一下Moss Roberts的译文Seeing his lord’s bloody face and massive wounds, one of the rescuers bound Sun Ce with cloth cut from his own robe and took him to safety in Wujun[7]345,可以看出“时序律”深深扎根于我国的英语学习者的脑子里,并因此导致他们“由于汉民族的时间性思维倾向产出英语‘流水句’ ”。因此,针对该现象,我们要大力加强学习者的空间建构能力,从而引导他们写出符合英语习惯的表达[28]

除了学术论文上的诸多实例,王文斌讲座的实例也能够很好地说明该问题。王先生举的第一个实例是让听众翻译“医生马上到了,仔细检查了病人,病人很快康复了”,他发现大多数教师听众的译文是“The doctor arrived immediately and examined the patient carefully and the patient recovered soon”,并点评说这样的表达虽然正确但显得无趣。他建议译为“The immediate arrival of the doctor and his careful examination helped the patient recover soon”。当时他并未说明为什么要这样改,但是很明显就是要将“arrive, examine”名词化,应用名词化短语,满足英语“名词优势于动词”的诉求,满足英语空间特质的期待。显而易见,EFL学习者的困难不是依照汉语的时序律写出英语句子,而是依照英语的空间特质写出地道的英语句子。

可见,厘清英汉语时空特质连续统这一概念,有助于准确预见学习者可能遇到的真正的困难,确定学习的重难点,采取贴切的教学方法。如果方向不明,就有可能南辕北辙,事倍功半。

(二) 对二语习得的启示

本研究对二语习得有实际的指导作用。具体说来,EFL教学在词、词组和单义句层面要加强英语时间性的引导,而在多义句和语篇层面则要加强英语空间性的引导。

1. 词、词组、单义句层面

中国EFL学习者的写作中,词类偏误是易犯的偏误类型。其中,动词偏误最为常见,纠正或减少这类偏误成为最难办的问题之一[29]。因此,在词、词组和单义句层面,加强对体现英语时间性的动词、动词词组和时态的引导非常重要。毕竟,英语10种词性中,英语动词分类最复杂,其屈折变化形式、构成的词组以及句子功能也最复杂,需要加强指导,以获得扎实的英语基础。

但现实问题是,许多概念涵义含糊,比如“谓语动词”一直就没有明确定义,给EFL教学带来许多不必要的负面影响[26]。我国教育部门的确有必要组织人员厘清相关概念,并且将教材、教辅的各种含糊概念纠正过来,才能为深度把握英语中词和词组的时间性特质做好充分的准备。倘若不这样做,许多问题就会出现。如EFL学习者会将汉语动词的无屈折变化的特点迁移到英语中,过度使用“动词原形”[29]。笔者让研究生说明研究设计的作用,不少人会写出这样的病句:*Research design explain research objects, research materials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2. 多义句、语篇层面

根据标记理论,当语言点在母语中是无标记而在二语中是有标记时,很容易发生母语负迁移[30]。汉语的时序律和因果律已经刻画在我国EFL学习者的脑海里,是无标记的形式;而在英语中,前重心是其常态,因此英语句子、语篇常常以“结果+过程”“结果+时间”的结构呈现,是有标记的形式。因此,EFL学习者就很可能迁移汉语的时序律和因果律,写出不规范的英语“流水句”或者出现从句前置倾向等问题。

因此,在这个层面,加强英语空间特质的引导就显得尤其重要。例如学习英语的“主将从现”结构(I will give him the book if Tom comes tomorrow),许多教师只是将此语言点传递给EFL学习者,效果不佳。有必要将其中的生成机制说明清楚:这是由于英语是拼音语言,追求“雅异”效果[31],硬性规定将will come改成comes。打个比方,主句是老板,从句就是员工,老板不愿意员工与之“撞衫”(都穿will牌衣服),就迫使员工放弃will牌衣服。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是英语句子成分在空间主次结构上竞争的结果。教学实践表明:注重英语在句子、语篇层面的空间特质,能够很好地促进二语学习实效。又如从上述例2可以看出,英语的非限定动词结构、独立主格结构、各类从句和标点符号等都是展现英语空间特质的有益手段。如果EFL学习能够明确这一点,并且往这一方面发力,相信一定会渐渐有成效。

三、结束语

王前曾说过:逻辑和理性在中国古代是缺乏的,学者大部分是诗人和散文家,孔子尤甚[32]68。这种说法尽管有些偏颇,但中国古代文化的确不大重视逻辑推理,而是强调直观体悟。文献研读与现实观察发现,到了当代,这个现象依然大量存在。从词语、单义句层面得出英语主要显现时间性而汉语主要显现空间性,这是十分有益的发现。但是随即将该结论推广到英汉语的各个层面,也许就是“直观感悟”使然,有必要加以澄清。

经过推理论证,可以发现英汉时空特质本身是一个连续统,在不同的语言层面反映出不同的特性。英语在词语层面注重动词,凸显出“时间性”特质,到词组、句子和语篇层面,空间性则逐渐加强,在多义句、语篇层面主要反映出空间性,表现为可以利用空间勾连性与空间延展性搭建结构复杂的句子、违背时间顺序呈前重心倾向、名词优势;汉语在词语层面注重名词,凸显出“空间性”特质,到词组、句子和语篇层面,时间性则逐渐加强,在多义句、语篇层面主要反映出时间性,表现为注重时序律和因果律、遵照时间顺序呈后重心倾向、动词优势。针对不同语言层面,应该选取不同的重难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以便真正提高二语习得实效。

参考文献
[1] 张从益, 彭正银. 英汉语对比中的本源和规律及应用研究[J]. 外语教学, 2004, 25(3):27–31. DOI:10.3969/j.issn.1000-5544.2004.03.008
[2] 王文斌. 论英语的时间性特质与汉语的空间性特质[J]. 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文双月刊), 2013, 45(2):163–173.
[3] 潘文国. 汉英语对比纲要[M].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7.
[4] 王文斌, 何清强. 论英语“be”与汉语“是/有/在”[J]. 外国语, 2014, 37(5):2–10.
[5] 钱冠连. 语言全息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6] 王文斌, 高静. 论汉语四字格成语的块状性和离散性[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9, 41(2):3–19.
[7] LUO G Z. Three Kingdoms [M].translated by ROBERT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94.
[8] PINKHAM J. 中式英语之鉴[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9] 王寅, 王天翼. 英语词汇认知学习法[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10] 王怡. 英语静态表达优势[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2013, 27(2):72–76.
[11] 连淑能. 英汉对比研究[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12] 吴竞存, 梁伯枢. 现代汉语句法结构与分析[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2.
[13] 王文斌, 赵朝永. 中国学习者产出英语“流水句”现象剖析: 英汉时空差异视角[J]. 外语界, 2017(1):30–37,71.
[14] 鲍川运. 大学本科口译教学的定位及教学[J]. 中国翻译, 2004, 25(5):27–31.
[15] HALLIDAY M A K, HASAN R. Cohesion in English[M]. London: Longman Group Ltd. , 1976.
[16] 王文斌. 论英汉表象性差异背后的时空特性——从Humboldt的“内蕴语言形式”观谈起[J]. 中国外语, 2013, 10(3):29–36. DOI:10.3969/j.issn.1672-9382.2013.03.006
[17] 王国华. 英语思维与跨文化交际能力研究[M]. 北京: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19.
[18] 吴克炎. 追求雅韵, 同归殊途—— 英汉消极修辞“求雅”途径辨析[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22(2):67–71.
[19] 黄伯荣, 廖序东. 现代汉语(增订三版)(上)[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20] 王文斌. 论英汉的时空性差异[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9.
[21] 高一虹. 投射之“屏幕”与反观之“镜子”——对中国英语教育三十年冷热情绪的思考[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5(1):1–7.
[22] 蔡基刚. 语言经济学视角下的公共英语教学效率研究[J]. 复旦教育论坛, 2016, 14(2):86–92. DOI:10.3969/j.issn.1672-0059.2016.02.013
[23] 吴克炎. 英语雅异汉语重复间的竞争互斥与共生互容[J]. 中国大学教学, 2016(6):58–62. DOI:10.3969/j.issn.1005-0450.2016.06.015
[24] 吴克炎. 英语精确汉语模糊间的竞争互斥与共生互容[J]. 闽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31(4):39–44.
[25] 戴炜栋. 外语教学的“费时低效”现象——思考与对策[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1(7):1, 32.
[26] 吴克炎. 英语“谓语动词”涵义含糊现状及应对策略[J]. 闽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34(1):96–101.
[27] LADO R. 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s: Applied Linguistics for Language Teachers[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7.
[28] 吴克炎. “英语思维”的权宜性定义[J]. 中国大学教学, 2018(6):71–76. DOI:10.3969/j.issn.1005-0450.2018.06.019
[29] 张会平. 概念迁移视域下中国英语初学者动词范畴内部混用探究[J].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 2019, 2(3):65–72, 93.
[30] 唐承贤. 标记理论在第二语言习得研究中的应用[J]. 语言与翻译(汉文), 2005(2):61–65.
[31] 吴克炎, 毛浩然. “雅异”的认知现状调查及提高路径研究[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27(2):137–143.
[32] 王前. 中西文化比较概论[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