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以《公共外交：数字化时代全球公共参与的基础》和《城市外交：当前趋势与未来展望》（以下简称《城市外交》）的出版为标志，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国内首套公共外交译丛。上海公共外交研究院专家咨询委员会主席赵启正^[1]指出，译丛旨在“多维度、多层面地展示国外公共外交的最新研究成果”，“为我国蓬勃发展的公共外交研究和实践提供一定的理论参照”。作为《城市外交》的译者，笔者接手翻译任务时，对公共外交领域谈不上有多少了解，但最终还是迎难而上，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城市外交》中文译本问世后，入选2022年度“世纪好书”9月榜，颇受读者好评。现将翻译过程中以及译后的一些思考略作整理，以期对同行译者有所启发。

一、翻译缘起

当前时代，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上海是中国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的排头兵和先行者，上海的公共外交兼具服务城市发展和国家战略的重任。2020年9月7日，经过一年多的筹备，由上海公共外交协会与上海理工大学共建的上海公共外交研究院在上海理工大学正式签约并挂牌成立。研究院成立后，着力开展国家与上海市公共外交高水平课题咨商研究、文化交流与人才培养工作，不断推进上海公共外交事业发展。2021年1月，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公共外交协会会长、上海公共外交研究院理事会理事长周汉民对上海公共外交研究院2021年的工作方向和工作重点进行了部署，认为：研究院需以问题为引领、以结果为导向，脚踏实地进行研究，着重开展专家队伍的组建、专题论坛的召开、专业文献的编译等工作。专业文献编译的重要方面，就是引进海外公共外交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为我国蓬勃发展的公共外交研究和实践提供参考。为此，公共外交研究院专门成立“公共外交译丛”编委会，由周汉民任主编，吴坚勇、祝伟敏、温泽远、刘芹任副主编，王为松、冯绍雷、李道豫、刘鸿武、吴心伯、吴寄南、赵启正、袁明、贾建新、黄平任丛书顾问。经编委会精心遴选，最终《城市外交：当前趋势与未来展望》和《公共外交：数字化时代全球公共参与的基础》入选，成为译丛首批引进的两本著作。

二、《城市外交》概况

《城市外交》是由城市政治和国际城市规划专家米歇尔·阿库托作序、索黑拉·阿米尔和艾弗·西文主编的论文集，全书共15章，由25位作者完成。索黑拉·阿米尔是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中心副研究员，研究主要侧重于城市外交、公共外交项目及其影响评估，以及国际事务中的影响机制等。艾弗·西文是陶森大学大众传播系公共关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交网络对地方品牌和公共外交活动的影响。25位作者中，有当代史领域的教授、组织与战略传播学教授，也有市场学领域的副教授、公共关系领域的助理教授以及博士后研究员、博士研究生等。

《城市外交》各章的主题包括全球城市网络、全球参与和传播的地方战略、不同治理层面的城市外交、城市品牌和外交实践等。该书结合理论研究与案例研究，分析了城市之间、城市与民族国家之间、非政府组织和外国公众之间互动的原因、内容和方式，汇集了业界和学界关于城市外交的最新见解，堪称一部集大成之作。

三、关于翻译的三点思考

作为学术论著，《城市外交》的翻译体现出学术翻译的众多特点，值得认真思考，仔细总结，笔者在此仅略举数例，简单做一分析，以供同行参考，也为后续的进一步思考奠定基础。

(一) 高度关注学术术语的规范性

学术著作以严谨为本。翻译时术语的规范性极为重要。范梦栩^[2]认为：“术语翻译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学术观点能否正确传达，因此确保术语翻译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可以说是保证学术翻译质量的关键。”《城市外交》一书是公共外交领域的代表性著作，全书分为四部分，前三部分涉及概念，既有公共外交本学科领域的相关概念，也有相关学科的一些概念。基本概念的分析自然涉及术语问题，比如“地方政府网络”“非国家品牌建设”等。考虑到译者对本学科及相关学科领域仍相对不够了解，城市外交相关领域一些特定的术语需要借助搜索引擎等手段来进行查找和验证，否则就会出现术语翻译不规范甚至贻笑大方的极端情况。比如，在该书第五章“城市外交的积极成果和消极情绪参与框架”中，“resilient city”一词多次出现，译者最初并没有将其作为一个专门的术语对待，而是按照基本的词义对应，将其译为“弹性城市”，但却始终感觉未必妥当。后来借助网络搜索等技术手段，查找到“韧性城市”的说法，并了解到这一说法产生的来龙去脉。

根据陶希东^[3]的研究，韧性最初指的是物理学领域材料、工程设施对外部冲击力的吸收能力。“韧性”这一概念的正式出现是在1867年的力学研究领域，指的是材料受到外部冲击力量时所表现出的抵抗能力，以及发生塑性变化和破裂过程中吸收能量的能力。这是韧性概念的最原始概念。20世纪50年代以来，韧性概念首先在工程领域得到使用，学者用“工程韧性”来指某个线性系统或者个体在压力下保持功能并返回原功能的能力。

20世纪90年代起，由于经济学家和地理学家对其的接纳，韧性概念开始向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城乡规划等社会科学领域过渡，并得到快速推广，产生了大量相关研究成果。2002年，倡导地区可持续发展国际理事会首次提出“城市韧性”（urban resilience）议题。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就得到了联合国人居署、联合国防灾减灾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韧性联盟等国际社会和相关研究机构的热烈响应。在城市规划与建设领域，韧性城市概念最初主要应用于城市防灾领域，是指城市在面对飓风、洪水等自然灾害时，城市基础设施系统能够有效抵御灾害冲击，避免发生内涝、断电、断水、交通瘫痪等情况，并有在灾后迅速恢复正常运转的能力。目前，“城市韧性”或“韧性城市”已成为城市建设、规划、管理和治理研究的高频议题，也成为全球各大城市防范风险的战略路径和政策工具。

确定正确译法后，再去搜索相关文献，就会发现这个术语已成为新兴的学术流行语。2013 年，洛克菲洛基金会启动“全球 100 韧性城市”项目，中国黄石、德阳、海盐、义乌四座城市成功入选，一跃与巴黎、纽约、伦敦等世界城市同处一个“朋友圈”。2016年，第三届联合国住房与可持续城市发展大会发布的《新城市议程》，直接将“韧性城市”作为未来城市建设的核心目标。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题为《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的重要文章中也曾指出，要在生态文明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制定城市发展规划，打造宜居城市、韧性城市、智能城市，建立高质量的城市生态系统和安全系统。由此可以看出，对译者来说，这个术语虽显生疏，但在相关行业或相关领域，由于其代表的概念变得越来越普及，已经成为常用而又常见的表达。确定了其正确的译法，也就可以保证此处表达的规范性，保证译文能够得到业内人士的认可。相反，如果译者在这种关键术语方面率尔操觚，将其译作“弹性城市”，那么读者必然会感到莫名其妙。

“韧性城市”这一实例，很好地体现了翻译过程中译者在知识面和专业术语方面面临的挑战。翻译工作者往往是外语专业出身，在校学习阶段学习的主要是语言知识，其他专业知识要么掌握得较少，要么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隔行如隔山”，面对新的翻译任务，译者需要不断扩展自己的知识面，向广博精深努力。另一方面，学科的飞速发展也使得译者很难成为“万事通”，所以翻译过程中也就需要审慎处理，不能想当然，而应该借助各种辅助手段避免错讹。

(二) 把握特定词语回译的准确性

学术术语的规范性是翻译学术文献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本次翻译实践过程中，译者发现，特定词语的回译也是值得高度重视的一个问题。按照方梦之主编的《译学辞典》的解释，“回译是把被译写成另一种文字的内容再转译成原文的表述”^[4]。根据葛传椝的说法，“回译就是把甲种语言译成乙种语言后，再把译文译成甲种语言”^[5]。《城市外交》一书中不少人名、地名的回译也给译者带来了一定的麻烦，需要多方求索，方能做到准确无误。

例1　As Ye and Björner (2018) demonstrate, city branding is by no means practised solely by developed countries.

例1中的“Ye”给译者带来了一定的困惑。如果不假思索，单纯依靠查阅《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那么就会得出“耶”的对应译法。但这里却并非如此简单。查看一下作者引用的这篇文献，标注的是：Ye, L., & Björner, E. (2018). Linking city branding to multi-level urban governance in Chinese megacities: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由此大致可以推测，这里应该是一位中国学者与国外学者合作开展的关于广州的个案研究，但在中文中，姓氏“Ye”有叶、野、业、页、邺等多种不同的选择，因此译者也不能妄下定论。笔者将原作参考文献中列举的文献信息通过搜索引擎进行搜索，最后得到“叶林”这一结果。但是这一结果还必须进行进一步的确认才能采用。根据“叶林”所属的工作单位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笔者在中山大学该学院的官网中查找其学术研究经历与成果，了解到“叶林”研究领域为城市治理与公共管理，与Emma Björner共同发表有 Linking city branding to multi-level urban governance in Chinese megacities: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一文，由此可以确定“Ye”就是“叶林”。基于上述考察结果，笔者最终将这句话译为：“叶林和比约纳（2018）认为，城市品牌建设绝不仅仅是发达国家的专利。”

地名的回译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吴万伟曾提到：“与人名翻译相比，地名相对来说容易些。但也不可马虎，即使汉语拼音也不是完全有把握的，Baotou（包头）、Xiamen（厦门）当然不会搞错，但是Feixi County和Renshou County要翻译成肥西县和仁寿县就要查证一番才敢保证不错，而要把浙江温岭市的Zeguo 翻译成泽国镇或安徽潜山县的Qipan Township翻译成棋盘镇，则肯定要查证后才行。”^[6]《城市外交》中也出现了不少中国的地名，像上海、广州、连云港、海口、深圳、烟台、秦皇岛等这样的城市名称在翻译过程中不会有任何问题，但也有一些小而又不那么具有知名度的地名，会让译者难以处理。

例2　This led to Xiamen adopting its first coastal strategic plan in 1996, the installation of sewage plants and the cleaning up of the local Yuandan Lagoon.

例2中有两处地名，厦门这样的地名自然是轻而易举，但句尾的“Yuandan Lagoon”却让译者一筹莫展。这个地名并不那么为人所熟知，通过搜索引擎查找这个字符串反馈的结果也寥寥无几，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后来译者灵机一动，想到参加学术会议时曾结识厦门大学的朋友，这类地名外地人不熟悉，本地人应该没问题。于是，译者通过微信联系到这位朋友，最终得到了这个地名的准确译法——“筼筜湖”。逆向思考，将修正后拼写正确的“Yuandang Lagoon”作为字符串在搜索引擎检索，也就较为轻松地找到了对应的译名。

荀子有言：“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翻译过程中人名、地名等回译的处理，实际上涉及的也是“宜”或“不宜”的问题。“名从主人”应该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根本原则，无论是人名还是地名，译者都应该一丝不苟地加以检索，努力求真，力争还原。

(三) 以批判性思维为翻译保驾护航

批判性思维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李长栓看来：“批判性思维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始终，它帮助译者透彻地理解原文，选择合适的表达方法，做出符合需要的取舍，也是监控翻译质量的思想武器。”^[7]上文例2中的“Yuandan Lagoon”也为我们提供了批判性思维方面的真实范例。按照位方芳的分析：“原文错误类型很多，例如专业知识错误、语法结构错误、前后说法不一致、作者笔误、标点符号错误、引用标记错误、打印错误等，而且这些错误并非完全独立的，例如打印错误和作者笔误都可能导致语法结构错误，引用标记中可能出现标点符号错误等。”^[8]笔者虽然借助学界朋友的帮助获悉了该术语的正确译法，但从原文的表达来看，此处很可能是出自作者的笔误，虽不涉及原则性重大问题，但却给译者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由此可以看出，原文的表达层面同样需要译者以批判性思维对待，不能被动而又机械地接受原文，而是应该综合各种文内文外因素，努力去修正完善原文欠规范或不够标准的地方，为准确地在译文中再现相关信息、避免纰漏奠定坚实的基础。

以上探讨涉及的既包括具有专业属性的术语翻译问题，也涉及翻译过程中特定名称回译、翻译过程中的批判性思维这类较具共性的问题，从中可以归结出一点：翻译过程中，译者的搜商极为关键。无论是专业术语译名的确定还是特定词语的回译，实际上更多地是取决于译者的检索能力。在王华树和张成智看来：“翻译水平不仅取决于译者自身知识储备以及语言水平高低，还取决于从海量的信息中获取所需信息和知识的快慢。在语言服务全球化背景下，译者通常要在紧急的时间中面对自己不熟悉，甚至是完全陌生的任务。这时候查阅纸质词典根本无法解决问题，而译者高效利用信息平台，搜索、提取和总结信息的能力便成为关键。”^[9]从前文提到的“筼筜湖”实例，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搜索时的批判性思考同样重要，因为原文中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瑕疵，需要译者全面衡量，综合判断，甚至要借助各类搜索引擎之外的辅助手段，才能较为理想地完成翻译任务。

四、结束语

城市是国家对外开放的前沿与窗口，是参与全球化的先锋，城市外交正在发挥参与全球治理、促进地方发展的重要作用。《城市外交》是笔者在公共外交领域的首部译作，正如先前所述，作为本书译者，笔者对公共外交领域相对不那么熟悉，虽然在翻译过程中已经竭尽所能去检索、查找，但限于自身水平，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本文从术语的规范性、回译的准确性和批判性思维三个方面对本次翻译实践做了反思，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同样难免错讹。无论是《城市外交》译作还是本文，都期待专家学者及各界读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