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是中国作家莫言的代表作之一，于1986年发表于《人民文学》，从此享誉海内外。作为一部具有典型中国特色、反映中国抗战时期百姓生活的作品，诺贝尔奖获奖作品《红高粱》赢得了全世界读者的青睐，研究《红高粱》大获成功的原因对于实现“中华文化走出去”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红高粱作为小说中最为重要的意象，在莫言笔下成为了一种不灭的精神象征，永远鲜红，回荡在读者心中，让人难以忘怀。可以说，红高粱是这本小说生生不息、自由勇敢的灵魂。因此，自莫言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以来，研究“红高粱”的学者层出不穷。深入挖掘“红高粱”这一意象，对文学创作及其翻译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高粱不再仅仅只是高密东北乡那几亩绿油油、红亮亮的庄稼，它是强烈生命意识的象征，是高密东北乡村民们勇敢热烈的生命在东北乡大地上肆意绽放生长的象征。该文从认知视角深入剖析《红高粱》一书中与高粱有关的主题隐喻及其翻译，旨在为文学翻译提供一定的实践参考。

一、文献梳理 (一) 《红高粱》译本研究

译本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本小说的外宣命运。高质量的译本对于传播中华文化具有促进作用，而低质量的译本则起着反作用，优秀的作品也可能因此被埋没。美国汉学家、文学家、翻译工作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曾翻译过大量的中文小说，有着“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1]之誉。其译作获得了国内外一致好评，也为莫言作品畅销海内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做出贡献。

自莫言作品大获成功以来，研究美国汉学家葛浩文译本的大有人在。前期研究多采用不同的翻译理论或视角研究葛浩文的翻译，如聚焦“归化”与“异化”、文化负载词研究、文化与宗教等，对于贯穿文本中大量的隐喻却少有人关注。虽然目前对于《红高粱》译本的隐喻翻译研究呈渐增趋势，但从认知视角来解读译本的研究仍较少。该文章以涉及“红高粱”这一意象的隐喻为切入点探讨主题隐喻的翻译，是对《红高粱》中主题隐喻研究的一次探索性尝试。

此外，小说文本中主题隐喻的使用往往具有连贯性，因而塑造出浑然一体的形象，这往往关乎所涉及的隐喻意象、价值观及映射关系等的一致。Lankoff在“隐喻与文化连贯”部分认为“我们的价值观根植于我们的文化”，“文化中最基本的文化价值观与该文化中基本的概念隐喻系统保持结构一致”^[2]。谭业升指出：“保持小说主题隐喻意象的连贯其本质是维持小说的隐喻连贯。”^[3]《红高粱》成功塑造的人物形象与“红高粱”隐喻的连贯性密不可分，研究“红高粱”主题隐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作者所揭示的主题思想。

(二) 认知视角下的隐喻及其翻译

隐喻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隐喻最初作为一种修辞走入大众视野。Lakoff & Johnson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中，开创性地认为，隐喻是一种认知和思维方式，隐喻帮助人们通过熟悉、简单的事物来理解复杂、抽象的概念 ^[2]。自此，隐喻研究步入了认知时代。

那么隐喻是否具有可译性呢？从认知视角探讨隐喻翻译是否可行呢？Nida^[4]认为，因为人类的“身体反应”“文化经历”以及“对别人的行为方式做出调节的能力”等都是相似的，因而两种语言之间具有可译性。王寅^[5]认为：“体验和认知先于翻译活动，译文也是体验和认知的结果，翻译是译者基于对原文语篇各种意义理解之上的，理解必定来自体验和认知。”因此，作为一种复杂的人类认知活动，隐喻翻译的可译性得益于人类共同的身体体验、两种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共性，而不同文化所具有的特性也必然决定着隐喻翻译中存在难译、不可译的地方。余高峰^[6]也认为：“隐喻概念体系来源于人们的经验，生长于社会文化的土壤中。”此外，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在于其具身性（embodiment），人类一切思考交流活动的基础是人类的身体经验（bodily experience）^[7]，而隐喻则来自于身体体验、文化经验及两者的互动 ^[8]。因此，从认知的角度来探讨翻译具有可行性。

“隐喻翻译是翻译中最为特殊的问题，是一切语言翻译的缩影。”^[9]将隐喻视为认知方式必然意味着处理隐喻翻译时也应上升到认知层面。当前的隐喻翻译研究中，从认知角度解读隐喻翻译的有程同春^[10]，刘冰泉、张磊^[11]，余高峰^[6]，王子颖^[12]，陈家旭^[13]等。程同春^[10]提出直译法、意译法、明喻法、换喻法、保留隐喻加注释或增添意义以及译为成语或四字结构等6种具体的隐喻翻译策略。余高峰^[6]基于概念隐喻理论提出了直译法、意译法、明喻法、换喻法和保留隐喻增添喻义等6种翻译方法。刘冰泉等人^[11]则从认知角度入手，提出了映射对等和偏移等效的翻译策略。王子颖^[13]根据翻译过程中认知模式的变化将映射关系分为4类，即等价映射、配价映射、换价映射和变价映射。以上皆是认知理论应用于翻译的尝试。

在《红高粱》隐喻翻译研究中，鲜有人开宗明义研究涉及红高粱的主题隐喻，而红高粱对于人物形象塑造、环境渲染和主旨思想的表达都具有重要的作用。该文旨在解决以下两个问题：1）“红高粱”主题隐喻的动态构建机制是怎样的？2)葛浩文译本中涉及哪些隐喻翻译策略？

二、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 (一) 隐喻识别机制

早期的隐喻识别主要基于研究者的主观感知，具有很大的主观性。鉴于此，2007年隐喻研究专家成立了Pragglejaz小组，提出了隐喻识别程序（Metaphor Identification Procedure，MIP）来解决这一问题^[14]。该程序主要用于检测词汇单位在某一具体语境中的隐喻性，如图1所示。通过《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英英·英汉双解)》(第5版)^[15]和《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16]来确定词汇的基本意义。

(二) 隐喻的动态构建机制

Lakoff & Johnson曾在 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中提出概念隐喻理论，认为隐喻是源域与目标域之间通过相似性进行单向系统映射^[2]。该理论往往用来解释常规隐喻，对于动态即时生成的新奇隐喻缺乏解释力。而Fauconnier等人提出的概念整合理论^[17-19]则很好地弥补了这一缺陷。概念整合理论以4个心理空间为基础，4个空间即输入空间Ⅰ（input space Ⅰ）、输入空间Ⅱ（input space Ⅱ）、类属空间（generic space）和合成空间（blended space）。输入空间Ⅰ、Ⅱ提供信息来源，在隐喻研究中，分别指代源域和目标域；类属空间是由输入空间所共享的结构与概念映射而来的；从输入空间中选择性提取所需信息，借助类属空间映射，将所提取的信息整合到合成空间中。在此基础上，通过完型（completion）、组合（composition）和扩充（elaboration）形成层创结构，产生意义。整合网络的形成离不开4个空间的互动。该文以概念整合理论为理论框架，深入探讨《红高粱》中与“红高粱”有关的隐喻动态构建机制。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莫言的《红高粱》（1988）^[20]以及葛浩文的Red Sorghum（1993）^[21]为中英文语料，以概念整合理论为研究框架，采用定性的研究方法，聚焦研究问题，遵循以下操作程序：1）仔细研读中英文本，运用隐喻识别机制（MIP），识别出文本中与红高粱有关的隐喻表达，用荧光笔标注；2）将涉及红高粱的隐喻表达进行整理，在表格中列出英文，以便于进行后续操作；3）基于文本揭示主题隐喻构建机制；4）分析葛浩文译本中的隐喻翻译策略。

三、主题隐喻的动态构建机制和翻译策略 (一) “红高粱”主题隐喻的动态构建机制

通过隐喻识别程序共得到28个与“红高粱”有关的隐喻，对其中英文进行整理，得到原始数据。基于此，对隐喻进行后续的分析与解读，以揭示隐喻的动态构建机制。

《红高粱》塑造的鲜明人物与“红高粱”密不可分，“红高粱”主题隐喻对人物形象塑造和主题揭示具有重要作用。作者莫言在原文中采用了大量的连贯隐喻来描写、塑造人物，这与谭业升主题隐喻意象连贯的看法保持一致。“高粱”本意是山东高密乡世代种植的一种农作物，属禾本科植物，茎秆粗壮笔直，抗旱耐涝，果实可食用，可酿酒。“红”本意指高粱成熟后谷穗的颜色。“高粱”的属性如此，而人则是复杂的存在，将“红高粱”的特性系统映射到“人”身上，将“人”的品质可视化、熟悉化，从而达到创作者的目的。小说中与“红高粱”有关的隐喻贯穿小说始终，成为一条主线，构建起浑然一体、意蕴丰富的形象。总体而言，“红高粱”这一形象是对与高粱一样深扎山东高密东北乡这片沃土的“高密百姓”的隐喻，“红高粱”可以视为源域，“高密百姓”为目标域。这片漫无边际的“红高粱”和“高密百姓”一样旺盛生长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有着同等顽强可敬的生命力；“高粱”色彩以红色和绿色为主，连成了红色和绿色的海洋，其鲜明的色彩象征着“高密百姓”同样鲜明的性格；“红高粱”大片连绵，彼此依存，形成一片海洋，正如同“高密百姓”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红高粱”挺拔的茎秆代表着“高密百姓”正直的品格，如小说主人公余占鳌不愿投靠冷司令当官，而是自发组织百姓绞杀鬼子，体现了其独立正直、不依附别人的高尚品格。小说中充斥着大量类似映射，塑造了性格鲜明的“高密百姓”形象。可以说，“红高粱”和“高密百姓”融为一体，共同在高密东北乡的高粱地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民族史诗。

此外，“红高粱”不仅具有高粱作为一种植物的固有属性，还具有了“高密百姓”的属性——人的形态、动作、思想和情感。比如，“红高粱”的“痛哭”“娇羞”和“等待”等。这是从目标域“高密百姓”向源域“红高粱”的映射，体现了概念整合理论双向映射的特点。

小说通过“红高粱”这一主题意象建构了一个贯穿全文的主隐喻系统。小说中所生成的整合网络及层创结构如图2所示，该图可以用来解释小说中隐喻动态意义的构建生成（注：因空间有限，仅在图中标出了源域与目标域的三个共享特征和结构）。在具体隐喻生成过程中，往往会有“部分代整体”“整体代部分”等转喻机制，比如高粱穗代指高粱等，在此不作赘述。

(二) 隐喻的翻译策略

译者作为原文与译文读者之间沟通的桥梁，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就隐喻翻译而言，不同喻体在不同文化中激活的形象可能会有差异，喻体的选择也因此至关重要，译者翻译时对文化与认知的考量是十分必要的。因此，译者在具体翻译过程中需要考虑隐喻自带的认知属性，即译文是否可以提供足够的心理可及性，使译文读者能够激活相应的映射，识别出隐喻的运用，从而达到同等的认知效果，实现作者意图的传达。如果本体和喻体之间的映射关系，所形成的层创结构，所激活的文化、认知形象相似，那么就可以称之为对等映射；反之若存在一定的差异，则称之为非对等映射。译者在翻译转换过程中也应当注意到该特性。对不同的映射特点，应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因此，翻译中应主要考虑源域、目标域及其二者之间的映射，即源域与目标域的译文是否可以激活相似的认知、文化效果，以及两域之间映射的特点是否在翻译中实现了对等。下面将从对等映射和非对等映射两个角度来探讨具体的翻译策略。

1. 对等映射

策略1　保留源域和目标域

鉴于源域与目标域在两种文化中有着相似的身体、文化体验，可以激活同样的隐喻场景且映射方式相似，因此可以采用保留原文源域、目标域的方法来翻译，对所涉及的两域间系统映射也应尽可能采取原作的处理方法，以保证传达原作意图和思想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留原作的风味。该方法类似于直译，但此处主要从认知层面来考虑隐喻翻译的认知文化效果。

例1　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洸洋的血海。

In late autumn, during the eighth lunar month, vast stretches of red sorghum shimmered like a sea of blood.

该处将“高粱”与“血海”进行对比，进一步凸显了“高粱”之茂密，其色彩之艳丽，是从数量和色彩两个方面对“高粱”进行的描写，“血海”为源域，“红高粱”为目标域。“红高粱”与“血海”所触发的形象在两种文化中具有相似性，是一种艳丽明亮的色彩，也是人体鲜血的颜色。因为该小说是抗战小说，此处也让人联想到高密百姓鲜活的血液，包含着正面的情感色彩。因此，此处采用了保留的方法。从修辞上看，虽然这里是做了暗喻的明喻化处理，但从认知视角来考虑都是“以此喻彼”，均视为隐喻。此处对“红高粱”的刻画让其形象更加生动，读者仿佛徜徉在一片红色的海洋之中。

例2　在人的身体与人负载的物体碰撞高粱秸秆后，随着高粱嚓嚓啦啦的幽怨鸣声，一大滴一大滴的沉重水珠扑簌簌落下。

The stalks screeched in secret resentment when the men and equipment bumped against them, sending large, mournful beads of water splashing to the ground.

该句将“人”的特性赋予了“红高粱”，是从目标域“高密百姓”向源域“红高粱”的映射。因而，“红高粱”可以哭泣，发出“幽怨鸣声”，连高粱也在为“高密百姓”感到悲怨，映衬出作战期间氛围的凝重与幽怨。在中文语境和英语语境中，“红高粱”和“人”所激发的形象都是相似的，拟人化的效果使得植物可以发出人的声音，具有人的动作与思想感情。译文采用了保留方法来翻译，类似直译。“screech”意为“to make a loud, harsh, squealing sound”，即发出尖利刺耳的响声，包含了“嚓嚓啦啦”之意。该处的隐喻处理渲染了小说中人物的心境，实现了作者意图的传达，同时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文的风采。

例3　高粱与人一起等待着时间的花朵结出果实。

Sorghum and men waited for time’s flower to bear fruit.

该句同样将“高粱”赋予了“人”的特性，因而“高粱”也可以拥有人的动作“等待”，“人”为源域，“高粱”为目标域。世界各地的人类都有相似的等待体验，植物的“等待”则是随着时间流逝慢慢生长、成熟直至收获，因而不同语言的人类之间具有相同的理解，故而采取保留译法。此外，“时间的花朵”将“时间”比作“花朵”，从而使得时间的流逝可视可感，花朵结出果实的过程，就是时间流逝的长度，此处也采取了保留译法。

2. 非对等映射

当源域与目标域在两种文化中存在差异，和（或）两者之间的映射存在差异时，往往会激发出不同的认知效应。而存在映射偏差时，往往需要采取与对等映射不同的翻译策略。

策略2　替换源域和（或）目标域

在非对等映射的情况下，若两种文化存在文化差异，可以考虑采用译文中的表达方式来表达同种意思，从而使得映射接近译入语读者的理解，此时往往会更换源域和（或）目标域。

例4　奶奶粉面凋零，珠泪点点……看到了死神的高粱般深红的嘴唇和玉米般金黄的笑脸。

Her face, suddenly old and desiccated, was pearled with tears. ...she could seethe angel of death, with lips as scarlet as sorghum and a smiling face the color of golden corn.

此处，作者赋予了“死神”“红高粱”的特性，有着“高粱般深红的嘴唇”，是一副宽厚包容的形象，源域为“红高粱”，目标域为“死神”。在作者笔下，连死的降临也充斥着奶奶熟悉的感觉，带有亲切柔和的感情色彩，因而简单翻译为英语中的“death”或者“God of Death”产生的情感色彩与原文所表达的情感有差异。译者将其处理为“the angel of death”，增加了些许柔和色彩，符合西方的文化特点，能够保证最大限度激活西方读者心中的形象，力求达到原作感情的传达。该例是非对等映射的一个典型例子，其处理方法值得借鉴。

策略3　解释性译法

若两种文化存在差异，在不影响理解的基础上可以考虑采用解释性方法来翻译，以达到同样的语用效果。该策略有利于译文读者的理解，但有时不利于原文文化的传播。

例5　两滴高粱米粒般晶莹微红的细小泪珠跳出奶奶的睫毛，流过面颊，流到嘴角。

Two teardrops as transparently pink as immature grains of sorghum wetted Grandma’s eyelashes and slipped down her cheeks to the corners of her mouth.

此处涉及两个隐喻。首先，将奶奶的眼泪与“高粱米粒”进行了对比，源域为“高粱”，目标域为“眼泪”，二者均具有“晶莹微红”的特点，在两种文化中激活的认知效果是相似的，故而采用了保留的方法。而第二个隐喻，即“泪珠”喻“人”的隐喻中，泪珠“跳出”在译入语中并不多见，喻为“人”可能显得突兀，故而采用了英文中常用描述泪水的说法“wet”言打湿了眼眶。可见译者并未拘泥于原文，而是在忠实于原作意图的基础上跳出了语言的桎梏。该处理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流失了原文表达的意味，但并不影响意思的传达。

例6　奶奶的唇上有一层纤弱的茸毛。奶奶鲜嫩茂盛，水份充足。

A light down adorned her upper lip, and her fair skin was damp.

该句将“人”，即奶奶“高粱”化了，使用描述“高粱”的语言来描述“奶奶”，语言鲜活，生动地勾勒出奶奶旺盛的生命力，有使人分不清到底是描写奶奶还是描写高粱之感。可见作者莫言在人物刻画方面功力之深，描写虽简洁却意味悠长。该句是典型的隐喻化语言，源域为“高粱”，目标域为“奶奶”。这种表述在翻译时必然存在一些问题，译者为达意，采用了解释意义的方法，而没有囿于原文语言。“一层纤弱的茸毛”译为“A light down”，“鲜嫩茂盛”译为“fair”，“水份充足”译为“damp”。虽然能够达意，但该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原文所表达的鲜活的生命力。

例7　父亲告诉我，王文义的妻子生了三个阶梯式的儿子。这三个儿子被高粱米饭催得肥头大耳，生动茂盛。

Father once told me that Wang Wenyi’s wife had fed her three sons so well they grew up chubby, lively, and flourishing.

该句将“人”赋予了“高粱”的特性，被“高粱”养大的儿子“生动茂盛”，宛如高密这片土地上生长着的高粱一般。源域为“高粱”，目标域为“儿子”。原文中，“肥头大耳”与“生动茂盛”，前者是典型的用来指人的描述，而后者则是典型的用来指植物的描述，但文中均用来修饰人。译者将前者解释译为“chubby”而没有解释“肥头”与“大耳”两个表面意思，而后者译为“lively, and flourishing”，较好地处理了指人和指物的表述之间可能会存在的差异。

策略4　省去不译

若两种文化存在差异，在不影响理解的情况下可以直接省去不译，但该策略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原文文化的流失。

例8　站在河堤上，抬眼就见到堤南无垠的高粱平整如板砥的穗面。它们都纹丝不动。每穗高粱都是一个深红的成熟的面孔。

From the dike, the view to the south was of an endless panorama of sorghum, level and smooth and still, a sea of deeply red, ripe faces.

该句主要用来描述高粱成熟时的景象，源域为“板砥”，目标域为“高粱”。“如板砥”用来描述高粱的“平整”，与前面表意重复，起强调作用，又因“板砥”是中文用词，可能会导致译文读者的不解，故而译者采用了省去不译的方法，以便读者顺利理解译文。

四、结束语

本文将概念整合理论与文学作品中主题隐喻的翻译相结合，拓展了隐喻翻译的认知路径。隐喻在翻译中的应用也为隐喻认知研究提供了跨文化对比的新视角。本文基于概念整合理论揭示了动态的隐喻构建机制，通过研究葛浩文译本，共发现4种隐喻翻译策略，即保留源域和目标域、替换源域和（或）目标域、解释性译法和省去不译。对于文本中的某些隐喻，如死隐喻，葛浩文进行了忽略，虽然不影响整体意义的传达，但不可避免会导致一部分文化色彩的流失。认知视角下的翻译研究从根本上来讲是描述性的，而非规定性的，通过分析得出的翻译策略旨在为隐喻翻译的认知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显然，隐喻翻译既要知晓原语和目标语之间的语言、文化背景差异，又要对隐喻机制有识别、解读和重构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搭建好原文作者与译本读者之间沟通的桥梁，实现中西方文化的有效交流，助力中国文化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