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叙》（以下称为《说文叙》）是《说文解字》（以下称为《说文》）全书的纲领，内容丰富，不仅是我国文字学首篇理论之作，而且集中体现了许慎的哲学思想和学术思想。《说文叙》集中体现了许慎对文字起源、文字作用、文字发展等方面的见解。作为文字学术语的重要来源，《说文叙》对后世研究文字学术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文字学是我国的传统学科，随着“中华文化走出去”，越来越多专家学者关注该学科。笔者以CNKI为数据来源，以近十年来的研究成果为参照，输入“术语翻译”“文字学术语翻译”等进行检索发现，术语翻译多集中于中医术语翻译、法律术语翻译等领域，而文字学术语翻译涉及较少。谭步云对部分术语英译进行探索，提出术语英译的三大设想^[1]。沙宗元探讨了如何审定文字学术语，并提供了确定术语英文名称的三个方法^[2]。沙宗元不仅对文字学术语进行了整理和分类，剖析了文字学术语使用乱象及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而且从理论层面进行术语翻译研究，提供了术语英译方法^[3]。为规范术语使用，国家语言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了《语言学名词》，遴选了我国语言学核心术语条目，对术语进行简要定义检索和英译^[4]。检索发现，已有学者对《说文叙》中的术语进行研究，但并未将术语归入文字学术语体系之中。郦青从修辞学角度探究“六书”名称英译，并对译者的主体性进行考察^[5]。杨晓波对《说文叙》中部分术语进行了译释结合的“深度翻译”^[6]。文字学术语作为科技术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英译研究对于术语规范化至关重要。目前关于《说文叙》文字学术语英译研究尚有不足，笔者引入生态翻译学理论，以《说文叙》中的文字学术语为蓝本，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分析《说文叙》中文字学术语英译，旨在为文字学术语英译研究提供新视角，为文字学术语规范尽微薄之力。

一、生态翻译学概论

胡庚申教授于21世纪初在社会文明转型背景下以华夏文明为重要支点创建了生态翻译学，该学说起步于2001年，全面展开于2009年。生态视角的翻译研究则是生态理性观照下的翻译研究，或者说是运用生态哲学进行的翻译研究，它是一种哲学意义上和方法论意义上的翻译研究^[7]。生态理性、生态整体论的“西方生态主义”，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东方生态智慧”以及生存适应、择优求存的“生物适择学说”是生态翻译学的三大思想来源。生态理性视角也是其区别于其他译学理论的翻译研究视角。文本移植是生态翻译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术语。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即文本移植”，生态翻译是将一种语言生态系统里的文本移植到另一种语言生态系统中去，使原文在译语中获得一种“适者生存”的生命活力与“生生不息”的有机生命^[8]。“生”这一概念是生态翻译学发展的基石，生态翻译学主要研究对象是文本生命、译者生存和翻译生态及这“三生”之间的互动关系。胡教授提出了“生生之谓译”，之后又提出尚生、摄生、转生、化生“四生”观，“四生”构成了一个动态的良性循环，并认为“化生”即文本生命的成功移植这种状态应当成为整个生态翻译学界的共同口号^[9]。

2021年是生态翻译学发展的第一个二十年。胡教授在致力于理论研究的同时，还立足于翻译实践。他在新生态主义的指导下，提出了“仿生化”“延生化”“简生化”“补生化”“自然化”“生机化”“多元化”“原生化”“译生化”“综衡化”这“十化”译法，将抽象的生态翻译学理论转化为生态翻译实践过程中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方法。“仿生化”翻译侧重于模仿自然界中动植物的形态、样式、色彩，对特定文本进行艺术化处理^[10]。“仿生化”翻译富有创意，侧重仿生，注重形似，因此在意义上会有所取舍。“延生化”翻译侧重将源语生态中特定的生物或事物适应性地延伸扩展、替代转换到译语生态中^[10]。不同于“仿生化”，“延生化”注重内在意义的延展替代。“简生化”翻译侧重于简化译语生态环境要素、提炼文本“生命元素”精华、减少译语语量^[10]。“简生化”强调源语出现视觉辅助、共知信息、过分赘余时减少译文语量，突出主要信息。“补生化”翻译侧重于补建译语生态环境要素、补足文本“生命元素”缺失、增加译语语量^[10]。与“简生化”相比，“补生化”侧重于在源语出现成语典故、缩略语、信息浓缩等时对译文进行补充，增加译语语量。“自然化”翻译侧重于保持源语生态里的自然元素、原始色彩、“原汁原味”。“自然化”强调原生态环境元素，突出“无机性”，保持原色^[10]。“生机化”翻译侧重保持源语生态里的有机性、生物性，或适应译境进行“拟人化”处理^[10]。与“自然化”相比，“生机化”突出“拟人化”处理和“有机化”。“多元化”翻译侧重于译者对文本进行语言、文化、交际、美学、传播等多维度、多模态、多视角的翻译^[10]。“多元化”要求译者发挥“译者中心”地位，对译文进行多角度考量。“原生化”翻译侧重于适应源语生态系统的语言形式、文化内涵、行为风格等的翻译^[10]。“原生化”依附于原文，要求译者对源语生态环境进行适应性选择^[10]。“译生化”翻译侧重于适应译语生态系统的语言形式、文化内涵、行为风格等^[10]。“译生化”强调译者对于译文生态环境的适应性选择。“综衡化”为“十化”方法论体系中的总原则，聚焦于文本之外，侧重于从“人–文–境”关系论视角对文本进行综观、平衡、协调^[10]。笔者本着创新精神，在前人所涉不多的文字学术语翻译研究基础上，基于生态翻译学“十化”译法的指导，探索K. L. Thern《说文叙》英译本Postface of Shuo-wen Chieh-tzu。由于文本的限制，文章着重从“补生化”“多元化”“原生化”“译生化”以及“综衡化”等视角进行分析。

二、“十化”视角下《说文叙》文字学术语英译分析

文字学术语是文字学理论的重要承载者，文字学术语英译对于学科发展至关重要。笔者查阅《语言学名词》《文字学术语研究规范》等，选取这些书籍认定的术语作为文章的研究对象。

沙宗元将文字学理论体系分为六大系统：基本理论、汉字的起源与发展演变、汉字的结构、汉字的形体、汉字系统的内部关系和汉字的应用和研究。《说文叙》中相关术语较丰富，文章选取了部分术语，并借鉴沙宗元提出的六大系统，选取了部分汉字的结构类术语和汉字的形体类术语，对照给出K. L. Thern的译法（以下简称T译），从“十化”视角对这两类术语英译进行探讨。

(一) 汉字结构类术语英译分析

汉字结构类术语是指涉及汉字的结体与构造的名词术语，如“六书”“象形”“指事”“会意”等^[3]。文字学术语蕴含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因此译者在翻译文字学术语时要对词汇的语音、语义等语言形式进行适应性选择，适应性地选择翻译策略、方法，使译文准确清楚地传达原文信息，达到汉英语言生态平衡。

例1　六书

T译　Liu shu, six types of graphs

改译　Liushu, six categories of character construction

“六书”是《说文叙》中的核心概念，是传统汉学关于汉字结构和分类的基本理论，包括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和假借。T译保留了中文的拼音形式和发音特点，最大程度上接近源语的语音形式，保留了中国特色。但是基于生态翻译学的基本理念和翻译标准，笔者认为T译尚有值得商榷和改进的余地。

“六书”属于文字学的专有名词，而非并列结构的普通名词，T译将Liu和shu分开，读者会误认为该术语属于偏正结构。此外，“六书”一词在英语生态环境中不存在相似的概念，T译回译为“汉字的六种类型”，而“六书”是汉字构造生成的方法，T译显然与原意不符。

众所周知，“译无定法”，根据生态翻译学的基本理念，“六书”一词为专有名词，笔者采用“原生化”翻译，将其译为Liushu，保留了中文生态环境的语言形式、文化内涵以及行文风格。从“多元化”传播学视角来看，翻译此类术语时还应考虑其传播效果。当前我国在对外话语构建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变化，翻译我国特色词汇时，要坚持“以我为主”，不仅要准确传达其意义，还要最大程度地保留中国特色，将“六书”译为Liushu，保留了中文的语音形式。

此外，笔者还提供了另一个译本，将“六书”译为six categories of character construction。译语生态系统中缺少“六书”这一文化因素，为弥补这一“文化真空”，笔者适当“补建”译语生态系统，采取“补生化”翻译，将“六书”解释为“六种汉字构造方法”，说明其文化意义，增加译语语量，便于读者理解。

例2　指事

T译　indicate-thing

改译　indicative method

“指事”是“六书”中的造字法之一，是以抽象性符号组合字形或在象形字上增加抽象性符号以标指字义的汉字构形方法。许慎在《说文叙》中解释道：“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指事字一眼看上去就可以认识大体，仔细体会就能理解它的意思，“上”和“下”就是指事字的代表。以一长横为标准，在横上加点或者短横，就表示“上”，在横下加点或者短横，就表示“下”。T译本直接将原语生态中的元素移植到译语生态中，传达其基本意义。但基于生态翻译学的基本理念，笔者认为T译语意模糊，“指事”中的“事”指代的不是具体事物，因此将“事”直接移植为thing不妥。而且T译回译度低，回译为“指明某个东西”，与原文意义并不一致。此外，T译结构失衡，“指事”是一种造字法，属于动宾结构的名词短语，indicate-thing译为动宾结构，无法准确表明其背后的内涵，不符合生态翻译学的平衡、中庸之道。

笔者建议采用“补生化”翻译，弥补译语生态环境中的文化空缺，补充出method，改译为indicative method，不仅传达了源语的语义信息，而且易于理解，更能拉近与读者的距离。从“多元化”翻译修辞学视角上看，改译为名词结构，保留了源语作为专有名词的性质，与源语语辞上一致。

例3　假借

T译　loan-borrowing

改译　phonological borrowing

许慎《说文叙》曰：“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许慎认为，“假借”是指原先没有这个字，依照其发音借用一个同音字来表意，但不借用其意义。只借用这个字的读音，字形与字义无关，那么该字是假借字。例如，“然”。《说文》中解释道“然，烧也。从火，肰（rán）声。”《墨子·备穴》：“以须炉火之然也。”人们也借用“然”字作代词、叹词、副词、连词等，如《孟子·梁惠王上》中的“河东凶亦然”，《史记·高祖本纪》中的“沛公然其计，从之。”其本义反被掩盖了。由此可见，假借可以理解为同音替代。“假借”这一术语本身就负载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译语读者理解难度较大。而且Thern认为其译本的读者为不通晓古文的普通读者，如果直接按字面意思进行翻译，会造成读者的误读，与追求动态平衡和整体关联的生态理性相悖。T译忽略了读者所处的文化环境，只表达了“借”这一含义，缺失了“假借”只是借音这一文化内涵。

笔者建议采取“补生化”翻译，适当补建译语生态系统，补充出“同音替代”这一文化内涵，将其译为phonological borrowing，最大限度减少读者的阅读障碍，使译文更贴近译语读者，更能在译语生态中“存活”。

(二) 汉字形体类术语英译分析

“汉字的形体”类术语是指涉及汉字字形字体的术语^[3]。《说文叙》中的此类术语有“大篆”“小篆”“隶书”等。笔者研究发现汉字形体类术语通名使用较为灵活，如“篆书”和“鸟虫书”皆使用通名“书”，但“篆书”中的“书”和“鸟虫书”中的“书”表意并不相同。因此译者要灵活运用“十化”译法，使译文更适应译语生态环境。

例4　小篆

T译　small seal graphs

改译　latter seal script

《说文叙》有云：“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爱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也。……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推行“书同文”政策，李斯在籀文大篆的基础上删繁就简，废除异体字，创立了小篆。T译贴近原文，是对原意的忠实。但基于生态翻译学的基本理念，笔者认为T译可以改进。

在此，笔者需要提及另一种书体“大篆”。“大篆”是小篆的母体，是小篆以前的古体。自从秦朝将篆定为标准字体后，以篆为中心，对于它所从出的古体字，便加一个尊称“大”字，成为大篆，对于从之简化而来的字体，加一“小”字，称为小篆。即先有了篆书之名，然后又以秦书同文为界，将篆书进一步细分，从而产生了大小篆之名。“大、小”二字有古今老少之意^[11]。由此可见，“小篆”的“小”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小”之“小”，而是指出现的时间晚于大篆。因此Thern将小篆译为small seal graphs，并未传达出原文所要传达的文化含义，读者会产生误解。

笔者认为应采用“译生化”方法，latter在译语文化里表示“（刚提及的二者中）后者的”，将“小篆”译为latter seal script，译语读者便能理解“小篆”并非字形、字号小，也就拉近了读者与原作之间的距离。同理，采用“译生化”译法可将“大篆”译为former seal script。该译法传达了原语的思想，更贴近译语文化，易于译语读者理解。

例5　鸟虫书

T译　bird and worm style

例6　古文

T译　ancient writing

改译　ancient style (kind of former seal script)

《说文叙》有云：“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四曰虫书……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由此可见，《说文叙》中的“鸟虫书”是新莽六书之一，已经成为当时写在旗幡等上的一种书写性文字。虽然新莽时期的“鸟虫书”已经成为书写型字体，但是其具有的抽象性质依然是从鸟、虫等图案演化而来^[12]。

Thern将“鸟虫”直译为bird and worm，读者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该字体的形状，他将“书”这一词意译为style，而没有将其机械地译为writing，暗示读者这是在官方字体上发展起来的一种书写风格，译文通达顺意，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来看，该译法符合生态翻译学的基本原则。

同理，《说文叙》有云：“及亡新居摄，……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说文注》有言：“不言古文者，古文在大篆中也。”^[13]由此可见，古文包括在大篆之中，因此笔者建议将“古文”进行“译生化”处理，译为ancient style更能准确传达原意，符合译语的表达习惯，准确地传达了源语信息。同时，笔者认为应在译语生态系统中补充文化背景的空缺，补建出“古文”与“大篆”的内在关系，适当增加译语语量，有助于译文在译语生态中“生存”。

例7　奇字

T译　odd graphs

改译　odd style (the abnormal form of ancient style)

许慎在《说文叙》中谈到“新莽六书”，“二曰奇书，即古文而异者也”。奇书是指奇形怪状的古文。可以说，“奇字”包含于“古文”系统，但不同于“古文”。T译忠实于原文，语量较少，符合术语的特点。

但是从生态翻译学来看，该译文有待商榷。Thern认为其译著的读者应该是不通晓古文的普通读者。汉字的发展演变漫长且复杂，对于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读者来说，T译无法使他们一目了然地了解“奇书”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因此笔者认为应采取“补生化”译法，适当增加译语语量，对译语生态中缺失的文化背景信息进行适当补建，补充出“奇字”的来源，使读者了解“奇书”和“古文”之间的内在联系，减少读者阅读时可能产生的“盲点”。译文也更易于适应译文的翻译生态环境，更为广大读者接受，能在译语生态环境中“生存”甚至“长存”。

此外，“奇字”为“古文”的一种表现形式，T译将“奇字”中的“字”直接译为graphs，虽然忠实于原文，但是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来看，该译名并不符合生态翻译学注重整体/关联这一理性特征。因此，笔者认为将其改译为style，暗示读者“奇字”为“古文”的一种表现形式。

例8　隶书

T译　clerical style

改译　clerical script

《说文叙》中有云：“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八曰隶书。”“隶书”又称“佐书”，《说文叙》认为“是时，秦灭书籍，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而绝矣。”由此可见，秦隶主要是由官狱人员使用。此时的隶书从秦国文字发展而来，后来这种字体逐渐从篆书向隶书演变，其字体结构发生变化，其篆书特征逐渐消退，隶书逐渐发展成熟。总之，秦隶由篆书发展而来，包含了篆体因素。

T译忠实于原文，保留了原文的文化内涵，通俗易懂。但是生态翻译学“综衡化”翻译注重文本内外的综观，特别关注文本之外的平衡。因此笔者认为还应该考虑到译文之外的其他因素。

一般来说，隶书是与行书、楷书、草书并行的一种书体。故而笔者查阅了中国书法网、National Museum of China等较为专业的网站，并对比了《语言学名词》以及《文字学术语规范研究》等较为权威的书籍资料中“隶书”“楷书”“行书”“草书”的译法。

笔者发现，多数网站将“行书”“草书”等术语中的通名“书”译为script，大众对该译文的接受度较高，因此笔者认为基于生态翻译学“综衡化”翻译原则，应该关注“人–文–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不仅要强调译者的中心地位，还要考虑读者和出版商等“诸者”，要注意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篆书”“草书”此类文化因素已经成功“移植”于译语生态翻译中，且译文已经在译语生态环境中“生存”，因此笔者认为应将“篆书”译为clerical script。这一过程也印证了“尚生”“摄生”“转生”“化生”并非单向运作过程，而是动态的生生不息的循环过程，更催生了更好的中华文化外译作品。

三、结语

文字学术语是汉字发展数千年的文化结晶，文字学术语英译对于研究汉字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文字学术语英译规范化问题亟待解决。国内外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国外大量术语涌入中国，我国的术语也需要加快“走出去”的步伐，这更增加了文字学术语英译研究的紧迫性。文章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分析了“汉字的结构”类术语和“汉字的形体”类术语的英译，并运用“十化”译法对Thern译本进行改译。笔者发现翻译这两类术语时，不能将“十化”译法孤立起来，而要灵活、综合地运用“十化”译法，坚持“综衡化”翻译原则，采用“原生化”和“译生化”的翻译策略，采用“多元化”的翻译方法，运用“补生化”的翻译技巧，才能使“译文”更好地在译语生态环境中“生存”。对于文中提及的通名问题，笔者认为基于生态翻译学“平衡和谐”的原则，应将“隶书”“篆书”“楷书”“行书”和“草书”五种书体名称中的“书”译为script，而将某一风格的书体名称中的“书”“字”“体”译为style。但《说文叙》中许多文字学术语尚未涉及，希望有更多学者对《说文叙》中的其他术语进行深入思考研究，为我国文字学术语规范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