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 1931—2019）是美国文坛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之一，其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小说方面。虽然她的小说无一例外地都是关于美国黑人妇女问题，但是她并不认为自己是一名女权主义者。实际上，她既不支持父权制，也不认同母权制。她倡导的是社会公平和人权平等^[1]。莫里森非常关注美国种族关系的现状和发展。2008年当白人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和黑人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民主党内争夺总统候选人资格时，尽管莫里森个人非常欣赏和喜欢希拉里，但最后还是转而支持了奥巴马。在其心目中，奥巴马的当选可能改变黑人近400年来在美国社会被扭曲了的形象，有助于建构起全新的美国种族关系，促进多元化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当巴拉克·奥巴马的总统大选获胜之时，”莫里森说，“我第一次真正感觉到自己是一名美国公民。当我去参加奥巴马的总统就职典礼时，觉得自己的爱国热忱空前高涨。自己真的像个孩子。海军陆战队和国旗——我以前从来不正眼看一下的东西——突然之间看起来……棒极了。”^[2]从她的话语，读者能够感受到种族话题在美国黑人心目中的真正分量。莫里森不仅深爱黑人种族，而且还热衷于黑人文学创作。在其文学生涯中，她发表了11部长篇小说。其处女作《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 1970）虽然没有获得文学大奖，但不论在主题思想还是叙事策略方面，对其后续出版的10部小说 ¹ 都有着重大的影响。该小说以莫里森的家乡——俄亥俄州洛雷恩城为背景，以作家的见闻为素材，讲述了一名黑人女孩渴望拥有蓝色眼睛的故事，以此揭露美国社会的种族主义问题和黑人社区的道德沦丧。

《最蓝的眼睛》从1988年进入中国学界视野。王黎云（1988）率先评论了这部小说，认为莫里森把现实主义和荒诞的奇思异想巧妙地结合起来，构成了独特而新奇的社会透镜，揭露了种族歧视的反人类性^[3]。杨仁敬（1998）认为莫里森采用了大量的修辞格，把四季的变化与小说主题有机结合，构成了独特的艺术结构^[4]。王普平（2000）探究了该小说的象征手法，揭示了小说情节发展的脉络结构。张宏微（2008）探析了该作品中的文化透视问题，认为黑白文化的激烈冲突蕴含着作家的文化批评意识^[5]。陈许等（2014）解析了黑人女性在家庭生活中的精神危机，强调了黑人文化的民族凝聚功能^[6]。赵文书（2015）从对比的角度探究了《看不见的人》和《最蓝的眼睛》里的乱伦问题，认为后者在性别、种族和阶级等方面的见解是对前者的继承、修正和发展^[7]。王俊霞（2016）把《至爱》和《最蓝的眼睛》中的黑人问题结合起来研究，揭示了黑人遭受种族歧视的心路历程^[8]。庞好农（2017）从意识流、蒙太奇和悬念等方面探究这部小说的叙事特色，揭示了莫里森对现代黑人女性小说叙事发展的开拓性贡献^[9]。马艺红（2018）进一步扩大了该小说的研究路径，把《最蓝的眼睛》里的边缘人问题与西班牙文学和日本文学中的边缘人问题结合起来研究，揭示了不同国家的人们在身份、精神和权益等方面的多元化追求及其内在关联^[10]。总的来讲，中国学者关于这部小说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其实在莫里森的笔下，人们还能真切地感受到黑人社区内部存在着两股力量的博弈：离心力与向心力。从力学角度来看，为使物体做圆周运动，物体需要受到一个指向圆心的力，即向心力。“若以此物体为原点建立坐标，看起来就好像有一股与向心力大小相同、但方向相反的力，使物体向远离圆周运动圆心的方向运动。当物体受力不足以提供圆周运动所需的向心力时，看起来就好像离心力大于向心力了，物体会做远离圆心的运动。”^[11]如果离心力存在，那么它必须与向心力相平衡；但如果物体受力平衡，其运动速度的方向就不会改变，也就不可能做圆周运动^[12]。本文拟采用力学的基本原理，从生存离心力与向心力、情感离心力与向心力、文化离心力与向心力三个方面来探讨《最蓝的眼睛》中黑人社区里离心力与向心力的博弈，揭示美国社会黑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

美国黑人社区的成员具有不同的文化程度、经济地位，甚至不同的宗教和历史文化背景。黑人的家庭经济和个人经济状态在种族主义社会环境中的困境和窘境决定了他们各自的追求目标，进而引起在社区和家庭层面上的摩擦和冲突^[13]。黑人社区普遍存在因生存问题而引发的一对矛盾体，即生存离心力和生存向心力。生存离心力指的是黑人为了生存而背离或远离黑人根文化的一种驱动力；生存向心力指的是为了更好地生活，黑人强调自身团结并捍卫黑人根文化的一种驱动力。两种驱动力在现实生活中时常发生冲突，表现为黑人对人生追求的不同方式。莫里森在这部小说里从疏离、遗弃和逃亡三个方面描写了黑人社区生存离心力对向心力的阻碍和破坏，揭示了不良社会环境给黑人造成的生存危机。

疏离是一种陌生、冷漠、孤独、疏远的感觉，常用来形容彼此熟识但又保持较远距离的一种人际关系——即使两人在街上碰面，彼此也面无表情，形同陌路。在《最蓝的眼睛》里，莫里森揭示了黑人社区的疏离现象。在美国大萧条后期，经济衰退仍很严重，黑人的生存压力已经被逼迫到极限。黑人社区内部的种族离心力不断加大，引发各类社会矛盾和家庭问题^[14]。在小说主人公佩科娜（Pecola）所处的社区环境里，黑人阶层已经发生分化，出现了以乔利（Cholly）为代表的下层黑人和以杰拉尔丁（Geraldine）为代表的中产阶级黑人。中产阶级黑人并不关心或帮助下层黑人的生活，下层黑人对中产阶级黑人也没有好感。由于生存危机的缘故，下层黑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友好、团结和互助的，而是自私、麻木、冷漠的；他们彼此故意疏远，有时还相互倾轧，在社区内部形成了一个个沉沦堕落的家庭或小群体。他们从事着社会最底层的工作，或在白人家里当保姆，或在钢厂当工人，或在出租屋里从事妓女行当，相似的生存环境并没有使他们彼此之间产生同病相怜的理解与同情，而是冷漠地追寻自己的生存之道。“底层黑人民众麻木不仁的生活态度，映射出黑人文化在白人文化侵蚀下的迷茫与徘徊及自我的丧失。这恰恰是托妮·莫里森对美国社会自诩的平等自由的最大的嘲讽和控诉。”^[15]黑人之间的疏离状态促成了严重的种族离心力，妨碍了其种族向心力的形成，使黑人成为一盘散沙。

莫里森的这部小说还涉及了遗弃问题。遗弃指的是不履行赡养或抚养亲属的义务，强行抛弃亲人的不道德行为。在现代社会，成年人对于老年、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家庭成员，负有扶养义务。拒绝扶养就是一种严重的遗弃行为。在这部小说里，山森·富勒（Samson Fuller）与吉米（Jimmy）的侄女同居后生下了乔利，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黑人男性难以找到一份能养家糊口的工作。为了逃避自己做父亲的责任，山森在乔利出生之前就离家出走了。孤独无助的乔利母亲生活无着落，对本该应尽的母亲的职责也产生了离心力，于是她在乔利出生后的第四天就把他遗弃在铁路边的一个垃圾堆上。乔利的舅婆吉米察觉了其遗弃行为，跟踪到了铁路边，最后救下了幼小的乔利。随后吉米把乔利的生母痛打了一顿，严禁她再靠近孩子。此后，吉米把乔利抚养成人。吉米不但把乔利看作是自己的孙子，而且还把他视为黑人种族不可缺少的一员。她救助乔利的行为也是黑人种族向心力的一种具体体现。

离开故土是美国文学的重要主题之一。莫里森在这部小说里描写了离开故土话题的两种情形：主动离开和被动离开。乔利和波琳（Pauline）在美国南方的肯塔基州建立了恋爱关系，为了寻求更好的生存坏境，乔利在婚后把波琳带到了北方俄亥俄州的钢城洛雷恩。他们离开故土的行为带有很强的主动性和目的性。为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他们主动远离了家乡和亲人，显示出较大的离心力。然而，城市的生存状况并没有想象的那么乐观。随着美国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乔利和波琳的工资入不敷出，家庭矛盾日益尖锐，他们所建构的家庭向心力日益疲软。父母整日在家为钱和家庭琐事而争吵或打架，儿子萨米（Sammy）对此非常不满，于是在14岁那年冲破家庭向心力的束缚，一个人离家出走了，没有给家人留下任何联系方式。萨米的出走也是生存离心力的表现形式之一。他离开故土的行为是其头脑中家庭向心力和家庭离心力博弈后的结果，即他相信离开这个不和睦的家庭能使他获得一个更好的生存空间。

由此可见，生存是自然界一切事物保持其存在及发展变化的最基本要求和追求。当人们面对危险和困难时，通常会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保护自己，冲破向心力的束缚，寻求最大的生存机会。求生欲望和对改善生存环境的渴望都是人的正常需求和正常诉求。在莫里森的笔下，黑人社区成员为了保障自己的生存权和拓展更大的生存空间，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生存离心力，在与生存向心力的博弈中追求自己的理想。

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是否满足自己的需要所产生的态度体验。人是社会性动物，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个性、家庭背景、教育背景、世界观和价值观。情感与个人对他人的思想、态度、情绪、生活和工作等有着重大关系^[16]。黑人社区的情感倾向有两类：情感离心力和情感向心力。情感离心力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在情感方面相互排斥所引起的一种离心力，导致双方关系的负向发展；情感向心力指的是交际双方因情感相容或相通所形成的向心力，促进双方关系的正向发展^[17]。人们在心理上的距离趋近时，形成情感向心力，通常会使交际双方都感到心情舒畅；如果有矛盾和冲突时，交际双方心里则会感到孤立和抑郁，形成情感离心力。莫里森在《最蓝的眼睛》里讲述黑人社区内部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朋友之间的各种人际关系，揭示了情感离心力和情感向心力发生激烈冲突的社会致因。

夫妻关系是家庭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从法律层面上讲，男女结婚后即成夫妻，夫妻是一个紧密的关系体，在经济、生活和对外关系方面构成一个有机的社会单位。莫里森在这部小说里描写得最精彩的是乔利和波琳的夫妻关系。乔利是一个被父母抛弃后在舅婆家长大的黑人，亲情观念淡薄，对妻子波琳的爱也只是出于某种心理需要或生理激情；结婚后对妻子和儿女缺乏应有的亲和力和责任感，其内心深处隐匿着一种天然的情感离心力^[18]。当他求职遇到挫折时，经常到妻子工作的白人家去要钱，白人女主人的蔑视态度严重伤害了其男性尊严。波琳刚结婚时在家当全职太太，后来丈夫乔利带回家的钱不够养家糊口了，两人经常为钱的事发生争吵，甚至打架，儿子总是站在母亲一边，曾协助母亲把乔利打倒在地，并高喊“杀了他！杀了他！”^[19]44，但波琳没有走上杀死亲夫的道路，因其不想毁了自己的家。她把与丈夫争吵视为获得丈夫和邻居关注的一种手段，认为丈夫越没有能力，越显得她很重要；其内心深处存在着一股情感向心力，使其竭尽所能保存一个完整的家。由此可见，丈夫的情感离心力和妻子的情感向心力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但令人叹息的是，这场冲突并没有赢家。最后的结局是丈夫和儿子相继离家出走，女儿佩科娜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莫里森还描写了父母与子女的情感离心力和情感向心力的冲突，揭示两代人之间的代沟现象。克罗迪亚（Claudia）是黑人社区麦克迪尔夫妇的小女儿。她不但对父母的关爱视而不见，而且还时常误解母亲。一天，克罗迪亚外出去捡煤炭后，因出汗过多而受了凉，回家后咳嗽不已。母亲说：“我的老天。上床去。我告诉你多少次了，出门时头部要包上头巾。你一定是全镇最傻的傻瓜。弗里达！？拿些破布片去把窗户漏风的地方塞上。”^[19]10其抱怨的话语内含有母亲对女儿的深切关爱，但却引起克罗迪亚的极度反感，加剧了克罗迪亚心中的情感离心力，于是她指责母亲：“大人做事从来不和我们商量，而是直接命令我们。”^[19]10克罗迪亚对母亲话语的误解直接导致她在家庭生活中的局外感和边缘感。另外，父母按照当地的习俗在圣诞节的时候给克罗迪亚送了一个白人女孩模样的玩具娃娃，但是她喜欢的不是这类礼物，而是同龄的小伙伴。克罗迪亚对父母的情感离心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抱怨父母送圣诞礼物时不征求她的意见；二是把这个玩具娃娃的眼睛抠出来，把其衣服撕破，把玩具娃娃折腾得惨不忍睹。这个离心力加剧了其叛逆之心，只要是父母喜欢的，她都强烈反对。父母对她的耐心劝导实际上是要协助她建立起对家庭的情感向心力。然而，她在与家庭情感向心力的博弈中产生了越来越强的情感离心力，认为父母对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利于她的，无形中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

在《最蓝的眼睛》里，朋友之间的情感离心力和情感向心力也是莫里森关注的要点之一。这部小说里描写了两种情感离心力：爱恨错位和爱恨迁移。爱恨错位指的是爱和恨的对象发生错位，该爱的没有得到爱，该恨的没有遭到恨。乔利在舅婆葬礼的那天晚上，与黑人姑娘达尔琳（Darlene）在树林里幽会。当他们正在树林里发生性关系时被两名过路的白人猎人撞见，白人猎人把电筒光射向他们，侮辱性地威逼他们继续做爱，并边观赏边嘲讽。白人把黑人的性爱视为动物交配行为，这深深地刺伤了乔利的自尊心。乔利的脑海里出现了捍卫黑人尊严的情感向心力和放弃黑人尊严的情感离心力，这两股力量发生了激烈的博弈，但是最后出于对白人种族霸权的畏惧，乔利不敢反击白人的侮辱性言行，而是把自己对白人的愤怒转嫁给同是受害者的达尔琳。在这种情形下，乔利的爱恨错位导致其朋友间的情感离心力出现。他因此怨恨自己是黑人，甚至怨恨达尔琳同意和他在树林里做爱。此外，爱恨迁移指的是黑人把对白人的恨迁移到有白人血统的混血儿身上。在黑人少女克罗迪亚和弗里达（Frieda）就读的班上来了一名漂亮的黑白混血儿莫琳（Maureen）。起初，她们不满所有的同学和老师都喜欢莫琳，于是总想找机会出出她的洋相。但后来，莫琳对她们两人的友好态度逐渐融化了其心中的敌意。当她们在一起嬉闹时，莫琳说弗里达一定见过自己父亲的裸体，而弗里达竭力否认。莫琳自视混血儿比普通黑人高一等，潜意识地站在白人的立场，总认为黑人生活不文明。她说：“我关心你的黑鬼父亲干什么呢？”^[19]73弗里达非常愤怒，大声怒吼道：“黑鬼？你说谁是黑鬼？”^[19]73在弗里达和克罗迪亚眼里，莫琳有黑人血统，也应该是黑人。黑人最不能容忍的是被黑人同胞称为“黑人”。于是，两人扭打成一团。莫琳的内化种族歧视性话语是其朋友间的情感离心力之显性表现。弗里达和克罗迪亚的抗争反映出的是种族内部的情感向心力，因为在她们眼里有黑人血统的人都是黑人，黑人彼此之间应该团结和互相尊重，而不应该相互贬低和诋毁。

因此，莫里森所揭示的情感离心力和情感向心力问题是种族歧视社会环境里的两大表现形式。以佩科娜为代表的黑人群体在文化冲突与认同中迷失自我、否定自我和毁灭自我，展现了莫里森对黑人生存状况的关注和独特思考。她不仅继承和发扬了黑人文学的优良传统，而且还对种族偏见与种族歧视进行了深刻批判，特别是从黑人女性的视角对性别歧视、阶层疏离、价值观沦丧、心理变态等问题，做出了生动而细腻的描写。

文化离心力指的是黑人内化了白人文化和“白人至上论”思想后疏远或摒弃黑人文化的一种价值取向。白人种族主义者所宣扬的“白人至上论”把白人的一切视为完美无暇的同时对黑人的一切进行全盘否定^[20]。主流社会的一切审美标准都是以白人为中心，结果白色的皮肤最美，白人的长相最美，白人的行为举止最美，白人的生活习俗最美，白人的价值观最美。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黑人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中内化了“白人至上论”，以白人的审美观和价值观作为自己的生活和行为准则。与文化离心力截然不同，文化向心力指的是黑人捍卫黑人文化和维护黑人种族权益而团结起来的一种驱动力。内化了白人种族主义思想的黑人与恪守黑人文化传统的黑人之间必然会产生激烈的冲突。黑人对“白人至上论”思想的内化必然会引起黑人对黑人根文化的文化离心力，导致黑人的文化危机和精神窘境。莫里森在《最蓝的眼睛》里从白人审美观的内化、白人价值观的内化和白人交际观的内化等方面描写了文化离心力与向心力的博弈，揭示了黑人在文化移入中的精神窘境。

白人审美观的内化必然导致黑人疏远自己的根文化，把白人审美观作为美丑善恶的判断标准，同时还会削弱，甚至摧毁黑人的文化向心力。审美观是从审美的角度看世界，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黑人的审美观是黑人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与种族、政治、道德等其他意识形态有着密切关系。黑人内化白人审美观后形成的新审美观与传统的美国黑人文化碰撞后通常会产生巨大的离心力^[21]。通过小说主人公佩科娜的人生经历，莫里森展现了黑人内化白人审美观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乔利的妻子波琳内化白人审美观后，长期以来不但认为自己丑，而且还认为丈夫、儿子和女儿都是丑类的典型。佩科娜也深受母亲波琳的审美观影响，渐渐地内化了白人的审美理念，认为自己在生活中的一切不顺都是因为自己的眼睛是黑色的。她梦想自己能一觉醒来就拥有和白人一样的蓝眼睛。为此，她还专门去找牧师索普赫德（Soaphead）,请求牧师用上帝的神力把她的眼睛变成蓝色。佩科娜想拥有蓝眼睛的欲望实际上是其文化离心力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佩科娜羡慕白人小童星秀兰·邓波尔（Shirley Temple）的金发碧眼，梦想自己也能变得像她那样美。这一点充分说明她已经内化了白人文化意识，习惯于从白人的视角来审视和观察世界。强势的白人文化所表现出的种族主义思想极大地扭曲了佩科娜幼小的心灵，导致她形成了一种自我厌恶和自我鄙视的心态。她想把自己的眼睛变成蓝色的愿望越迫切，她对黑人传统文化的离心力也就越大。“佩科拉以蓝眼睛白人文化来界定美丑观察和评判世界并确定自身的价值，最后只得在幻觉中掩盖自己枯竭的生命。”^[22]莫里森以此表明，黑人的文化离心力对文化向心力的削弱或毁灭不利于黑人种族的发展和种族自尊心的建立。

莫里森还描写了黑人内化白人价值观的现象。价值观指的是人们在认识各种具体事物的价值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事物价值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取向、价值追求，凝结为一定的价值目标；另一方面表现为价值尺度和准则，成为人们判断事物有无价值及价值大小的评价标准。美国黑人内化“白人至上论”后形成的价值观在社会生活中影响甚至决定着黑人对世界万物的看法和评价。“美国黑人在白人强势文化的侵袭下被迫放弃自己民族的价值观念，接受白人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同时美国黑人潜意识中并不希望自己的黑人灵魂在美国社会中被漂白，仍渴望保持具有自我意识的人的地位，在这种文化异化和自我的矛盾冲突中，导致黑人群体出现不完整的人格和扭曲的心灵，使黑人在精神上陷入异化状态。”^[15]在《最蓝的眼睛》里莫里森通过佩科娜的不幸遭遇，揭示了美国黑人价值观的异化，认为美国种族主义社会体制和环境是导致黑人种族离心力产生的重要致因。佩科娜内化“白人至上论”后，其生活追求和饮食习惯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她特别喜欢吃印有“玛丽·珍妮”商标的糖果，不是因为这种糖特别适合她的胃口，而是因为这种糖的包装纸上印有白人女孩玛丽·珍妮的图像，她梦想吃了这种糖后变成像玛丽·珍妮那样的白皮肤、蓝眼睛女孩。佩科娜的动机是“吃这种糖就是吃（商标上的白人女孩的）眼睛，吃玛丽·珍妮。自己就有可能成为玛丽·珍妮。”^[19]50但是，佩科娜的朋友克罗迪亚从小就坚守非裔美国文化传统，不喜欢白人及与白人有关的物件，连“秀兰·邓波尔”牌的饮料也不喜欢。克罗迪亚只喜欢以黑人女孩珍妮·威利斯（Jane Withers）的图像为商标的饮料或食品。克罗迪亚时常抱怨道：“大人、大姐姐、商店、杂志、报纸、窗户标牌——似乎全世界都赞同：蓝眼睛、黄头发、白肤色玩具娃娃是每一个女孩的最爱。”^[19]20在其内心深处，她并不认为以白人女孩为造型的玩具娃娃有什么值得爱和珍惜的地方。由此可见，克罗迪亚的疑惑表明其心中也存在着文化离心力与文化向心力的激烈博弈。

莫里森笔下的交际观指的是人们在结交朋友或进行人际沟通时所持有的观点、看法和信念。内化了“白人至上论”的黑人在与他人交往时考虑的第一要素就是对方的种族身份。莫里森在这部小说里描写黑人中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杰拉尔丁（Geraldine）。杰拉尔丁完全内化了白人的交际观，在社交活动中只愿意与白人或有白人血统的人交往。同时，她还不准丈夫和儿子与黑人交往，导致儿子在家抑郁不已。有一次，她发现儿子朱尼尔（Junior）把黑人女孩佩科娜带回家做游戏，非常生气。她向儿子灌输“白人至上论”思想，声称自己虽然属于有色人种，但与皮肤纯黑的黑人是截然不同的。她提出的区分方法是：有色人种穿戴干净，温文尔雅，性情平和；而黑人衣服肮脏，举止粗俗，说话嗓门大。杰拉尔丁本人在白人眼里其实也是黑人，但她站在白人的立场看问题，这也是其文化离心力的表现形式之一。但是，朱尼尔不听其母亲的劝告和禁止，总希望有更多的玩伴。母亲实施劝阻的目的是想建立起朱尼尔与黑人社区的文化离心力。朱尼尔的叛逆行为是其心中的黑人文化向心力的表现形式之一。这对母子的冲突实质上就是种族主义社会里交际向心力与交际离心力的博弈。

美国种族主义者对黑人审美观、价值观和交际观的否定及对白人文化至上论的宣传，使黑人社区里出现了白人文化的内化现象，导致黑人否认自我的黑人性，丧失了自我的文化意识。莫里森对黑人内化白人文化现象的描写反映了她以探索黑人的精神世界为己任的文学创作观，呼唤黑人文化的自我回归。黑人内化了白人审美观、价值观和交际观后会产生强烈的离心力，不断减弱黑人的文化向心力，不利于美国多元化社会的建立和发展。

莫里森在《最蓝的眼睛》里以辛辣的笔调描写了美国社会的黑人问题，揭示了黑人社区内部和家庭成员之间在经济、情感和文化等方面存在着难以消解的分歧和冲突。在种族主义思想和白人强势文化的侵袭下，黑人社区内部的各种向心力已大大减弱, 而各种离心力却在不断增强，不利于黑人以与白人平等的身份融入美国主流社会。黑人社区内部的各种离心力和向心力相互博弈，使黑人在捍卫黑人根文化和吸收白人文化的过程中砥砺前行；黑人社区内部的协调机制则促进黑人利益的融合以及向心力的生成。莫里森关于种族离心力和向心力的描写拓展了20世纪美国黑人小说的主题空间，对美国黑人文学在21世纪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