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3, Vol. 45 Issue (3): 278-284   PDF    
海斯特的“反叛”与“回归”
张端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英语学院,北京 100024
摘要: “颠覆”与“含纳”是指美国著名浪漫主义作家霍桑在《红字》中建构“反叛性”女性话语时与清教父权主流意识形态之间既对抗又依赖的矛盾思想。一方面,霍桑在《红字》中主要通过让女主人公海斯特诉诸于华丽的服饰、拥有神秘力量的波儿以及沉默的生活姿态三种媒介重构本来象征罪恶的红字,试图颠覆、解构主流权力话语;另一方面,霍桑与清教父权主流话语之间存在着“共谋”关系,他勾勒海斯特如此反叛的新女性形象只是为更好地说明清教社会内部存在的运行机制:清教主流意识形态通过“收编”与“含纳”激进性力量来稳定和巩固自身意识形态的发展。霍桑通过海斯特“反叛”与“回归”双重形象特征展现出的“颠覆”和“含纳”,思考了清教新英格兰时期的社会运作模式,也为后世带来了关于社会发展过程中内部机制运作模式的深刻启示。
关键词: 霍桑     《红字》     海斯特     “颠覆”     “含纳”     社会运作机制    
Hester’s “Rebellion” and “Regression”: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Scarlet Letter Based on New Historicism
ZHANG Duan     
School of English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24, China
Abstract: “Subversion” and “Containment” refers to the famous American romantic writer Hawthorne’s contradictory thoughts out of his constructing the “rebellious” female discourse in The Scarlet Letter against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of puritan patriarchy. On one hand, the heroine Hester mainly resort to three mediums, that is, gorgeous clothes, her daughter Pearl with the mysterious power, and her silent life postures, to reconstruct meanings of the scarlet letter “A” that originally symbolizes evil, subverting and deconstructing the mainstream power discourse.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a “conspiracy” relationship between Hawthorne and the mainstream puritan patriarchal discourse. He outlines Hester such a rebellious new female image only to better illustrate the inner mechanism operating in puritan society: the mainstream puritan ideology stabilizes and consolidates the development of its own ideology through “incorporation” and “containment” of those radical forces emerging in society. By means of “subversion” and “containment” displayed through Hester’s dual image characteristics, Hawthorne actually reflects on the social operation mode existing in puritan New England period, and also brings profound enlightenments to later generations on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peration mode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development.
Keywords: Hawthorne     The Scarlet Letter     Hester     “Subversion”     “Containment”     social operating mechanisms    

在美国,一大批浪漫主义文学作家,如纳撒尼尔·霍桑、艾米莉·狄金森、埃德加·爱伦·坡在其文学作品中探索和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尤其是女性人物,不断对人性、宗教、爱情、死亡等问题进行思考。其中,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于1850年出版的《红字》(The Scarlet Letter)颇具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一部“着力探究人的性格——以具有诗意和戏剧性的力量细致入微地剖析人物内心”[1]370的历史传奇,《红字》一经发表,便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它的价值立刻得到广泛认识,霍桑本人也一举成名,被认为是他所处时代的“活着的最伟大的美国作家”,成了“时代的伟人”[2]

在已有的诸多研究中,女主人公海斯特·普林(Hester Prynne)在小说前后形象特征和精神风貌的变化一直以来作为研究的焦点备受学界关注。大体来看,对海斯特形象的评价可以划分为两类,这一点在国内表现得尤为显著。其一,不乏少数的评论家对霍桑在作品中描绘出这样一位背负罪恶感而从容勇敢、自力更生迎接新生活的“新女性”大为赞赏。如郑孝萍(2001)从道德意义的角度分析指出,海斯特生动地诠释了女性的美,对爱情的忠贞, 追求幸福的勇气以及面对厄运时所表现的尊严,俨然是一朵“人格化了的野玫瑰”[3]。而另一方面,不少学者充分考虑并结合作者霍桑的时代背景与个人思想,挖掘出主人公心理的内在矛盾与冲突,用一种批判性的思维重新审视海斯特。如蒙雪琴(2003)敏锐地发现,海斯特表面新生的背后实则蕴含着对现实的屈服,小说最后依旧戴上红字回归的她,表明已然接受了清教社会对她的审判以及“接受了清教社会对人生、人性及人类生存环境的认识”[4]。上述研究表明,小说中海斯特的性格特征绝不是单一抽象的,而是复杂的、多面性的,或者说至少呈现出双重性特征,在她的身上既有反叛的一面,还有屈从现实的一面。由是,在研究小说前后海斯特双重性格的过程中,我们不禁要深究,一方面,海斯特作为反叛的“新女性”到底表现在何处?她究竟是从哪些方面发声的?另一方面,在霍桑笔下海斯特的反叛形象又是如何被弱化的?该如何理解她既“反叛”又“屈服”的双重形象?作者霍桑塑造此双重形象又意欲何为?对这些问题进行进一步探讨,笔者认为对于细致解读霍桑笔下女主人公海斯特的女性形象和深刻理解《红字》的价值取向意义重大。基于此,本文拟重新就海斯特的女性形象特征展开深入研究。

借助于文本细读,聚焦于小说《红字》前后女主人公海斯特表现出的“反叛”与“回归”,本文尝试援引“颠覆”(Subversion)和“含纳”(Containment)这一对新历史主义的重要概念,提出用新历史主义的视角解读海斯特双重形象的可能性;结合小说中涉及海斯特的人物形象和叙事描写,分别就这一对概念展开深入剖析,由此探讨造成海斯特双重性格特征背后的社会运作机制,进而分析作者霍桑在书写《红字》过程中对社会运作机制的思考与启示。

一、新历史主义:“颠覆”与“含纳”

作为新历史主义范畴下文学与权力政治方面的著名理论,“颠覆”与“含纳”首次出现于新历史主义先驱格林布莱特(Stephen Greenblatt)1988年《隐形的子弹》(Invisible Bullets)一文。格林布莱特借助这一对概念来凸显托马斯·哈里奥特(Thomas Harriot)在弗吉尼亚殖民地探险的报告中所展现的颠覆性和对颠覆性的遏制,由此提出了文艺复兴时期权力的颠覆与遏制模式。随后,这一对概念为新历史主义者广泛采纳,逐渐成为新历史主义研究的一种理论范式。著名的新历史主义学家蒙特罗斯(Louis Montrose)指出,在新历史主义理论下,“颠覆”和“含纳”这对术语通常指涉“统治秩序产生颠覆的能力,得以使颠覆服务于秩序本身”[5]8。深刻理解“颠覆”和“含纳”的含义并对其进行追溯,对于理解其与《红字》女主人公海斯特的“反叛”与“回归”之间存在的联系至关重要。通过他对哈里奥特探险报告的解读、莎士比亚历史剧的理解以及对文艺复兴时期权力运作方式的管窥,一方面,格林布拉特注意到,在文艺复兴时期由于统治阶层的暴力与虚伪,内部始终存在诸如宗教怀疑论等被冠以“异端邪说”的新兴文化,它们具有威胁性,带有十足的挑战性力量、观念或冲动;另一方面,他发现,哈里奥特关于弗吉尼亚殖民地内部权力运作方式的叙述,表面上是在记录新教在美洲的残酷殖民统治,对于揭露欧洲文明的虚伪性、“颠覆”新教文明的合法性具有极大意义。然而哈里奥特这一叙述,从目的上来说,并不是谴责英国人在美洲的殖民和宗教恶行,相反,通过其记录加深了英国殖民者对殖民地情况的了解和把控,实则是为了进一步强化欧洲新教文明在美洲的殖民统治[6]21-65。格林布拉特据此提出他的核心论断,“颠覆是权力的十足产物,并且进一步强化了权力……权力不仅产生可以颠覆自身的力量,而且还建立在自身所产生的颠覆力的基础之上”[6]30。至此,在对“颠覆”与“含纳”理论一番梳理之后,不难发现,格林布拉特在提出文艺复兴时期权力运作的“颠覆”与“含纳”模式时,他对其的理解和运用表现在:在一定的社会体系内部,因正统的秩序不可避免地展现冷酷和暴虐,势必招致源于正统内部的力量对正统地位和权力发起质疑、挑战乃至撼动;当那些具有“异端”或颇具挑战性的“颠覆”力量出现的同时,无形中或者说势必又被它所要打破的正统体系含纳(遏制)了,这便是对正统秩序为强化自身统治而制造出颠覆性力量的合理诠释。

回到《红字》海斯特的话题上。海斯特不也是处在如格林布拉特所描述的那个由欧洲新教文明不断殖民和宗教压制美洲的清教社会体系之下?海斯特不也是这样一个在社会正统体系下表现出激进的“颠覆”和反叛性人物?海斯特不也是这样一个最终被清教正统秩序遏制而黯然回归社会主流的受“含纳”之人?在清教严酷统治的新英格兰,海斯特虽蚍蜉之力,却以自己特立独行的方式毅然向社会正统言说自己“异端”而颇具挑战性的“颠覆”;但同时,她在小说结局的默默回归则表明,她的这种“颠覆”正如韦氏字典所给出的解释那样——只是一种尝试,不会、也不可能会真的“颠覆”清教社会秩序,相反,是建构清教社会正统秩序的基础。清教的社会秩序最终通过“含纳”海斯特来“颠覆”这样一种他者的声音,充分彰显己之正统权威。

二、“颠覆”:海斯特对清教新英格兰主流意识形态的反叛

由前文对格林布拉特关于“颠覆”概念的追溯,可以清楚地体会乃至把握作为新历史主义著名理论“颠覆”的核心要义,“颠覆是指对代表统治秩序的社会意识形态提出质疑,使普通大众的不满得以宣泄”[7]388。基于此,再来审视海斯特在清教新英格兰父权制社会下的反叛,也就自然顺理成章了。事实上,作为一名人性论者,霍桑从未停止过对清教严酷教条对人的荼毒与禁锢的深刻揭露,一如T·S·艾略特对他的评论,“霍桑的作品确实是对清教主义道德观念的批判,是对超验主义道德观念的批判,还是对他所关注的周围世界的批判”[8]199。可见,霍桑本人的思想中其实就蕴含着对清教富于“颠覆”性的韵味。而作为霍桑最杰出代表作的《红字》无疑将这种“颠覆”性发挥到了极致。在《红字》中,海斯特于殖民严酷统治的新英格兰对父权制主流话语作出的颠覆主要诉诸于三个媒介:光鲜亮丽的服饰,拥有奇异力量的自由化身波儿以及沉默的生活姿态。

在以往对《红字》的研究中,学界一直聚焦于海斯特胸前的红字A这一贯穿全文的意象,而忽视了她身上所穿的陪衬这块红布A的外在服饰。事实上,《红字》中有关海斯特与服饰的描写不应为读者所忽视。小说一开始伴随海斯特一同在人群面前亮相的,除了那个鲜红的红字A之外,还有与之相得益彰的那身“很夺目,和时代气息十分合拍”[9]7的华丽衣服;在小说的结尾,回归海边茅屋的海斯特被人看见正在绣制一件将“金色的想象力表现得栩栩如生”[9]228的服装。不仅如此,关于海斯特与服饰的描写在小说前后竟多达十余次。如此这般对服饰的描写是纯属巧合吗?研究霍桑的知名学者瓦戈纳(Hyatt H. Waggoner)认为,将自己更多地视为一名传奇作家而非小说家的霍桑,在组织和编排作品当中描述性文本材料的时候,表现得特别具有选择性,只强调那些最重要的细节[10]153;梅尔(Roy.R. Male)也有与之相似的论述,“霍桑写作时,几乎没有过如此致力于勾画一个毫不表达意义的细节”[11]160。可见,霍桑在作品当中致力于刻画的每一个点或细节,其背后都是有意义指涉的。那么,《红字》当中多次出现的关于海斯特和服饰的描写就不是巧合,应该是作者故意为之。小说最初,从牢狱出来的海斯特在人群面前俨然一派“贵妇人的长相”,散发出十足的“端庄和威严”[9]7。霍桑特意对她的身着盛装进行了一番描述,“她的服装,毫无疑问,是她在牢狱里专门为了这个场合缝制的,差不多都是按照她自己的想象设计而成,服饰彰显的桀骜不驯与标新立异的特别之处,看样子是要表明她的精神态度,表明她情绪中的那种不顾一切的劲头”[9]8。其中,“专门”“按照自己的想象设计而成”两语用得十分巧妙,无形中与那些在牢门外冷眼旁观,“没有那么多讲究”和“品相要粗糙得多”的主妇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充分展现了在清教高压统治、处处节制禁欲的新英格兰,如此公开受辱的海斯特却依旧勇敢彰显出富于活力、十足感性和聪敏的女性非凡气质;而后半句,特别是“不顾一切的劲头”一词更是直接向读者表明,海斯特所穿的服装倾注了她本人坚韧的决心和顽强的反抗精神——一种面对罪恶宣判和公众侮辱毫不屈服的决心和清高孤傲的抗争心态。在此处,“游街示众”的海斯特凭借服饰言说着自己活力自由、独树一帜的新女性气质,“大放异彩”的华丽服饰宣告着她对清教父权制社会禁锢人性的挑战与抗争。诉诸于华丽的服饰,海斯特意图淡化、遮掩乃至摆脱来自清教父权制社会对她通奸罪恶的宣判。换言之,华丽的服饰这一意象,在小说中成为了海斯特挑战清教父权制社会、言说自由心迹的媒介。

如同华丽的服饰赋予海斯特言说自我的深刻意义一般,拥有奇异化身力量的波儿对于海斯特彰显自身颠覆性力量的帮助更甚。于海斯特而言,波儿是她“做母亲的唯一财宝”[9]45。在波儿的身上,除了血浓于水的母女亲情外,海斯特更看到一股非同常人的、神秘的、超自然的反叛性力量,“这个孩子对清规戒律总是不能顺从。让她存在于世,一条大戒律便随之破坏了……所有的成分都乱了套”[9]46。很明显,霍桑告诉我们,波儿身上生就带着一种反叛的本性和活力,敢于对清教父权社会下的清规戒律提出质疑乃至撼动。面临清教父权社会的冷酷压制,海斯特着实孤苦伶仃,但并非孤立无援。意识到波儿身上的不羁本性,海斯特欣慰地知道,她心中反抗的火苗便不会熄灭,纵使被清教的铁壁重围,她反抗的希望还在,就依存在波儿的身上,“她被这个世界抛弃了,孤身一人活在这世界上,只有一件宝贝儿能让她的心充满活力,她觉得她拥有不可取消的权利来对付这个世界,哪怕死掉也要捍卫这些权利”[9]69。对于海斯特而言,追求自由、反叛不羁的波儿是她言说自我,对外反抗清教强权的指望。于海边茅屋生活的海斯特在面对小清教徒孩子们的疯狂嘲讽乃至出言不逊般辱骂时,当看到拥有奇异力量的女儿“使出小孩子家能够酝酿出来的那种咬牙切齿的尽头对付他们”,海斯特感到“有价值的,甚至感到欣慰”[9]49。可以说,波儿就代表了海斯特心中反抗强权的自我,这也更好地解释了为何海斯特如此精心盛装打扮波儿、守护波儿的行为。“波儿的举止融入了一种无限变化的魅力……外表的多姿多彩,就是她内在生命的体现,是她内在生命再好不过的说明”[9]46。正如医生齐林沃斯所言,“在她身上很容易看出她妈妈的影子”[9]74。被清教社会孤立而陷入困境的海斯特没有一蹶不振,诉诸于激情活泼的女儿波儿,尽心守护好女性反抗和自由的胚芽与花朵,海斯特竭力颠覆着清教英格兰的话语统治。

此外,在小说中,海斯特同样以沉默这样一种无声的语言进行发声。正如霍桑研究者马丁(Terence Martin)所言,“沉默的姿态十分契合海丝特的心情:《红字》这部小说将在清教统治下压抑人性的沉默冷寂氛围中展开”[12]。但这样的沉默,并非她面对清教父权社会统治下的懦弱与失语,相反,是一种正面、富于颠覆性的反抗。小说伊始,游街示众的海斯特面对牧师丁梅斯代尔一番富有宗教感染力的规劝,无动于衷,只是“摇了摇头”;面对牧师威尔逊更加严厉的质问,她依旧置若罔闻,反而“没有再看威尔逊先生”,一副心不在焉、不以为然之样;紧接着听到人群中传来再一次冰冷而无情的吼叫,海斯特“脸色变得像死人一样”[9]23。清教父权话语机制对海斯特接连发动的三次灵魂逼问换来的,却是海斯特一句“我不会说的!”[9]23所带来的坚定不移的、长久的沉默。这样的沉默带来的效果是什么?透过丁梅斯代尔之口,霍桑告诉我们,这样的沉默“充满了惊人的力量和宽宏”[9]24;孤身站立于蒙羞的绞刑架台之上,坚守沉默姿态的海斯特然而眼睛却炯炯有神。于“决不说”的沉默中,海斯特于那个早上“承受了造化所能承受的一切”,沉默更加使她彰显了“生性中的不同反响”[9]24。霍桑随后直接向我们阐释海斯特刑场上沉默带来的效果,“那些说教者的声音在无情地轰隆隆作响,却在她耳边没有什么作用”[9]24。霍桑这句话所揭示的含义不言而喻,面对清教父权的话语压制,海斯特并不是无能为力,相反,一如埃尔伯特(Monika M. Elbert)所言,“海斯特的沉默战胜了那些清教男权社会的审判官们”[13]。她沉默的姿态实则是“无声胜有声”,铿锵有力般地向那些话语发起抗拒与挑战,“没有什么作用”一语更加充分表明海斯特沉默之力量,沉默之十足的颠覆性。由此,诉诸于沉默的生活姿态,以沉默作为传递女性反叛意识的媒介,饱受排挤和嘲讽的海斯特颠覆了红字A的罪恶标签,于沉默中使红字A焕发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三、“含纳”:清教父权制主流意识形态对海斯特“新女性”的收编

由上述分析可知,《红字》中的海斯特有着非常明显的“新女性”形象,向清教新英格兰男权主义思想发出了挑战。原被冠以通奸罪名的海斯特将清教男权社会施加于她身上的罪恶红字A实施了脱冕,“红字不再是招来世人嘲弄和挖苦的烙印……人们看见它既有敬畏,也有尊敬”[9]228。这充分说明,霍桑从多方面为海斯特这样一位反叛的女性代言,让她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但是,霍桑并非一个十足的女权主义者。根深蒂固的清教主义思想时刻萦绕着他,驱使他在潜意识里支持并维系着已有的统治秩序。小说结尾最能说明霍桑这种颠覆性思想的局限性。本已让罪恶红字A重焕女性生机,本已和自己的女儿波儿逃离波士顿这一清教男权社会的牢狱,海斯特在小说结局却重又回归波士顿的海边茅屋。霍桑还进一步阐释了她的这一回归,“海斯特·普林回来了,又承担起抛弃很久很久的羞耻!”[9]227

海斯特的回归寓意深刻。尽管海斯特诉诸于多方面来言说己之反抗性话语,并实现了对红字A罪恶意义的颠覆和脱冕,然而“对海斯特·普林来说,新英格兰这里……有一种更真实的生活。这里有她犯下的罪孽;这里有她的忧伤;这里还有她的忏悔”[9]228这一事实最终让她再次回归到波士顿。由此可见,海斯特反抗得来的胜利十分有限,由她发动的这场较量的最终赢家是以总督为代表的清教新英格兰父权制社会统治者。霍桑虽然让海斯特言说了自我作为“新女性”反抗的声音,最终潜意识里却还是让其回归父权制社会下的牢笼。《红字》中的海斯特虽然言说了颇具颠覆性的话语,但她终究无法完成革命的任务,占据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仍旧是清教父权制社会。

《红字》的不少研究者都看到了霍桑本人思想中存在的矛盾性,即:霍桑一方面深刻批判新英格兰教会的严酷与残忍,赞扬海斯特对清教压抑人性的不羁与反叛;另一方面却又支持她对清教父权制社会的屈服与投降。在此基础上,学者们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了霍桑在政治上作为一名保守主义者的倾向,进而在他们看来,以此审视海斯特在小说中展现的两面性就显得非常顺理成章了。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对海斯特双重形象特征的研究就可以止步于此呢?那么我们又该如何深刻理解霍桑笔下操控海斯特,致使她产生双重性格特征而隐匿于背后的这种“反叛”与“回归”模式呢?一直以来,学界对霍桑所处社会历史环境的研究从未间断过,对霍桑社会阅历的发掘愈渐丰富,然而真正从社会历史本身出发,就社会内部运行机制展开的整体性思考却十分少见。《红字》这样一本宏篇巨著留给后世的价值意义除了蕴含霍桑揭露党争等社会矛盾,以妥协代替暴力的“终极关怀”[14]之外,还能给我们带来关于社会层面的何种深刻反思呢?伯克维奇( Scavan Bercovitch)在研究《红字》过程中对霍桑乃至海斯特所处的美国社会内部文化形态给予了关注和整体性考察。基于国家意识形态的角度,伯克维奇认为,《红字》中“持异议者(dissent)”海斯特的反抗力量实际上代表了在美国文学传统中对社会变革的呼吁和对高度个人主义的追求性表达,这种表达始终处于美国自由开放的文化传统内。在他看来,正是这种自由、开放的国家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文化传统,允许并引导着以海斯特为代表的具有颠覆性的反抗性表达,最终使其融入并反过来加强和巩固国家稳定、统一的意识形态浪潮[15]120-154。伯克维奇对海斯特形象的解读,带来的启发至少有二点。其一,正如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所言,“意识形态因此是一切社会总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意识形态的种种表象体系,人类社会就不可能生存下去。人类社会把意识形态作为自己呼吸的空气和历史生活的必要成分而分泌出来”[16]232。可见,意识形态始终贯穿于社会历史的全过程,可以说是社会历史生活的一种基本结构。因此,立足于意识形态的角度深刻剖析海斯特身上凸显的“反叛”与“回归”,可谓是追根溯源。其二,《红字》着实传递出了源于社会内部、稳定且统一的主流意识形态如何作用于,或者说如何去允许、控制、引导和融合社会内部的激进性个人力量,从而最终加强和巩固自身的社会内部运行机制。但与伯克维奇不同的是,相较于美国自由开放的文化传统,笔者认为《红字》中的主流意识形态更直接源自于清教新英格兰父权社会的统治体系。对于这种清教父权制主流意识形态,霍桑在文中其实有着明显的论述:

也许,她看出来这样一项没有希望的使命摆在她的面前。作为第一步,社会的整个体系要彻底推翻,然后建立崭新的体系。其次,男人的固有的本质,或者长期沿袭的、已经成为第二本性的习惯,要从根本上进行改造,然后社会才会允许女人得到大体上公平和合理的地位。最后,所有其他困难不断排除之时,女人还不能享受到这些初期改革的好处……[9]126

海斯特所处的波士顿社会,受制于新英格兰清教父权制社会体系,拥有着“男人的固有的本质,或者长期沿袭的、已经成为第二本性的习惯”,意识形态稳定、长期和统一。在这样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内,海斯特的反抗是一项“没有希望的使命”,即使以颠覆性的“新女性”形象出现,在不断控制和引导的模式下,她也仍然“不能享受到这些初期改革的好处”,同时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女人最真实的生命所依托的那种本质,到头来会发现已经蒸发了”[9]126。这样一种激进性的颠覆带来的结果便是,新英格兰清教父权制话语仍然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把她紧紧拴在这里的链子,是铁做的,死死拴住了她最深处的灵魂,永远也挣脱不了”[9]35;而且,海斯特被改造成为清教父权制话语的宣讲者和服务者,毫无怨言地“立即首当其冲,走进被灾难笼罩的家庭”[9]120,“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安慰和告诫”那些忧愁迷惑的波士顿女人们,清教父权制主流意识形态反而最终得到不断加强和巩固。

在把握了新英格兰清教父权制社会的内部运行机制后,再来审视海斯特在文中展现的双重性格,便觉得合情合理了。霍桑将海斯特塑造成挑战清教权威的“新女性”,诉诸于多种媒介言说己之激进性反抗,但霍桑却无法阻止清教男权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文本的渗透,因而,他小说中的颠覆性因素不可避免地被他深陷的清教男权制文化网络所含纳了。于是,在小说中,我们看到,诉诸于多种媒介,为海斯特所竭力展现的颠覆性力量最后一一都被这些媒介所消解。言说海斯特十足女性气质的华丽服饰终被脱下,换上了粗糙布衣,“显露了刻意的庄重……形容举止没有显耀的意思了”[9]124;赋予海斯特希望并激励其不断反抗总督的波儿,也是“犯罪和折磨的徽标”[9]56。更是波儿,让慨然丢掉罪恶标记的海斯特重拾红字,刹那间,她的“美丽、女性的温暖和丰富,一下子不见了”,颠覆性的力量败下阵来,清教男权话语的灰色影子终“降落在他的身上”[9]177;沉默的姿态在带给海斯特自由和生机的同时,更多情况下支配着她,让她“从来不与公众对抗,只是一味顺从,而且逆来顺受”[9]120……

至此,回过头来再看霍桑思想中所谓的对清教主义思想的矛盾性,就会有新的发现。这种矛盾性其实并非真正矛盾,而是清教父权制社会内部运作模式的体现。男权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对海斯特反抗力量的收编而使自身体制更加巩固和长远,而海斯特,以及清教新英格兰那些不幸的女人们,她们那种“在男女双方幸福更加牢靠的基础上建立那种男女的整体关系”的诉求,只能是一种徒劳的想象,只能在“天国自己的时间”方可实现[9]229。通过霍桑对海斯特双重形象特征的勾画,在把握了隐匿于背后的社会机制后,我们可以说,生活于19世纪中叶的霍桑其实已经意识到了在一定社会内部运作的“颠覆”与“含纳”机制,而且霍桑对新英格兰清教社会这种运作机制的体察,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基于他对当时社会样态的十足观照。正如格林布莱特在分析莎士比亚创作戏剧的动因时所言:“莎士比亚在剧本中掌握这些策略(主流意识形态抑制颠覆性力量以强化和巩固自身),很明显……是通过仔细地观察即刻展现在他身边的世界。”[13]

四、结语

在目睹19世纪政党纷争、南北对峙以及欧洲革命的政治乱象后[14],霍桑通过描述发生于17世纪清教新英格兰的反叛女性海斯特遭遇清教社会排斥并最终被收编的历史传说,除了对他所生活的19世纪存在的政治乱象给予十足的观照之外,他更加向我们提供了一种对社会内部运行机制的反思与启示。与清教主义撇不清的历史渊源让霍桑终其一生不断陷入与清教主义的纠葛之中,自幼目睹老加尔文教这一旧秩序的因循守旧与严酷罪恶,意图以道德治愈社会弊病的霍桑,微展手臂欢迎以海斯特为代表的“新女性”激进性力量的出现。希冀通过这样一种新兴的颠覆性力量,重新搅活新英格兰清教社会这潭死水。在如此新兴力量的带动下,清教父权制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允许、压制、收编,乃至引导海斯特这一颠覆性力量,最终重新回归到其正常轨道上来,这是一种在清教父权主流意识形态体系下的活泼健康、充满道德规范的社会秩序的回归。

霍桑的这种对社会内部运行机制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当今社会的发展带来启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稳定、巩固与长远发展,需要来自社会内部不同声音的表达。这些声音的出现,难道不是对社会不良现象的一种反映吗?难道不是彰显了一种改革求变的呼声吗?这些声音的最终目的,难道不是为了使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重回到一种积极向上、健康道德的正常状态上吗?新时期重读霍桑的《红字》,深刻体悟霍桑对社会运行机制的反思与启示,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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