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道德思想既不同于纯理论的道德研究，也不同于各类各种的应用伦理学研究，它是一种社会历史范式下的道德研究，具有社会、历史双重维度。我们知道，范式概念相当复杂，自20世纪70年代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并做出系统阐述之后，“范式”除了作为公认的模型或模式存在，还包含非常广泛的含义，它既包括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也包括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还包括科学研究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等等。简而言之，范式就是一定范围内公认的理论。当然，库恩的范式概念主要针对的是自然科学领域。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范式有时候是一种研究规范或者研究视域，“主要是指一个研究领域的基本预设、思考向度、问题设计、理论性话语等有普遍共性的观念和方法论取向”^[1]，具体到本文而言，思考向度的意蕴则更为浓烈一些。

之所以把对马克思道德思想的研究放在社会历史范式下，一是因为范式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理论体系、理论框架，可以将理论、实践与方法更好地结合在一起，而马克思的道德思想也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体系，因此范式可以作为马克思道德思想研究的一个有效视角；二是与理性主义不同，库恩强调历史的视角，开创了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流派，而马克思对道德思想的阐释也是在历史大视域下进行的；三是库恩把科学发展分为两个相互联系的阶段，即常规科学阶段和科学革命阶段。在常规科学阶段，科学研究遵循共同的范式进行；在科学革命阶段，前一阶段的范式遭遇到科学研究过程中新情况的挑战，使得原有范式被新范式所取代，从而发生范式转换，意即“范式会枯萎的……范式的枯竭，起码有一两个原因：因为一个范式的潜力耗尽了，不能说明一切了……或者是因为这个范式生长于其中的那个生态环境起了变化，变得不允许这个身在其中的范式继续活下去了”^[2]。这恰恰与马克思道德思想的层次跃迁以及在不同语境中的不同含义具有某种共通性^[3]。

在马克思道德思想研究领域，形成了一些研究范式，比如意识形态研究范式、唯物史观研究范式、价值观研究范式等，这些研究范式对于推进马克思道德思想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对推进马克思道德研究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在这些研究范式之外，我们认为社会历史范式对于马克思的道德思想研究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范式。

在社会历史范式下，马克思的道德批判将批判神学与社会现实相结合。我们知道，道德批判是研究马克思道德思想的重要视角，也是马克思道德争论的焦点之一。更重要的是，道德批判是马克思的道德思想进入更高道德理论层次的重要环节。马克思的道德批判主要集中在早期思想中，早期的马克思崇尚理性和科学，批判宗教道德和封建道德，因此经历过中世纪的神学统治之后，在当时的德国，思想解放的首要任务就是宗教批判。在社会历史范式下，马克思的宗教道德批判始终处在社会关系中。马克思的宗教批判包括宗教宗法批判和社会关系批判两个方面。对马克思而言，对宗教道德的批判最为重要的不是宗法教义的批判，而是意识到宗教道德对于社会关系的扭曲和对人的精神的蒙蔽，从而在社会关系中对宗教道德进行批判。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对基督教把道德与外部世界相分离而进行的批判。基督教认为，“使人完全和世界隔绝并集中精力于自己的唯灵论的‘我’，这就是真正的德行”，而“要彻底脱离感性的外部世界”，让人“改邪归正”，就必须使他“弄瞎眼睛”……^[4]228在这里，宗教道德使得个人同社会的关系变得扭曲，使得个人的精神世界变得扭曲。宗教道德披着真诚、自由、理性、为民的外衣，在对人的奴役、贬低、麻醉和蒙蔽中，实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并在这一过程中让人性变得更加虚伪、更加非理性、更加非人性。他们将个人与社会隔离，让人们“彼此隔绝，变成一堆互相排斥的原子”^[5]533。再比如，宗教道德造成人的自我意志虚无。马克思揭露了宗教的根源不在天上，而在人间。“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因此，对宗教的批判就是对苦难尘世……的批判的胚芽。”^[6]2可以说，在宗教的统治下，人不但虚无了自己的理智，甚至虚无了人本身。在这种虚无中，卡莱尔感到空虚和无助。对此，恩格斯明确指出，卡莱尔所控诉的空洞无物、空虚、伪善和谎言的根源都在于宗教。“宗教按它的本质来说就是抽掉人和大自然的整个内容，把它转给彼岸之神的幻影，然后彼岸之神大发慈悲，又反过来使人和大自然从它的丰富宝库中得到一点东西。”^[5]517宗教道德的虚假和伪善造成了社会关系的不道德现象，进一步加重了人的“不坚定性、内心空虚、精神沦丧和不诚实的斗争”^[5]519。毋庸置疑，宗教一旦离开它虚构的虚幻世界来到现实世界，必定是青烟一缕。

在社会历史范式下，马克思的道德高扬人，重视人的自我意识的能动性，重视实践的作用。在当时的德国，宗教并不仅仅意味着罪孽和奴役，马克思宗教宗法批判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民主和自由，在反对封建主义的同时追求人类的自由和解放。此时的马克思高举人的道德旗帜，从人性高于神性的角度呼唤着人民的道德感，他认同道德的力量，认为道德感可以让人民感受到自身的力量，感受自身的勇气，而不是靠神灵和上帝。与德国哲学家不同的是，马克思把道德看作是一种具有力量的现实行动，并在参加争取自由统一的斗争中去体验这种力量。这就使得马克思的自我意识超越了费希特的自我意识，超越了以往哲学家的自我意识，因为马克思的自我意识必然在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存在，在改造外部世界的实践中转化为能动的力量，从而对外部世界起到一定的作用和影响。马克思通过实践这一中介在自我意识和外部世界之间建立了联系，打破了道德哲学的封闭性，超越了理性主义道德批判，把道德问题从应然的“应该”转化成实践中的“是”。

在社会历史范式下，马克思的道德思想注重现实的物质利益问题，注重类本质、类个体和类道德。马克思的道德思想与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和现实的经济利益联系在一起，这可以从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看出来，也可以从他批判《科伦日报》的社论看出来，还可以从他对国家任务和国家教育的思想中看出来。比如，他认为应该 “把粗野的本能变成道德的意向，把天然的独立性变成精神的自由；使个人和整体的生活打成一片，使整体在每个个人的意识中得到反映”^[7]118。国家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和活动的方式”^[7]270，国家的目的是使个人自由地联合起来。再比如，马克思认为，在没有把人的本质看作社会层面上的类本质之前，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一定会存在，腐败现象是把特殊利益作为普遍利益，要根除腐败现象，必须让“普遍利益在实际上而不是像在黑格尔那里仅仅在思想上、在抽象中成为特殊利益”^[5]61。当然，在社会历史范式下，马克思道德思想的重大进步无疑体现在他对劳动和异化劳动的区分上，因为这一区分明确了人为什么会失去自由自觉的类生活，为什么会与自己的本质相背离，为什么会处于如此糟糕的境地……在这种异化的道德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关系、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关系成为资本主义合理秩序下的正常关系，因而具有很大的隐秘性，妨碍了工人自身解放和人类解放的意识觉醒。因此，异化的道德关系必然成为马克思批判的对象。对异化的道德关系的批判为未来社会人的解放、人性的复归提供了可能，这种可能将会在共产主义社会变成现实：“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8]185

在社会历史范式下，马克思的道德思想首先是一种历史的考察，是从道德领域到历史领域的回归。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纵观马克思之前的道德理论家，他们在对社会历史和社会现象进行分析评判时，要么从人性的角度来研究道德，使得道德缺失客观性，要么主张回到现实客观性，将人的不道德行为全部归因于社会环境，而与人性、人自身的修养无关。具体而言，比如培根的幸福论、洛克的快乐论、休谟的道德情感论等，都把道德问题作为人的问题来研究，建立在人性论的基础上，从人的自然属性方面来解释道德、寻求道德的原则和发展规律，对于社会因素和人的社会属性重视不够。同样，康德的善良意志，也不是从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分析道德，而是把道德简单看成是人的理智中本身就存在的，这就注定了他不能从根本上摆脱人性论，也注定了他的善良意志成为“毫无效果”的空洞思辨。而到了黑格尔时期，黑格尔通过对康德道德哲学的批判，克服了前人人性论的片面性，并且运用辩证法，从历史主义的立场使得道德摆脱了以往哲学体系中的道德困境，把道德的社会调节功能和人自身的人性和修养综合到一个理论体系中，构建了自己独特的道德体系。从这个角度而言，在道德领域，黑格尔也无愧于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的称号。然而，黑格尔的道德体系毕竟是建立在唯心主义的泥潭中，注定了根基不牢，也注定不能完成道德思想切实回归历史领域的使命，直到马克思、恩格斯时代，这一回归才真正完成。

马克思的道德思想不是从人性论出发，而是把人性看作是历史发展变化的结果。相对于人性善、人性恶的人性不可更改论，马克思认为，在人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人本身的天性是可以改变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不需要有海因岑那样的道德伤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了道德力量的局限性。因为要得到真正的公正和道德关系，必须有新的物质条件和新的社会关系，在新的社会关系没有出现之前，任何强大的思想和意志力量，都不能摆脱当下的历史命运。更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批判道德力量的“无济于事”。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道德并不是普遍意义上的道德，而是特指落后的、低层次的道德，特指与必然性的物质力量和新的社会关系相背的道德。把道德放到历史领域中来考察，就会发现不同社会的道德与当下社会的生产方式是一致的，从这种一致的社会生产方式角度去考察不同社会关系中的道德，一定是积极作用占主导意义的道德；而从先进的社会生产方式的角度去考察过往社会关系中的道德，一定是消极作用占主导意义的道德。这也是马克思道德思想变动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社会历史范式下，马克思的道德理想的最终实现在于唯物史观的发现。马克思的道德理想包括两个层面：一是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确立的为人类福祉而工作的理想；二是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的最终理想。可以说，在唯物史观发现之前，马克思的道德理想是难以实现的，“唯物史观的发现正是马克思、恩格斯站在人类解放的社会立场上，通过对时代精神本质的研究而找到了实现人类理想的有效途径”^[9]。我们知道，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把人类摆脱异化、实现自身的复归和解放作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看，而且在马克思之前的黑格尔、费尔巴哈及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那里，也不同程度地提到了这个问题，只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或者是辩证唯心主义缺乏实践的逻辑，或者是唯物主义缺乏现实的眼光，亦或是具有现实眼光但缺少有效的实现路径，而最终都归于无果。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要比这些空谈家更革命，因为我们学到了一些东西，而他们却没有，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而他们却不知道”^[10]195，因此他们从对旧世界的批判中发现了新世界，从对武器的批判中发现了批判的武器。正是因为有了唯物史观，因此他们能够冷静客观地看待历史，冷静客观地分析现实，对于社会大变革时代的历史和现实问题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解答。可以说，唯物史观使马克思的理论和理想具有了实现的可能性，并真正成为现实的运动。

道德现象、道德理论以及道德评价、道德批判等，在马克思那里，都是作为社会发展、社会运行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不能独立于社会现实而单独存在。马克思对道德的研究一定是在社会的各种关系和发展进程中进行研究，研究的是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道德。马克思认为，道德是社会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或是一种存在要素，社会发展是决定道德存在和道德性质的决定性力量。在马克思之前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也是伦理客观主义者，他们过于强调伦理道德的客观性，忽视人的自由意志的作用，因此不能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得人在道德的客观规律面前成为“无用的人”。而康德伦理学的目的是强调道德的应然法则，揭示自由的规律，试图把现实的“是”和“要求”上溯到道德理想的“应该”中，因此不能解决时代的矛盾，道德成为时代中“无用的道德”。对此，黑格尔都不赞同，他运用辩证法理论，指出他之前的伦理思想割裂了主体和客体、自由与必然、现实与理想等辩证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一个庞大的辩证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有了辩证法这一“利剑” ，黑格尔的体系所向披靡，解决了理论界很多难以解释的理论难题。马克思在最初接触这一理论体系时，也被深深吸引，以至于躺在病床上依然在阅读黑格尔的书籍。即便日夜阅读，马克思仍然觉得自己对于黑格尔理论体系的理解还很肤浅，认为自己只是站在黑格尔理论体系的山脚下，直到马克思在社会中遇到了“物质利益的难事”，他才开始反观黑格尔哲学体系的“问题”，并最终在扬弃黑格尔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对道德问题的涉及，以及对道德理论的阐释，更加关注的是现实社会中的条件分析、语境分析，在具体的条件和语境中，道德思想中那些必然的、合乎规律的表现将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继续存在，而那些与资本主义相适应的道德将失去存在的土壤。除此之外，马克思还更加关注人在不同社会语境中的道德表现，比如：封建社会中的人是封建主义社会关系的人格化，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人格化；与此同时，人在经济、政治、文化等不同关系中都代表着不同范畴的人格化……作为不同关系和范畴载体的人，只是作为特定社会关系、阶级关系和利益关系的承担者，其道德行为和道德表现是当时社会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外在表现，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才真正从“对人的依赖”“对物的依赖”转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没有实现之前，人的道德发展是与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相适应的，此时的人是不完整的人，道德也不是完整的道德。

马克思的道德思想具有丰富的理论层次^[11]，因此在不同层次之间，马克思的道德思想表现出很强的动态性和综合性。这种变动性主要表现在马克思在不同层次上使用道德以及在不同语境下对道德的不同态度，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这种变动性造成了马克思道德研究领域的诸多争论；也恰恰是由于这种变动性，使得马克思的道德理论呈现出不同于以往思想家的独特性。一般而言，纯粹的道德研究是不存在的，因为孤立的道德并不存在，因此几乎所有的道德研究都是一种综合性的研究。在综合性研究中，有凸显研究和蕴含研究两种路径，一般而言，以伦理道德冠名的研究都是凸显研究，而其他研究则为蕴含研究。在这里，蕴含研究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有意识蕴含，即在综合研究中有意识地把道德研究作为其中的一个部分进行研究；另外一种是无意识蕴含，因为伦理道德问题是任何一种理论所不能回避的问题，伦理道德立场也是任何一种理论研究不能回避的立场，所以很多研究不能完全撇清这一问题，必然是蕴含的。比如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就是一种综合式的无意识蕴含的道德研究理论体系。在这样一种综合式理论体系中，道德理论一定在场。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评价的那样：“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12]776只是马克思在研究道德理论的时候，总是将其放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来考察，并且将其与自然因素、社会因素一起放到事物发展的变动过程中进行考察。在马克思那里，道德不是理论上的“应该”，而是本质上的“是”；道德也不是思辨的推论，而是层次发展的逻辑；道德更不是不变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规范，而是与时俱进的社会现实运动。

在社会历史范式下对马克思道德思想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可以彰显马克思道德思想的意义和地位，另一方面可以明晰马克思道德领域研究的发展和变化。

在关于马克思道德问题的争论中，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不关涉道德，是一种道德虚无论；另一种认为，马克思具有丰富的道德思想，马克思是伦理思想家，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道德哲学。这些观点的撞击和争论都涉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道德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如何。从社会历史范式中来看，上述两种观点或降低或拔高了道德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就马克思的一生而言，人们赋予马克思很多“家”的头衔，但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革命家”，他为了唤醒无产阶级对自我地位和自我需要的意识、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而进行革命。马克思更是一位思想家，他的理论虽然涉及众多的学科理论，但所谓的马克思哲学、马克思人类学、马克思历史学等都是马克思理论在实际运用中形成的，是后学者的发展，不是马克思理论本身，马克思的道德思想也是如此。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大量使用了道德字眼，但马克思很少单独使用道德概念，除了早期马克思的直观道德谴责之外，他的道德概念往往与宗教、科学、艺术、意识、利益、法、政治等一起作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而出现。马克思将毕生的精力都投放在通过论战和批判的语言、用革命的方式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人类事业上。因此，马克思不是道德虚无论者，道德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马克思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伦理思想家，并非“整个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伦理学理论”^[13]，也并非“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可以纳入这种社会伦理学理论中”^[14]55。马克思的道德思想源于一种历史大尺度下的思考，是与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发展并驾齐驱的，是以人类解放为目标的，在这一更高更大的尺度下，马克思避免根据伦理道德来决定一种社会制度能否存在。因此道德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是一种深层次的存在，但却不是优先存在。当然，我们也不希望因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没有太多关于道德的正面大段论述，就认为马克思抛弃了道德，这是忽视道德在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马克思道德思想的理论层次的极端表现。

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断言，在马克思的思想演进过程中存在一个“认识论断裂”，这一观点也非常明显地反映在马克思的道德争论中。从社会历史的范式来看，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是一个自发自觉的自然过程，可以有反复和曲折，但不存在断裂。从人的自由发展的目标追求来看，马克思的思想演进历程是一个连贯的过程，不能把理论观点上的发展和进步看作是晚期对早期、后期对前期的否定。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认识过程是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毛泽东认为，人的认识过程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过程。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马克思早期以人道主义为特征的意识形态立场，其后期思想将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上，并如何形成？我们又将如何理解他思想体系中人类的至高地位？实际上，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是一个典型的“从抽象到具体”“从天国到人间”的思想进程。具体说来，马克思梳理自己的人生理想之后，发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是如此不人道，因此他不得不关注现实的历史进程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因此马克思开始集中于具体的和实践性的理论，这使得他对于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等深层理论关怀逐渐隐藏和遮蔽，深层理论变成隐性理论而不易被发觉。但从马克思后期关于以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为基础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来看，他不但没有放弃或否定早期关于人的实践哲学思想，反而是一直以此为价值内核贯穿于整个理论体系的各种探讨和表述之中，始终在追求使人真正成为历史自觉主体的可行路径。

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除了对具体历史事件的分析、批判、预见之外，除了经典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之外，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关注，即马克思对人的异化状态的批判，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人联合体的理论向往。但由于马克思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极大关注，使得他的这一深层关注被遮蔽。他对具体的实践性理论的大量论述，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马克思道德思想的理论曝光率，从而使得马克思的道德思想成为隐藏在其历史观、经济观背后的隐性理论，造成了学界的误解。其实，从马克思最终的社会理想来看，马克思在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基础上建立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使人真正成为历史的主体。在这里，早期关于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思想不但没有被放弃或者否定，反而是贯穿始终，在最终的社会理想中得到了最终实现。纵观马克思的一生，他把对人的关怀当作他全部理论的价值内核和基本精神，并把这一关怀贯穿于他的全部理论探讨和各种批判中。在具体的事件、分析、批判、设想等具有操作性的实践理论中，这些价值内核和基本精神成为这些理论的前提和价值目标，指导着马克思的思想追寻，将马克思的思想串联起来并保证其连贯性。

综上，社会历史范式下，马克思的道德思想从早期人生理想确立，经唯物史观这一实现路径，到最终实现理想目标，这是一个完善的过程，不存在认识论的断裂，也不存在早期马克思和晚期马克思的对立，更不存在道德（价值）虚无主义和反道德主义问题。作为开放的、与时俱进的理论，马克思的理论体系要超越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在更大的时空舞台上保持长久而旺盛的生命力，绝不是依靠其具体的理论体系和具体的结论，而只能依靠不断注入其理论体系内部的理论创新。只要这种理论创新的价值内核和文化精神与马克思保持一致，这种理论就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对人的生存、解放、自由发展的道德主义关注及其不断的自我批判、自我超越，造就了马克思理论的开放性和批判性本质，这是马克思道德思想发展的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