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西文明发生冲突以来，尽管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意识形态已失去其存在的基础，但儒学复兴论调却从未停止。在宗法制的社会制度全面崩塌的现实下，儒学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是否仍具有价值？新时代儒学又该何去何从？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相关理论为基础，对儒学的“本然”“实然”“应然”进行探析，明确儒学的当代价值，探索儒学现代化的途径，实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互动融合，共筑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就儒家是否为宗教，能否再次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争论。儒家传统以何种样态存在，直接影响其在中国的发展模式。由此，对儒家之“本然”进行探析，了解其生存样态，对探索优化和发展儒学的策略，实现儒学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1]550-551也就是说，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不仅反映着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关系，同时也“作为价值系统发挥作用并使人们认同于现存的社会制度”^[2]，它是一种“价值观的理论体系”。由此可见，一方面，近代以前，代表统治阶级思想并以价值系统发挥制度认同作用的儒学确实属于意识形态范畴。而且，此时的儒学是对古时小农经济与宗法制关系的反映，因此，它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还占据着统治地位。而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已然不是小农经济，宗法制的社会制度也已崩塌，不再作为统治阶级思想而存在的儒学，想要恢复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已不可能。

另一方面，“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3]。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一种，受制于经济基础。但由于历史条件不同，意识形态总是以政治、法律、艺术、哲学、宗教等具体形式表现出来。换言之，不论儒家的具体样态如何，其本质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形式”。那么，儒家意识形态形式是否表现为宗教？马克思指出，宗教本质上是源于自然压迫与社会压迫。在社会压迫中，人们无法科学地解释阶级压迫的本质，更无法找到反抗阶级压迫的道路与方式，于是便产生了宗教。人们在无法抵抗现实残酷之时，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寄托于宗教去实现，将对现实的无力感寄托于宗教去消解，从而达到精神上的“救赎”和“安顿”。儒家的伦理体系、政治理论和一系列个人和社会的理想目标，它们在几乎长达2500年的时间里也为人们提供着精神安抚和积极生活的智慧，从这一层面看，儒家似乎是宗教的一支。但是，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因为它们就是颠倒的世界……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1]3在马克思看来，宗教是一种“虚幻意识”，在宗教这种颠倒的世界里，人们将上帝虚幻为世界的主宰，将自己隶属上帝并加以膜拜，以此获得精神安顿、缓解现时的精神痛苦，但同时也会将自己再次束缚——消极适应并哑忍社会现实。不仅如此，宗教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是一种超验性的意识。反观儒学，它带有明显的世俗性、经验性，较少神秘色彩。儒学为人们提供安身立命和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普通而又最需要的道理。即便是带有神秘色彩的祭祀及相关仪式，在孔子看来，相较于一个公正的社会秩序来说，也应该居于次要地位，且不能妨碍百姓履行其应尽的社会义务。儒家学派最初创立的目标更多是为了教化，更多是关怀社会现实和人的有意义的实践，它不追求来世福报，也不强调神的信仰。这种浓郁的人文情怀和世俗性，才是儒学能够打动人并影响整个亚洲的原因所在。此外，在儒学漫长的发展历史中，传教士用“教”来翻译religion本身就是一种“误译”，中国的“教”历来是教育、教化之意，与欧洲作为信仰之意的religion相去甚远，不可互译。1887年罗约翰指出：“儒教通常被视为一种宗教。但是，儒教自身是否愿意接受我们所说意义上的这个词，并以此界定儒教体系呢？儒教和佛教、道教被称为中国的三教。但是，这里的教不是宗教，是教导、教育体系之意。”^[4]“儒学本为诸子百家学说之一，当它升为国家意识形态之后，并未改变其学术性质。换言之，它是作为一种学术思想而不是宗教来承担国家意识形态任务的。”^[5]由此，我们可以明确，儒家与世俗宗教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宗教。

当今社会，虽然儒学已不可能在意识形态领域成为指导思想，但这并不是对儒学价值的否定。相反，儒学复兴论调的提出，是对人们精神文化诉求的一种反映，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需要，其某些积极思想依然能“通过学术话语影响政治话语和日常话语，从而沟通了政治生活领域和日常生活领域”^[6]18，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影响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可以说，今天的儒学依然是“价值观的理论体系”，反映着社会存在，它依然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由此，对于儒学问题的探究我们始终要立足实际，回归现实。

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支撑，也是中华儿女特有的民族印记。虽然儒学已不可能是主流意识形态，但明确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明确其在现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中的现实地位，是我们承继传统以更好地选择未来的重要一步。

一方面，随着儒学复兴论调持续的发酵，虽然大陆新儒家在积极探索内圣外王的途径，以期解决现当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问题。但由于儒家自身也没能阐释清“内圣”至“外王”的具体走向，只是强调通过内省达到“内圣”后，自然便能“外王”。“内圣”与社会现实始终缺乏转化机制，加之，儒学没有严格逻辑性的思维定向，结果新儒家沿袭了老祖宗的“内省”和“顿悟”，走向意志自由的同时，更是将文化引入玄学。此外，大陆新儒家也试图突破社会主义制度，以儒家宪政、儒教等形式取代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康晓光从“文化民族主义”入手，指出文化是一国之基，是经济发展的“社会资本”，因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要以儒学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复位为依托，而这一意识形态的具体形式则是宗教。“复兴儒教”成为康晓光思想的核心。无独有偶，蒋庆也提出要复兴儒教，并期待通过“宪政”的形式“儒化”政治。如前所述，儒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具体表现形式不是宗教，那么“复兴儒教”的说法则不成立。宗教化儒学是儒学在宗教层面的新建，儒学通过宗教自称的“神圣”，为其在政治权威上的合法性辩护、正名，获得神圣话语权的同时，宗教以其“虚幻性”和“颠倒性”让人们对未来充满憧憬，以此产生对儒学政治价值、政治合法性的理性认同甚至牺牲的激情，这样就“构成对一国政治发展甚至政权更迭的思想舆论力量。”^[6]212。如此形上化、宗教化的儒学，是对封建意识形态的儒学的复辟，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突破”。无疑，这些主张已与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了紧张关系。正如马克思主义所指，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是以承继以往思想材料为基础而发展的。换言之，这样的继承既有可能吸收了精华，也有可能沿袭了糟粕。糟粕的沿袭很可能消解变形马克思主义，这是需要我们警惕的。

另一方面，作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具有普遍性，但其诞生的背景仍是以欧洲文化为基础，逻辑体系和思维方式有别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要能始终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保持指导地位，势必要根植于中华民族灵魂深处的中国传统文化。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顺利中国化，真正成为符合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指导性学说。

近代以前，儒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成为了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的工具。统治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1]552虽然这样的意识形态控制长达2500年，但儒学体系最核心的内容确已融入中华儿女的血脉之中，承担着精神安抚、政治建构和文化认同等一系列功能，而这样的功能也保证了中国大一统的状态。可以说，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它是一种人伦日用、风俗习惯，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族文化和大众观念基础。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从宏观角度探讨政治斗争与革命、观察洞悉社会与国家，那么，儒学则是从微观角度去处理人与本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伦理与道德关系，培养人的道德情操。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发展，使得我国的生产力水平有了质的飞跃，但狭隘功利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扭曲、信仰危机也随之产生。西方敌对势力也通过宗教和民族问题，来干扰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对我国进行“西化”“分化”。一些宗教徒更是假借宗教名义大肆宣扬“反社会主义”的论调，利用人们寻求心灵慰藉的需要，以文化之名鼓吹和渗透西方价值观，严重侵蚀国人的思想和信仰。这些社会弊病如果不加以处理，中国很可能就会出现文化断层和文化认同危机，进而对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造成威胁，导致社会丧失凝聚力的同时，经济腾飞的动力也会随之弱化。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侧重于通过变革社会关系的方式对外部进行改造，鲜少涉及个体主观世界的协调与指引。但儒学正好相反，儒学注重个体的“修身养性”，强调个体要通过“修身”改造主观世界，以达到“五常”之准则，并最终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修身”的方式，儒学的理论更是丰富，包括慎独、知行合一、博学多识等，这些对于重塑人的价值理性无不具有深刻作用。正如汤一介所言：“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具体讨论人的道德修养问题不多，但在儒学中这方面的论述特别丰富。”^[7]所以，我们既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变革社会关系来为重塑人的价值理性创造必要的客观条件；也需要在儒学的指引下，从内部改变、发展、完善个体的认知，纠偏错误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从这一层面来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能够廓清儒学的各个方面，而儒学则在人的价值理性、集体意识等方面的培养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补充^[8]，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具有相当的互补性。

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就较为顺畅地为中国人所接受，这与儒学在其中的作用是密不可分的。认知学派认为，个体是运用内在的认知结构——由一系列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形成的概念、范畴、判断等有机结合而成的思维网络——来认识外部客观世界，即个体对于客观事物的认知与理解是基于先定的传统。同时，个体还会运用先定的概念、范畴、术语来描绘与表述客体对象，使客体对象转换为主体所能理解和接受的形态^[9]。就此而言，对于马克思主义，人们往往是以自身所固有的文化传统来理解、把握、表述的。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便可见一斑。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例如梁启超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就来自于孔子“均无贫，和无寡”（《论语·季氏》）等传统主张，并以此为基础，判定“社会主义”不是异质事物，而是中国本身所固有的。虽然这里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并不准确，还带有强制附会的色彩，但从熟知的儒学来理解表述马克思主义这一“异质”事物，使得马克思主义以大众熟知的理论样态出现，以便为中国人所接纳，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入驻中国的必由之路^[10]，也是更高级的中国化的基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入了正式发展阶段。党和国家的历代领导人在精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成果。这些成果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同时，又蕴含着中国文化传统。如，毛泽东思想中的“事实求是”，邓小平理论中的“小康”。这些富有传统文化内涵的表达方式，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通俗易懂，在指导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从这些理论主张上看，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也完成了从早期的强制附会到顺化调整的过渡，而这一转变得益于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耦合性的深刻把握。就“小康”概念而言，在马克思的设想中，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的普遍交往逐步建立，自由而全面的解放与发展将成为人类最终的历史形态，这是一种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真正共同体”——共产主义社会。对于儒家而言，最高理想的社会样态是“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其社会样态同样是以“公有制”为基础，这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可谓是不谋而合。同时，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具有社会主义特征的第一阶段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高级阶段由低级阶段发展而来。儒家相近，儒家将“大同”作为最高理想，而“小康”——“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礼记·礼运》）——则作为实现“大同”的近期目标。邓小平在深刻把握二者的基础上，赋传统“小康”之名以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时代化的“新实”，从而使“小康”概念在中国具有崭新的内容和时代气息，为中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可以说，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这种内在耦合性，才使得我们得以顺化调整的方式把握马克思主义，使中国人更容易理解接受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基于对二者耦合性上的顺化调整，才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颇为顺畅，并在历史潮流中为中国人们所选择、所坚持、所信仰。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儒学问题是涉及民族凝聚团结、社会安定发展，是关乎当代社会主义建设和马克思主义信仰建构的不容忽视的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问题。只有掌握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才能使马克思主义更具中国特色与气派、更加符合中国发展需要，坚定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动摇；也只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儒学才能更好地从中国传统文化领域过渡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能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文化自觉与民族自信奠定基础。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对传统文化的守成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是我们的精神命脉，也是中华民族发展的根本所在。重视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已成为中央到地方的共识。随着马克思主义深入中国化，探究儒学如何与马克思主义这一更新的、更高的文化思想形态互动融合，并克服儒学消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使儒学成为指导人类发展的先进思想文化因子，是儒学现代化的应然归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11]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科学的态度对待儒学，是回应儒学发展问题的首要方面。一方面，我们要加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宣传、教育。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要不断提升自己的理论研究水平，关注读者对认识世界、解决社会热点问题的需要和渴求，在保持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身品格的同时，创作出更加贴近群众生活的为大众所理解的学术作品，从而使大众能够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明确马克思主义成为我国根本指导思想的历史必然性，并逐步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另一方面，在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根据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原则，整体把握儒学的内在结构，明确儒学发展的逻辑起点、历史脉络、儒家各个学派及其价值理念，统筹兼顾儒学诸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既要反对把儒学发展历史碎片化的错误倾向，又要明确儒学在现当代思修、教化、伦理道德等方面的价值优势，还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区分“糟粕”和“精华”。革除糟粕、吸收精华的同时并对“精华”加以改造，赋予其新时代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增强儒学的影响力和感召力，以期符合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要求。

其次，加强党的领导与建设。“民以吏为师”，只有中国共产党先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信奉马克思主义；先承继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老百姓才能“信其道”“践其行”。一方面，党员、干部要抓紧将儒家文化精髓的传承和发扬摆上日程，深化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建立传统文化传承和发扬机制，“推动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群协同推进、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作新格局”^[12]。党员、干部在精准把握马克思主义并赓续民族精神的基础上，还要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让儒学价值观进入百姓生活，并转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力量，从而促使大众认同儒学。如抗疫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工作基调，从关闭离汉离鄂通道到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工作的实践；从疫情期间困难群众的兜底保障工作的开展到“六稳六保”任务的有序推进；从支援武汉到对在华外国留学生和来华外国人员的全力护佑，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深入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全面彰显了“以民为本”“仁怀天下”的文化传统。也正是在这样仁心仁义的感召之下，我党得到了最广大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从而在抗疫过程中能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从容应对各种风险与挑战。另一方面，要善于总结经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不仅在实践中彰显了我党的纯洁性、先进性和时代性，更在实践中全方位、多层次地诠释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真谛”。由此，如何总结我党自身建设的经验；如何能够在提炼并宣介儒学精髓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的同时，结合大众的表达习惯、审美情趣等，讲好儒学现时代的具体内涵；如何能够娴熟地将儒家文化进行语言转化，叙述好中国道路、讲好中国故事，从文化层面为世界共同问题提供中国解决方案，是我们在中国乃至世界舞台上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命力的重要一步。只有在国内国际舞台上“站得稳”，儒学才能在民众心中“立得住”，从而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自身价值理念当中，并以此指导自己的思想、生活和实践。

再次，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525只有当社会现实问题和美好生活需要，在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深度融合中得以解决时，个体才能进一步尊重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并增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比如，在抗疫斗争中，我国长期积累的物质基础、丰富的医疗资源，对科技的不懈探索与研发，是民众在抗疫形势最严峻的时候，依然能听党指挥，有序开展学习、经济、社会生活并保证其平稳运行的有力支撑。这也是百姓，特别是武汉人民等，在危难时刻依然能“识大体、顾大局，不畏艰险、顽强不屈”^[13]，相信党和国家能最终战胜疫情的坚实基础。“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新中国成立以来所积累的坚实国力，是从容应对惊涛骇浪的深厚底气”^[13]，也是民众相信党、拥护党、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基础。由此，我们“应当让儒学从高等院校、人文科研等学术殿堂中走出来”^[14]，将儒学所蕴含的人文主义思想融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之中，并在儒学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互动融合的基础上，深入对现代大工业生产、城镇化生活、农业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化等新生存样态的探索，深入了解并及时回应百姓最关心的现实问题与诉求，实现“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15]的新局面。同时，在后疫情时代，在精准把握医疗技术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对疫情防控的支撑作用的基础上，还要坚持“仁者爱人”“以民为本”的思想传统，建立和完善公平正义的社会制度和现代化的社会治理体系，促进医疗救治更加个性化、疫情防控更加精准化、中国之治更加人性化。只有将儒学从政治桎梏中解放出来，回归其人伦日用的本质，更多地去关注道德、伦理等现实问题，不断满足个体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和生命安全需要，减轻百姓巨大的经济生活压力，让百姓在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中切实感受到民生的改善、问题的解决，让大众真正体会到儒学“道德教化”等社会功能，引导大众自主学习、领悟、创新儒学中不断充实自身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儒学才能重新焕发出新时代的生命力，进而促使人们将注意力更多集中于更重要且更有价值的目标，从而达到情感管控的“平衡”。这样，通过宗教、文化等意识形态形式的错误价值观系统就很难借由慰藉心灵而达到意识形态控制，民众才能重视、尊重儒学，认同并拥护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最后，儒学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我们凝聚民族力量，牢筑精神文化家园的思想基础，其时代价值和历史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儒学复兴论调的高昂，是对传统文化重视的反映。但关于儒学的错误思潮也在瓦解主流意识形态的框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优秀传统文化为滋养，承载了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追求，同时，它又超越了传统、与时代同步伐，因此能够发挥感召作用，成为人们内在的精神追求和外在的自觉行动。不仅如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思想，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回答了中国未来发展的蓝图，具有以现实为导向的理论解释力。比如，战“疫”过程中，无数身先士卒的医护人员以及其他无名之辈践行着舍生取义的敬业意识、责任担当和奉献精神；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向全世界提供医疗及物资援助，也在构筑着协和万邦、仁济天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愿景，这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与传统文化的弘扬在新时代的彰显。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儒学的引领，无疑对错误思潮的正本清源以及对主流意识形态吸引力和认同感的强化具有重要作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就要坚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梳理蕴含其中的儒学精髓。将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统一于儒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结合中，“运用学术理论话语来支撑价值观层面的意识形态话语”^[6]220，讲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逻辑与本质，廓清儒学思潮的内涵及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现实影响，分清它们当中哪些是进步成分，可以为我们所借鉴吸收，哪些是反动的，需要进行批判肃清，以此倒逼儒学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同时，在理论和实践中，明晰主流意识形态，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比较优势；在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中，引领民族意识、文化自信、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的树立，并共筑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新时代，儒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其发展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并在与马克思主义的互动融合中，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中，在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实践中，完成一次最为彻底的、漫长的现代化改造，不断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