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中后期，针对科学社会主义面临的理论与实践双重挑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基础上，写作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下简称《发展》）一书，以回应当时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质疑和现实变化导致的无产阶级对革命前景的迷茫。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新思考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捍卫和发展，有利于在深化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加强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

《发展》作为一本认识和解读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著作，蕴含着诸多伟大思想，而理论的深刻理解必然以掌握时代背景、了解社会问题为前提。在19世纪后期，巴黎革命的失败和第一国际的解体，不可避免地给工人运动带来沉重打击。在接踵而来的挫折中无产阶级饱满的革命热情受到影响，他们甚至对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产生质疑。与此同时，巴枯宁主义、杜林主义、拉萨尔主义等各种思潮纷纷涌现，他们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曲解为“经济决定论”，鼓吹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严重误导无产阶级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在这一背景下，恩格斯将《反杜林论》引论的第一章、第三编的第一二章内容重新提炼创作出《发展》。由于《发展》是从《反杜林论》提炼而成，解读此文本及其创作背景，分析马克思主义面临的挑战，杜林主义当为主要分析对象。

第一，从伦理角度理解未来社会，将平等和道德作为论证未来社会合法性的依据。杜林从“两个人”的完全平等中构建社会的基本模式，在论证过程中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推论出社会中存在平等“公理”，认为未来社会“是‘社会的自然体系’，它植根于‘普遍的公平原则之中’”^[1]301。在杜林看来，社会的不公平、非正义和奴役现象正是破坏了“平等公理”的结果。因而，杜林强调在未来社会中只要按照“平等公理”进行“平等消费”“平等交换”和“平等劳动”就能实现普遍平等的社会主义^[1]316。在这一基础上，杜林提出“道德的世界……‘有其恒久的原则’”^[1]90。他将道德看作是超阶级的、超历史的，适用于一切时代、民族和种族甚至是其他的天体。进而，以永恒道德为基础，杜林创造出“永恒真理”，指出“只要它们的最终的基础都已经被认识，就可以要求具有同数学的认识和运用相似的适用性和有效范围”^[1]90。这也就意味着人所需要做的是等待这些真理被发现，再由它们支配整个社会沿着一定方向发展最终实现社会主义。

第二，通过掩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进而否认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从伦理角度进行论证的方式不仅是杜林理解未来社会的思路，而且这种思维逻辑亦被他沿用到考察资本主义社会过程中。按照“平等公理”的原则，杜林认为社会中有人“以暴力来实现他的要求”导致平等关系打破，资本主义社会才会出现不平等的现象。因而，杜林把政治暴力当作异化、奴役和不公平现象的源头，强调社会不合理的原因“必须从直接的政治暴力中去寻找，而不是从间接的经济力量中去寻找。”^[1]165。所以，在杜林看来，经济危机并不具有致命的危害性，“对巨大的危机来说，……这不是因为生产过剩……因为人为地造成的消费不足”^[2]672，危机的爆发仅仅是由于人民的消费不足。他将经济危机解释为消费环节导致的问题，认为群众的消费落后使需求在增长过程中遇到障碍导致危机产生。除此之外，杜林还把危机看作资本主义经济继续发展的一个跳板，指出“危机不过是对‘常态’的偶然偏离，最多不过是为‘更有规则的秩序的发展’提供一个理由”^[1]301。他认为经济危机只是应对偶然性或突发性事件的一种波动性，通过对这种波动来调整薄弱之处，进而恢复经济并成为新一轮繁荣的契机。杜林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否认和经济因素作用的否定，意味着进一步否认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

第三，否定无产阶级暴力的革命方式，倡导以改良主义的形式向未来社会过渡。由于杜林是基于伦理角度来理解未来社会，在这一前提下，他也必将以伦理的方式实现未来社会因而坚决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认为“暴力是绝对坏的东西”，“暴力的任何使用都会使暴力使用者道德堕落”^[1]192，将社会不公的矛头引向暴力。此外，他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很好，可以继续存在，但是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很坏，一定得消失。”^[1]315这也就表明，杜林认为以保留私有制、变革分配制度这种和平形式是实现自由、平等的未来社会的最佳方式，而不是以暴力来废除私有制。因而，杜林主张在保留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建立一个“共同活动，共同分配收入”的经济公社^[1]304。在这一公社中，“一种劳动……按照平等估价的原则和别种劳动相交换……贡献和报酬在这里是真正相等的劳动量”^[2]686，进而实现以普遍公平为原则的理想社会。

杜林主义以及当时与此相关的错误思潮的出现，对当时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指导思想的地位产生一定影响，也给无产阶级革命信心带来一定冲击。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未系统阐明社会主义的本质，而无产阶级恰恰又需要一种体系化的理论来指导革命运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杜林便乘机广泛传播他的社会主义理论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一些政党的出版物接受了这一荒谬学说，“还有些人已经打算以通俗的形式在工人中散布这种学说”^[1]7，甚至党内有人称赞杜林是科学领域内最热心、最果敢和最勤奋的首领，是社会主义的精神领袖。例如，伯恩施坦曾认为杜林“对于马克思与拉萨尔的辛辣的批评并没有削弱我们对他的信仰，一位果断的科学家挺身而出做社会主义的见证人”^[3]492；倍倍尔则认为杜林的“观点是出色的，我们完全同意”^[4]。针对这些情况，恩格斯分析指出，杜林带来的“幼稚病”虽然无法动摇本性健康的工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念，但这些思潮却会起到扰乱作用。这一局面的形成无疑会影响无产阶级的内部团结。情况也确实如此，当时政党内部争论不休，在革命理念方面也产生了较大分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为重释科学社会主义本真精神，巩固这一理论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指导地位，坚定工人阶级革命信念，恩格斯主动承担起批判错误思潮、澄清错误认识的重任。

杜林主义在起初并没有引起恩格斯的注意，但随其危害和影响的增强，误导了无产阶级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影响了无产阶级政党思想的指导地位。在此情形下，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发展者和实践者，恩格斯再一次对科学社会主义进行了论证和阐释，为革命运动提供科学指导，进而捍卫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第一，恩格斯从社会历史的客观性和主体的能动性双重逻辑来理解科学社会主义。恩格斯否定杜林完全依据伦理论证社会主义，但不意味着他否定社会主义的价值性。在批判杜林过程中，他将科学性和价值性结合起来，从历史的客观性角度和主体的能动性角度论证未来社会，将科学社会主义看作科学性和价值性的辩证统一。需要指出的是，恩格斯所说的价值性绝不等同于杜林宣称的永恒道德存在于社会之中。对于这一方面他在《反杜林论》中进行了严厉的批判。首先，道德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特定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恩格斯指出“人们……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1]99。他认为道德等观念的形成依赖于人们所处的经济关系的地位，不同阶级宣扬的道德具有特殊性，因而道德不是超阶级的。可以说，这种特殊性也就表明道德具有阶级性，“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恩格斯进一步揭示出道德带有统治阶级的阶级属性，“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1] 100}，统治阶级提出的道德只不过是为争取和维护自己的利益服务。其次，恩格斯认为不存在永恒的原则，平等、公平和道德等伦理观念“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恩格斯看来，无论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他们对道德的界定和解读都是依据所处的时代，“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1]113。这也就意味着道德呈现出的是一种动态变化的状态，除了人类社会停滞不前外，否则它们就不可能呈现出单一、固定的模式，因而人类社会中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原则，杜林的永恒道德也绝不存在。

在这一基础上，恩格斯在《发展》中主要从两个方面论证科学社会主义。一方面，强调科学社会主义的客观必然性。恩格斯强调，人类社会不是头脑中观念的反映而是时代经济事实的必然结果，科学社会主义是立足于社会现实基础上的。杜林不过是黑格尔的模仿者，实际上是他企图以伦理社会替代科学社会主义。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一切关系和现象都是经济关系的产物，“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包括每个历史时期的法、哲学和政治等上层建筑。社会的变迁和发展是人的感性物质活动的结果，是扎根于时代的经济事实之中而非某种观念或思维意识的现实反映。与此相应，科学社会主义是基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趋势而得出的科学论断。另一方面，基于社会发展客观趋势得出的科学社会主义，同时具有价值性意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指出“我们还没有越出阶级的道德”^[1]100，只要阶级对立没有消除，真正的人的道德就不可能实现，人依旧处于一个不自由的受异己力量支配的社会中。他在《发展》中进一步强调只有在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们才能实现更高级别的自由、平等和博爱，才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创造性和能动性，“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1]300。但是，杜林却认为人类只要发现永恒道德的规律就能够实现未来社会，反而否定了人是作为能动的个体存在于社会之中。据此，恩格斯进一步批判了把人看作被动地接受规律的支配来进行生产和生活的观点，强调“要使它们越来越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1]296。以此澄明，人不仅是历史的剧中人，更是历史的剧作者；人不但能解释世界，更要改造世界；人要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主动性的重要作用。

第二，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历史趋势在于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资本主义的灭亡不是恩格斯凭空想象的，而是其基于经济发展事实得出的结论。恩格斯始终坚持认为资本主义在经济关系上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他在批判杜林的基础上再一次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1]284，资本主义的灭亡以及“现代一切冲突的萌芽”源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

从历史主体方面来看，只要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无产阶级被迫与生产资料彻底分离，处于被剥削的地位，而且再也没有向其他阶级转化的可能。“工业革命创造了一个大工业资本家的阶级，但是也创造了一个人数远远超过前者的产业工人的阶级。”^[2]768这种生产方式使国家富裕、资本家富有的同时，却使无产阶级越劳动越贫穷，甚至产业后备军的形成使他们更加难以维持自身生存，从而导致“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2]812。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必然具有推翻资本主义的强烈的革命愿望，通过发挥自身的力量以反抗他们所处的环境。在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蕴含的力量在1842年时就已显现，只是那时工人阶级的革命意识还未完全觉醒，革命运动还缺乏科学的指导，革命组织的目标不够明确。但是随着革命运动的不断推进，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力量“已经登上舞台了”^[2]771，意识到自己具有强大的历史推动力，更重要的是“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工人”来壮大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并有力地推动了无产阶级队伍的发展。“阶级在人数上不断增加；随着人数的增加，它的力量也增强了”^[2]768。因此，两个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的过程亦是无产阶级革命力量集聚的过程，在两阶级冲突到达难以缓和之时，无产阶级必将发动一场社会革命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

从社会客观方面来看，资本主义灭亡的历史必然性是生产力社会化发展的客观需要。资本主义生产的组织性和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导致生产不能满足人的社会化需求，进而造成生产相对过剩，致使经济危机的到来。经济危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具体体现和写实，亦是恩格斯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有力依据。恩格斯再次指出经济危机爆发反映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不相容性，同时也体现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它没有能力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2]666。对于社会化的生产力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成为一种枷锁和桎梏，它要求出现一种与之相匹配的新的占有方式。不可否认的是，资本家解决危机所采取的托拉斯或国家垄断等新的组织形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危机发生的频率，改善了部门内部生产的无计划性。但是，这仅仅是暂时恢复资本主义经济和缓解其内在矛盾。整个社会生产无计划性的问题仍然存在，“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2]806，而资本家为保障自身利益，他们绝不允许使社会化生产力脱离这种束缚，只在小范围内进行轻微的调整并用“人民消费不足”等理由加以掩饰。恩格斯强调这些调整手段“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1]295，社会化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就不可能得到解决。这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依旧与社会化生产力不相适应，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依然存在。在20世纪爆发的危机确已证实了这一论断的科学性，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将走向崩溃并被一种新的社会形式取而代之，这是由其自身的局限性决定的不可改变的事实。

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彻底解决，资本主义将不可避免地会走向灭亡，最终被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所取代。

第三，实现科学社会主义必然路径是革命之路而非温和的改良之路。恩格斯立足于革命运动需要，深刻分析社会现实基础上，再一次指出“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1]297。恩格斯驳斥了杜林夸大私有制的合法性及其作用，将暴力当作绝对不能存在于社会中的东西的观点，批判其忽视了暴力革命必然性和把和平方式作为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唯一路径。在他看来，私有制维护和保障的绝不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反而会加深贫富分化的裂痕，使工人走向革命的道路。资产阶级不仅不可能主动放弃有利于自己阶级的经济基础而建立公有制，而且他们会利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加强上层建筑的地位，例如设置行政机关、监狱和警察等公共的政治机构，以此确保私有制的存在和运行，“一旦无产阶级敢于作为一个具有自身利益和要求的单独阶级来同它相对抗，它会以何等疯狂的残暴手段来进行报复”^[2]46。这也决定了无产阶级反抗的方式必然要以暴力为主，进而才能夺取政权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所以说，“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1]191，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根本原则。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和原因，恩格斯强调其用途并不是以某种强权制裁或剥削某些个人和群体，仅仅是为了获取废除私有制的权利，同时镇压和消灭资产阶级残存势力，建立和巩固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制度。

恩格斯在《发展》中虽然没有深入探讨暴力革命的方式，但在其晚年，为澄清外界对暴力革命策略的误解，恩格斯再一次系统论证了暴力革命的原则性地位。例如，他在回复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指出，“在当前，我们应当尽可能以和平的和合法的方式进行活动……但是，毫无疑问，你那样愤慨地反对任何形式的和任何情况下的暴力，我认为是不恰当的”^[5]582。由此可以看出，恩格斯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和平的方式革命，仅仅是因为“对每一个国家说来，能最快、最有把握地实现目标的策略，就是最好的策略”^[5]652，但是不代表其放弃和否认暴力革命的原则。在恩格斯看来，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党的长久执政是以暴力革命和武装力量为基础的，“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5]686。暴力革命是工人革命运动必须坚持的原则，合法斗争只是策略上的调整，通向未来社会的唯一大门和根本保障只能是坚守暴力革命的原则，否则只会“有人打我们的右脸，我们还把左脸也转过去让他打”^[5]582。

恩格斯通过对科学社会主义再论证，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误解，将之与其他社会主义区别开来，从而进一步使无产阶级明确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巩固了这一学说作为理论武器和指导思想的地位。时至今日，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捍卫和发展仍具有重要的价值，为新时代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和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第一，澄清了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误解，深化了无产阶级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恩格斯通过对错误思潮的批判和反驳，再一次系统地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首先，唯物主义是理解和形成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世界观基础，同时亦是辨别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主义的本质区别之一。与思辨哲学家们以“用头立地”“真理至上”的方式描绘未来社会不同，恩格斯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基础，再次论证了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因此，恩格斯再论证是再次系统地捍卫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有效举措，不仅使无产阶级深化了对科学社会主义世界观基础的认识，也为无产阶级辨别虚假的社会主义理论提供重要准则，使其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其次，以辩证的思维方式看待资本主义社会，使无产阶级进一步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恩格斯在阐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过程中始终贯穿着辩证法的思维方式，为科学准确地理解科学社会主义奠定了重要基础。恩格斯指出世界是过程的集合体，“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1]385，一切既成形式都无法脱离这一客观规律，资本主义社会更是如此。“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6]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通过辩证地观察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得出的科学结论。恩格斯强调“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2]691-692。

第二，再一次澄清了科学社会主义是开放发展的科学理论和社会运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7]。将科学社会主义“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1]22是《发展》中的核心理念，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所秉持的基本理念。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创始人任意构想出来的，而是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得出的必然结果结论，根植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过程之中。在批判错误思想和各种误解中，恩格斯反复强调，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这个运动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8]166。科学社会主义不是从某一原则得出的固定模式和教条，它是随着当前的状况而随时调整和变化，在不同民族和国家呈现出多样化的过程。因此，恩格斯从来不对未来社会做过多的细节性描绘，更不会对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做具体的硬性的条条框框，他所做的只是根据变化的实际做出相应科学预判和指导。这一理念是无产阶级开展革命运动所应坚持和遵守的基本原则。正如在十月革命后，列宁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深刻地阐释，“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9]466。由此可以看出，我们不能要求恩格斯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具体方案，无产阶级必须认识到科学社会主义是消除现存的不合理状况，从现实状况出发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绝不能教条化看待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更不能将社会主义看作一种固定模式，这是一种始终处在动态中的社会变革。

第三，恩格斯在回应理论误读和现实挑战过程中对各种错误思潮的批判，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具有重大启迪意义。首先，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近几年来，对于中国目前走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出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错误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或“新官僚资本主义”。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诋毁和曲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不是别的什么主义”^[10]。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充分认识到“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重要性，自觉地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公有制为主体”等策略，从而实现经济的迅猛增长。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从来没有背弃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反而将原则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的大地上，时刻牢记“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8]386的方法论原则。可以说，中国的飞速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无一不是因为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得以实现。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亦没有忘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目标，而是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全党的奋斗目标和发展动力，不断完善和健全人民民主制度和体制，强化人民群众在国家政务中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所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1]是一脉相通的，它是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科学社会主义。因而重温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捍卫和发展，不仅有助于消除错误思潮的不良影响，更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历史逻辑的一致性，增强民族的道路自信心。其次，我国始终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出现从未间断，这就意味着新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工作依旧任重道远。一方面，提高警惕意识，时刻防范其他意识形态的侵蚀，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新时代，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传播方式更加灵活、诋毁手段更加隐蔽，甚至攻击对象呈现年轻化态势。因而，化解这些挑战就要求加强舆论监督力度，完善监管防御制度机制，及时鉴别反动思想和观念，制止错误思潮的传播，消除不良影响，为青年人营造健康的思想氛围，“教育引导广大青年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听党话、跟党走”^[12]，培养新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拥护者。另一方面，加强理论武装工作，明确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和最终归属。在预防外来思想干扰的同时，要做好理论的宣传工作，通过时代化、大众化和民族化的方式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全体人民，强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引领力，增强广大人民的政治认同感和理论认同感，深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信念。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作为19世纪工人阶级认识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之作，至今依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芒。以这一文本为依据，从科学性和价值性双重视角思考恩格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捍卫和发展，一方面，有利于还原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本来面貌，激发理论活力，另一方面对于增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坚定共产主义信仰有重要的意义。尤其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关键时期，立足经典文本，重视和重读这一著作，才能更好地把握时代脉搏和世界潮流，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推动科学社会主义的当代发展，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