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用途英汉语对比是“语言和文化之关系”在学术文本中的具体实现，主要探讨如下基本问题。第一，用英语和汉语所撰写的学术语篇存在哪些异同？第二，产生异同的原因有哪些？第三，二者的差异给中国学者（或学生）的学术写作带来哪些影响？第一个问题考察学术英语、学术汉语的跨语种、跨文化对比，涵盖词汇、结构、篇章模式等对比内容；第二个问题揭示语言、文化、思维模式、教育体系、学科等各因素之间的关联和影响；第三个问题聚焦于英汉语言文化差异对学术写作的潜在影响，从而服务于学术写作能力提升。

20世纪90年代，Taylor & Chen、Bloch & Chi、李经伟等人开创性地对比考察了英汉学术论文中的语步特征、引用方式、礼貌策略等的异同^[1-3]。30多年以来，学术语篇的跨语言、跨文化、跨体裁、跨学科对比渐受学界关注，研究成果斐然，对国内学者的专门用途英汉语学习、论文撰写、国内外发表有重要参考价值，其理论和方法论贡献、前沿动态以及发展趋势亟待系统回顾和展望。本文基于1991年至2020年发表于国内外的学术用途英汉语对比研究论文，梳理文献采取的研究方法、对比的核心语言特征和取得的主要结论，简述研究的价值和难点，展望该领域的发展趋势。

本文主要回顾1991年至2020年发表于国内外的学术用途英汉语对比研究论文。第一步，以“英/English”“汉/中/Chinese”“学术/academic”“论文/article/paper”“文本/text”“文化/culture/cultural”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Google Scholar和Web of Science中检索相关度最高的文献。同时，利用参考文献列表，扩大文献覆盖面，最终获取近70篇国内外期刊论文。第二步，按照如下标准进行文献筛选。（1）只选取实证研究论文，即建立了一定规模的语料库，有明确的研究问题和对比方法，得出了一定的英汉异同结论；综述、书评、理论评介以及其他语种研究不在此列。（2）所考察的文本类型均在学术用途语言范畴之内，主要包括实证研究论文、书评、期刊论文摘要、专著前言、学位论文致谢等。（3）文献范围为SSCI、A&HCI、CSSCI（含扩展版）、中文核心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AMI）引文数据库。最终，共筛选出51篇符合上述标准的文献，其中国际、国内刊物论文分别为10篇、41篇，出版年份分布为1篇（1991）、1篇（1996）、3篇（2001—2005）、13篇（2006—2010）、17篇（2011—2015）、16篇（2016—2020）。

学术用途英汉语对比研究大致遵循如下步骤。首先，根据研究目标，按照统一标准建设英汉双语语料库。接着，选定研究对象，对语料库开展人工或机辅标注。随后，借助一定的统计工具、计算方法，得出多用（overuse）、少用（underuse）等结论，概括总结跨语言、跨文化异同。最后，分析异同形成的原因，提出研究结论的应用价值。本文重点评述三方面核心问题：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研究结论。

根据文献，绝大多数学术用途英汉语对比研究同时采用三种研究方法：对比修辞学、体裁分析和语料库方法。对比修辞学认为，母语思维直接影响二语写作的组织方式^[4]。该学说最初聚焦于“本族语者英语VS非本族语者英语”，后将观察视角扩展到“本族语者英语VS非本族语者母语”，后者为英汉语篇修辞对比提供了“实质性研究路径或目标（substantive approach or goal）”^[5]。

对比修辞学和体裁分析存在紧密关联。Flowerdew认为二者都是学术英语研究的主要方法^[6]，而从文献来看，它们无疑也是学术英汉语对比研究的共同方法。体裁分析的主要作用是将描述对象限定于局部范围。在“学术体裁”泛称下，期刊论文（相对于学位论文、专著、教材）、实证研究论文（相对于理论研究论文）、语言学论文（相对于医学论文、物理学论文等）均有鲜明的体裁特征。在期刊论文内部，摘要、引言、方法、结果、讨论等“亚体裁”^[7]也各具特色。为免界定混淆，本文使用“文本类型”来统一区分和归类文献所使用的语料。经统计，51篇文献聚焦于9种文本类型，分别为：研究论文全文、论文引言、摘要、讨论部分、结论部分、书评、学位论文致谢、专著序言、专著前言。图1显示了30年间英汉对比所聚焦的文本类型（颜色越深，代表文献出版年份越近）。可以看出，从1991年至2020年，无论是研究数量还是文本种类丰富程度都有明显的上升态势。究其原因：第一，计算机大规模文本处理能力有了明显提高；第二，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中外论文数据库不断扩容，语料获取难度降低；第三，体裁凝聚着人类不计其数的交际目的，每种体裁的跨语言对比研究都能够产生有别于其他体裁的结论和解释，吸引着研究者不断深入探索。

图 1

图 1 学术用途英汉语对比研究的文本类型 Fig.1 Text types in contrastive studie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for academic purposes

英汉双语可比语料库是本研究的基本工具。语料库建设呈现如下三个发展特点。第一，总体上库容不大，百万词级语料库很少。摘要对比研究多使用40～160篇（指英汉总篇数）文本，引言和书评多为30～60篇，研究论文多为40～80篇。在明确报道语料规模的文献中，摘要的平均库容为5.5万词/字（指英汉词/字数相加总和），书评、致谢和研究论文分别为13万、18万和40万词/字。建库设计偏重于语料的可比性、权威性、新颖度。第二，标注质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研究效度。为此，许多研究中，标注工作由两名研究人员独立执行，经反复讨论后确保一致性^[8]。只是，多数研究着力于单词层面的标注，较少涉及固定或半固定短语、小句等多词单位。第三，绝大多数研究明确限定了文本的所属学科。据统计，共计36项为单一学科研究，其中“语言学”独占23席。其他学科的英汉语篇在体裁和修辞层面的异同之处仍是一个极具研究空间的话题。

学术用途英汉语对比研究所关注的语言现象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为篇章结构，包括语步的发生次数和所在语篇的数量^[7]、语步的句子数量^[1]、各文本使用的篇章模式^[9]、实施篇章组织功能的句子数量^[10]等。从历史上看，语篇模式对比沿承了对比修辞学传统，是初期学术用途英汉语对比研究的主流方向。在全部文献中，共12篇专门对比篇章模式，10篇为篇章模式和词语的结合讨论。而这上述22项研究中，共14项使用了引言或摘要语料（见图2所示），这是由于引言和摘要有着较强的语篇结构规约性。相比而言，书评、学位论文致谢等文本类型很少被探讨篇章模式。

图 2

图 2 学术用途英汉语对比的研究对象和体裁 Fig.2 Subjects and genres in contrastive studie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for academic purposes

第二类为表达态度、情感和立场意义的词语，这是英汉学术语篇对比研究中最引人注意的话题。此类研究大多起源自Halliday的语言功能理论^[11]、Halliday和Hyland & Tse的元话语理论^[11-12]、Martin & White的评价理论^[13]，且近30年来研究热度始终未减。Hyland & Jiang曾分析过去40年发表于SSCI刊物的12 600篇EAP论文，发现“identity（身份）”“genre（体裁）”“interaction（互动）”“discipline（学科）”等研究话题数量显著增长^[14]，这一结论和本文所回顾的英汉对比研究趋势基本一致。

经统计，以人际意义构建为对比目标的研究共计38项，占全部文献的74.5%。依循Hyland理论框架的研究对象有元话语^[15-16]、模糊限制语及强势限定语^{[8, 17-18]}、立场标记语^[19]、指令行为^[20]、作者身份^[21]等；依循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框架的研究对象有态度资源^[22-23]、级差资源^[24]、介入资源^[25-26]、投射结构^[27]、引用^[28]等。相当一部分研究采取语步分析方法，探索表达态度意义的词语手段在各语步中的分布^{[20, 26, 29-34]}。这些理论视角显著拓展了学术用途英汉语的对比内容，使得跨语言和跨文化视角下的人际关系构建对比成为英汉学术话语研究的焦点话题。

英汉学术写作异同并存，这是所有学术用途英汉语对比研究的基本结论。Mauranen认为，学术写作的共性是体裁共性，因为体裁是话语社团可识别的典型社会行为^[35]。卫乃兴指出，“学术英语本质上是一种受限语言或子语言”^[36]，即，语言事件的参与者（专业人员）、话语行为（比如专业词语）、非话语行为（比如图、表）和话语效果（专业知识传播）都受到严格的约束限定。学术体裁的“受限性”决定了世界各国语言所撰写的学术语篇均使用类似的概念传递、篇章组织和态度表达方式。这决定了英汉语学术写作使用大量相似的词语手段和语篇结构，特别是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英汉学术语篇均强调客观性、事实性，因此，英汉论文引言均高频使用相对客观的“鉴赏”资源，较少使用“情感”和“判断”资源^[32]，英汉论文均高频使用“过渡标记”，较少使用“态度标记”^[15]。

第二，中外学者在劝说读者接受研究结论时，充分考虑到读者的面子需求。英汉语书评均高频使用模糊语、让步结构、转折性词语和表达惋惜同情的词语，这是中外学者采取相同礼貌策略的结果^[3]。英汉语论文中，模糊限制语均集中发生于“结果和讨论”部分，便于读者接受作者的核心观点和解释^[18]。I，we等人称代词在摘要中较少发生，以减弱话语对读者面子的威胁^[21]，但是它们在前言中高频发生，以此强调作者的“亲身体会”^[37]。

第三，英汉语论文具备相似的语篇结构，以论文引言部分的语步模式最为典型^{[1, 30, 38]}。Loi认为，这可能反映出长期以来英语论文写作惯例对汉语学术写作的影响^[38]。

英汉学术文本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跨语言、跨文化差异，隐藏于“学术话语普遍性”背后的“语言文化个体性”是对比修辞学家所探索的另一主要话题。Mauranen将学术写作差异归因于修辞，也就是用于提升可信度的劝说性话语^[35]。在文化、语言、教育体系、出版市场环境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英汉学者均选择最符合目标读者需求的劝说策略，而实现策略的典型途径是作者和读者的人际关系构建。

宏观上看，汉语摘要篇幅短，随意性较大^[7]，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汉语学术语篇注重内容，而非格式和规范^[33]；第二，汉文化重悟性和辩证思维，英美文化重理性和逻辑思维^[39]；第三，汉语论文表达含蓄，由读者负责会意，这是低语境文化在写作中的体现^[40]。进一步对比语篇完整性，可见汉语论文普遍简化文献回顾部分^[1]。对于前人研究，汉语论文更多地使用支持型引用^[2]，避免揭示其弱点^[39]；对于其个人研究，尽量隐化研究价值和贡献^[40]。张滟等认为，汉语学术话语社团文化不倡导驳斥他人，这与西方学界的“反证论辩”修辞传统截然不同^[41]。总体而言，汉语论文的主要话语策略是通过委婉含蓄、留有协商空间的表述来取得读者信任。

微观上看，词语的对比结论也佐证了上述趋势。在书评中，汉语的否定态度评价比例低于英语，且多以隐性方式呈现^[23]。英语书评既有先抑后扬，也有先扬后抑，而汉语只有先抑后扬^[27]。这是因为汉文化崇尚“和而不同”，而英语文化趋于构建辩论式、批评式的对话模式。同时发现，英语书评中的投射动词、聚焦资源、动词隐喻均多于汉语，这既可能是语言差异所致，也有学术论文写作策略因素和思维模式因素^{[24, 27, 42]}。

与此同时，为了建立真实可靠的作者形象，中国学者比西方学者更加重视文本的权威性和严肃感。不论是研究论文、论文引言或是书评，汉语的元话语出现频率均低于英语^{[15, 29, 43]}。其中，表达“不确定”态度的模糊限制语数量明显少于英语^{[8, 17-18]}，表达作者深信不疑态度的强势限定语（booster）则正好相反^{[8, 16]}。这可能是因为，汉语趋于使用直接明快的精确语言，而英语追求广泛性和普遍性^[17]。综上，汉语学术文本中：“含蓄委婉”反映了谦虚低调的作者形象，利于保护读者面子，提前避免潜在冲突；“严肃权威”反映了无可动摇的作者形象，可使读者迅速接受研究结论和观点。这二者看似对立，实为互补，共同构建起中国学者的劝说策略，这是有别于英美学者的主要特征。

综上所述，从1991年至2020年，学术用途英汉对比研究取得了较快发展。第一，英汉异同分析的主要贡献是形成了一套广泛适用的分析框架。具体来说，首先，以定量统计结论为依据，对两种语料库中的词语、句式、篇章模式等方面做出使用频率对比。其次，从语言功能出发，对英汉作者的语言使用意图和策略做出更高抽象度的描述。再次，结合专门用途英语/汉语、对比语言学、翻译学、人种学、跨文化交际等理论，提出产生异同的原因。最后，提出研究的应用价值。

第二，研究问题广泛、深入，人际关系构建成为研究焦点，汇集了本领域的绝大多数主要成果。这些研究不约而同地指向学术话语的一大重要特征：作者、读者和文本之间的有机联系是学术写作的基本属性，而非可有可无的“配料”。而在双语语境下，人际意义词语手段的选用反映了作者采取何种修辞策略来说服读者接受结论和观点，这些选择和话语社团的语言文化有密不可分的关联。

第三，方法上，越来越多的研究把被对比语言实体置于一定层次的语境中，这是因为文本类型、学科、语步都会对语言的形式和功能分析产生影响，从而影响标注、统计和对比。中小规模语料库为主要文本来源，但近几年大型语料库也开始得到重视并应用于英汉学术语言对比^[44-45]。

同时，本文认为，在异同原因阐释、语料库种类、短语对比、研究成果应用等方面，目前仍存在如下缺憾。

第一，多数研究似止于英汉学术话语现象描述，异同成因仍未得到充分解释，不足以形成具有较高参考价值和可重复性的解释路径和对比标准。Mauranen将学术话语特征分为“体裁驱动”（genre-driven）和“文化驱动”（culture-driven）两大类，它们共同制约修辞策略的使用和修辞手段的选择^[35]。目前的研究对“体裁”因素考量较多，而“文化”因素调查稍显不足。首先，多数结论试图围绕民族文化展开讨论，自上而下推演至当地话语社团文化、教育文化等。但是，对隶属于不同范畴和层级的文化如何影响英汉学术写作，尚未形成系统性论述和确切、可操作的分析路径。其次，对学科文化的分析不够全面，“语言学”以外的英汉文本对比明显不足。Taylor等认为，跨语言学术文本对比研究“应尤其重视各个学科的修辞特征”^[1]。随着语料库建设手段的日趋成熟，新的学科不断加入应是英汉学术文本对比的趋势。最后，Connor认为，除了民族文化和学科文化，还应进一步考察更细微的“小文化”，譬如作者的年龄段、性别、论文写作经验等^[5]。由此看来，学术用途英汉语的种种差异不能简单归因于中西方文化不同，而应视为由多种文化因素共同构筑而成。厘清这些因素的性质、种类、数量、脉络关系、强弱程度是系统解释学术英汉语差异的前提。

值得注意的是，迄今为止，有个别研究建设了三种语料库，即，在本族语学术英语、本族语学术汉语和中国学者所撰写的学术英语。根据Yang的研究，本族语英语论文中的情态动词数量最多，本族语汉语论文数量最低，中国学者在国内刊物上发表的英语论文则介于二者之间^[18]。此类研究目前尚不多见，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于研究的复杂度所致。但是，已有的研究表明，三库对比能够为英汉差异解释提供间接证据，有助于论证中国学者所撰写的英语论文在何种程度上受到英语和母语的双重影响，这对于英汉差异解释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二，语料标注有利于语言意义和功能特征的详尽描述。但是，长期以来，标注和分析的语言单位大小各异^[46]。是否区分对待单词和短语、如何划定单位界线、如何明确短语长度，多数研究语焉不详。短语是学术英语的重要组成部分^[36]。在语料库驱动的对比短语学视角下，发掘词语在高频序列中的功能实现形式是考察双语异同的关键任务^[47]。但是目前，多数研究在分析被比对象时并不考虑词语搭配，也很少将词语置于高频短语序列予以考察。无论是研究视角还是方法，对于英汉学术文本对比而言是一个值得探索和突破的重要方面^[45]。

第三，或许是由于篇幅等原因，多数文献仅简要列举研究的潜在应用领域，很少深入探讨如何利用研究成果来解决现实中的具体问题。实际上，英汉学术文本异同研究对专门用途英汉语翻译、写作实践和发表、EAP教学有着较高的借鉴价值，尤其有助于中国学者在增进“本土文化认同意识”^[39]的同时，“顺利地进入特定的学术话语社团”^[32]。大多数研究主张，我国英语学习者应提高跨文化差异意识，使之成为“话语专业能力”（discoursal expertise）^[48]的一部分。不少学者认为，本国学者不应完全摈弃母语文化或照搬英语，而应做出适当修正以满足国际评审专家和读者的需求^[49-50]。但是目前，还未有人专门讨论英汉语学术写作文化的对接，尚不清楚应在何种程度上有意识地调整本国文化惯例、在何种程度上非英语文化能够被国际刊物接受^[46]。这些问题起始于语言和文化，落脚于期刊论文发表的规则惯例及其变化，因此，目前基于多语种语料库的定量分析可能已经无法完全满足研究需求。这种情况下，通过调查、访谈等形式获得质性数据^[49]是另外一条同等重要的路径。

上述研究方向和话题无疑需要从事对比修辞学、语料库语言学、翻译学、对比语言学、专门用途英语等领域的学仁进一步开拓，开展跨学科合作，以期获取更全面、更可靠的学术话语跨文化差异，为科技文献翻译、专门用途语言教学、国际学术交流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