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是当代英国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 （Ian McEwan, 1948—）2005年出版的小说。小说以伦敦城为背景，讲述了神经外科医生亨利·贝罗安的一天，并围绕着他的个人视角和复杂的城市体验，书写了21世纪英国的城市病症与怪象。

《星期六》自出版以来，国内外研究者从各个层面对其进行解析。国外研究的关注点集中在小说使用的叙事手法和其反映的英国现状等层面上。例如，考特尼(Hannah Courtney)在其文章《叙述时间和慢速场景：伊恩·麦克尤恩小说中事件和思想呈现的互动》中指出麦克尤恩在包括《星期六》的几部小说中，运用了“慢速场景”（slowed scene），这是种界于场景（scene）与停顿（pause）间的时距（duration），它的叙事时间长于故事时间，且必定具有提示物理或心理活动进程的标记。这一叙事技巧“使作者能够通过‘不寻常’的叙事手法来揭示和模仿小说人物在危机时刻、在压力下体验到的非凡的慢动作所带来的时间感”^[1]。迈克尔·罗斯(Michael Ross)所写的《在黑暗中的星球：伊恩·麦克尤恩的〈星期六〉和英国现状》则呈现英国现状的经典批评。他指出“阿诺德在《多弗海岸》中听到的‘令人困惑的麻烦和逃离的警报’遍布了《星期六》的伦敦城”^[2]。国内研究的关注点同样集中于小说反映的西方社会和城市现状，或结合批判理论来解读小说。例如，但汉松指出《星期六》反映了一种后9·11式的崇高，意即对暴力的失败性想象和对人的生命的赞扬。麦克尤恩将这种超越了地缘局限的崇高性与西方社会所提倡的反恐主义作对比，指出后者其实是排他性的“团结”，由此呼吁人们关注自我与他者的相通性^[3]。申圆和史志康则从伦敦的建筑、商品等景观入手，认为景观下掩藏着城市的社会文化病态^[4]。曲涛和孟健将文学伦理学和叙事学结合起来分析小说的道德叙事，认为小说反映了在后9·11语境下的英国中产阶级的道德嬗变^[5]。

麦克尤恩的作品有着很多一以贯之的主题，如创伤、伦理道德、文学与科学间的关系、英国历史和政治问题等。继《爱无可忍》对德·克莱拉鲍特综合症的探讨后，麦克尤恩在《星期六》中进行了不少的疾病描写。值得注意的是，他曾花了两年时间跟随一名神经科专业医生来学习病理学知识。小说中的主人公贝罗安自身不仅呈现了作为都市人焦虑不安的精神状态，而且作为一名神经科专业医生，他本应对疾病和患者进行客观的评价，却将城市问题与疾病联系在一起。他做手术时，为了“避免碰上‘人的大脑的运动带’，他不知道费了多少时间绕道实施手术，就像躲避美国城市里的不安全的街区一样躲避着它们”^[6]302。小说的楔子更是引用了《赫索格》中的一段关于城市的描述：“能否举个例子？比如说，何谓人类？我们，居于某个城市，生于某个时代，蜕变无休无止，从属某个群体，被科学转变……任由野蛮和原始在高度文明的城市里继续肆虐。”^[6]这直接指出了科学的局限性，并体现了作者对城市现状的思考和危机意识。塞巴斯蒂安·格罗斯（Sebastian Gros）在《伊恩·麦克尤恩与〈星期六〉中的当代城市意识》指出：“伊恩·麦克尤恩是我们体验当代城市最重要的探险家之一，而伦敦在他探索过程中起了核心的作用”^[7]99，强调了城市在《星期六》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疾病表征与小说的城市语境可以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目前对《星期六》中的疾病书写研究极少，尽管朱婷对小说中的疾病隐喻做了探讨^[8]，但没有将疾病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内涵和小说的城市现状的主题联系在一起。

因此，本文从桑塔格的疾病隐喻理论出发，通过对小说疾病书写进行分析，发现当代市民精神病态呈现普遍化，同时，一些疾病在当代城市中仍受到污名化，导致患者遭受城市的孤立和排斥。因此，本文指出这些疾病隐喻了当代城市的病症，即当代城市对市民的压迫和城市对边缘人群的恐惧与偏见。本文认为尽管《星期六》通过疾病书写隐喻城市痼疾，但它同时也在探讨城市的救赎之路，试图通过人类间的共情来重构和谐城市。麦克尤恩通过疾病书写表达了对城市高速度发展的惶恐不安，对小说的疾病隐喻进行剖析能够更好地了解麦克尤恩对英国及西方当代城市问题的思考。

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疾病的隐喻》包含两篇文章，它们并不是关于疾病的专业性医学论文，而是关于疾病的意义和对其的社会文化批评。这两篇文章都在通过考察疾病——如结核病、艾滋病、癌症等流行病——是如何被隐喻化的：从仅仅身体上的病症转而与道德评判、社会文化、政治权力、战争等非生理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这本著作的目的是为了还原疾病的真实面目，减少人们对疾病的偏见，从而揭露和批判疾病隐喻的社会文化逻辑。

桑塔格首先在论文中指出疾病受到了不公正的道德性评价。“只要某种特别的疾病被当作邪恶的、不可克服的坏事而不是仅仅被当作疾病来对待，那大多数癌症患者一旦获悉自己所患之病，就会感到在道德上低人一头。”^[9]8例如，艾滋病常常与邪恶、罪过、堕落等词汇联系起来，导致患者的人格和道德遭到贬低。桑塔格认为，这些强加在患者身上的重压隐喻了社会和文化上令人不安的现象。

疾病隐喻进入道德范畴，不仅会增加患者的心理负担，还使他们受到边缘化和他者化。“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9]5但是，人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9]5。因此，健康和疾病构建了一组二元对立，疾病受到排斥和贬低。拥有健康的人将患病的人排除在社会主流之外，让后者成为边缘人群，即不正常、偏离社会常态的“他者”（others） ¹。查日新与汤黎指出，在健康/疾病这一组以后者为劣势一方的二元对立思想的影响下，健康人群不仅会对患病群体进行道德评判，更会利用疾病隐喻对后者进行权力的压制，因此疾病是“他者化”的同谋^[10]。桑塔格作为一名癌症患者，深知疾病隐喻“使得人们把疾病看作是脆弱的 ‘他者’自己所惹的祸”^[9]135，由此她进一步指出疾病隐喻并没有只停留在道德层面，还进入了政治权力话语、军事话语与社会文化等范畴，成为某一群体压制另一群体的工具。桑塔格的疾病隐喻理论解构并重构了健康/疾病这一组传统的二元对立思想，它揭露了疾病隐喻背后的权力话语，倡导对疾病的去隐喻化，让人们正视疾病本身与树立人本思想。

虽然解构主义的出现使得西方盛行的二元对立思想得到揭示和解构，但是对二元对立思维的披露不可能一蹴而就。当今社会仍存在非此即彼的思维，例如，患者仍然受到社会不同程度的偏见和排斥，即便再开放发达的城市文明也仍残存着对疾病的污名化现象。《星期六》中的贝罗安对21世纪的伦敦城赞口不绝，认为是人类文明的一大成果。然而，他患有欣快症（euphoria），同时还惧怕和母亲一样得上阿尔茨海默症，从而被城市遗弃。他作为一名专业医生仍无意识地将患者巴克斯特看作导致社会失序的因子，从而将疾病污名化。他失去了应有的对病人的伦理关怀，将对方视为对立的“他者”。此外，小说与《多佛海岸》的互文性暗示了贝罗安口中梦幻的社会实际上没有爱、对他人的理解和对痛苦的援助。可见，麦克尤恩利用主人公医生这一特殊身份，更为讽刺地指出当今城市文明并非如表面上的开放包容，城市还是存在着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想。因此，本文针对《星期六》中的疾病隐喻进行怯魅。

小说的主人公贝罗安是一名成功的神经外科医生，其妻罗莎琳是律师，女儿黛西是获奖的诗人，儿子西奥是有名的乐手。可是，贝罗安这样事业成功的中上层阶级“常常为自己这种持续而扭曲的欣快症所困扰”^[6]4。他平日工作繁忙，到了星期六却由于过度的劳累导致了病态的兴奋。“euphoria”意即一种短暂性兴奋，属于病态的精神状态。人本主义心理学创立者罗格·梅（Rollo May）将这种精神状态归结为焦虑的体现，而这种病态的焦虑可在某些文化中找到来源，“便是向崇尚商业与机械价值的世界靠拢的压力”^[11]5。

贝罗安将欣快症归结于自身工作后的疲惫而产生的亢奋，疾病成为他艰苦奋斗、职场得意的符号。以生产效率为中心、崇尚商业与科技的当代城市文化支撑着城市的快速运转。贝罗安与妻子对工作的渴望已经到了病态的地步，“工作俨然成了安排他们生活的日历，除去事业之外他们似乎一无所有——亨利·贝罗安和罗莎琳·贝罗安就是一对事业的奴仆”^[6]26。贝罗安认为伦敦及其城市文化是人类伟大的成就，欣快症隐喻了他的价值所在，有学者指出“贝罗安对伦敦的不加批判的赞美完美地反映了他欣快的精神状态：这座城市成为他自满和自大的投影，是一个主观臆想的虚幻形象，而不是真的现实”^[12]。因此，贝罗安热爱用工作填满生活，通过工作所获的成就来证明自己在城市中的地位和价值，就连他的星期六也是被计划填满的一天。他无法接受繁忙的工作后突然的空闲，只能将周六也按照工作日一样有计划地进行。一旦计划受阻、规律紊乱，他的神经便受到撼动，变得尤为焦虑、“迷茫和烦躁”^[6]4，甚至“陷入灰调的情绪”^[6]147。在周六的晚上，他因要给巴克斯特做手术而回到医院，而“没有什么比回到工作中更让贝罗安感到快乐的了，让他宝贵的星期六没有虚度。当站起来离开手术室的时候，他得出的结论是自己不是一个正常人”^[6]307。

相对于将自身所患的欣快症视为自身有价值的象征，贝罗安将母亲的阿尔茨海默症视为压抑的、精神死亡的病。贝罗安具有身材焦虑，偶尔会在沐浴之后仔细观察自己赤裸的身体，判断是否有衰老的迹象。他害怕自己会像母亲一样得阿尔茨海默症，恐惧自己的记性会消退。在养老院看望母亲时，“他想到自己再过三十五年或许用不了三十五年也会变成母亲这个样子，所拥有的一切都将被剥夺，丧失了全部能力，变成了一个萎缩的老朽”^[6]198-199。因此，这种疾病对于他而言象征着精神死亡与被城市遗忘。“为了避免他母亲那样的命运，追求绝对的健康，他必须苛刻地要求自己，不能像母亲那样精神死亡”^[6]199，这让他总是处于焦虑状态。他每次与母亲告别后，都感到心情是无比的释放，这意味着他可以远离养老院中衰老和疾病的气息，回到物质富足的世界中去。作为医生，贝罗安目睹了许多病人在痊愈之后就赶紧“重新投入到事业中去，归根结底还是工作——能够工作已经俨然成了健康的代名词”^[6]27。城市人恐惧因患病而不能工作，担忧会因此而偏离生活的常态，这反映了在理智主义至上的时代，人们面对不可控情况的普遍集体性焦虑。

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认为当代人在享受快乐和失去一切的恐惧之间奔走应付，卷入炽热的工作和竞争中，神经焦躁而衰弱，需要从娱乐和物质中寻找慰藉，是“忧郁的栖居者”^[13]。小说中的贝罗安作为当代城市的中上层阶级，陷入无休止的竞争，追求无意义的享乐和忍受无穷尽的失眠，形成消耗精力的恶性循环，导致自己越发的焦躁与疲倦，患上了欣快症。同时，他害怕像母亲一样患上阿尔兹海默症，恐惧失去在城市中所拥有的一切。桑塔格指出，19世纪的西方人热衷于将结核病这种当时使人丧失行动力的恐怖疾病与文雅、浪漫、风度和上流等词汇联系到一起。人们对疾病进行浪漫化，不但没有正视疾病本身，更是对自身身体健康的忽略。同样，欣快症是人们因过度疲倦而导致的病态兴奋与焦躁，理应得到重视和解决，但贝罗安却将欣快症看作是工作得意的象征。这样的问题反映了当代城市文化的缺陷：快节奏的发展方式是建构在个人精神健康的消耗和磨损上的，但诸如贝罗安的人却将这种精神病症作为城市中成功的象征，将阿尔茨海默症等同于衰老、死亡和被城市遗忘的命运。

《星期六》的故事发生在2003年2月15日的英国的伦敦城，此时9·11事件刚刚过去18个月，西方城市仍未摆脱全球恐怖主义的阴影。星期六本来是贝罗安休养生息的一天，然而他却在凌晨3点突然醒来，透过家里的窗目睹了一架着火的飞机向机场驶去，这让他不可避免地担心9·11事件会不会换个城市再次上演。尽管后来新闻证明了这只是一次飞机故障事件，但这一天的平静已经被打破，转而由恐怖的氛围开始。早晨，贝罗安在伦敦街头遇到了反战游行队伍，心中的不安更是加剧。他接下来由于绕道，与巴克斯特一伙人产生了小车祸。一开始贝罗安就将心中积压的不安情绪投射到了对方的疾病上，巴克斯特的出现和因患病导致的手舞足蹈让他下意识地将对方视为潜在的恐怖分子。在这过程中，贝罗安形成了排他性的自我认同：通过排斥和自身不同的个体形成自我的身份认同。他认为自己和患不可治愈之病的对方俨然属于社会的两种群体，即城市中的主流群体和被排斥的边缘群体。

在两辆小车相撞后，贝罗安就判定这是“一场城市闹剧”^[6]104。贝罗安根据自身的医学知识，很快断定对方是患病的，而对方的小混混同伴奈杰尔“仿佛有嗜睡症似的”^[6]107。崇尚科学和深明医疗知识的贝罗安本不应对病人产生主观的道德性评判，但他下意识地把对方贬低为文明的对立面，觉得对方的外表像“猿猴”^[6]105，是不利于社会正常运作的“他者”。桑塔格认为人们往往将“内心最深处所恐惧的各种东西（腐败、腐化、污染、反常、虚弱）全都与疾病划上了等号……藉疾之名（也就是说，把疾病当作隐喻使用），这种恐惧被移置到其他事物上”^[9]53。贝罗安的话中明显透露出他对来自社会底层的巴克斯特的恐惧，认为对方由于病情的不可控而可能随时使用暴力。贝罗安总是认为：“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些人在有意识、有秩序地组织起来，企图杀掉像他这样的人，以及他的家人和朋友，来证明自己的某种信念。······可能在这座城市里，在相同的人口基数下，死亡率却要更高一点。是不是他过于恐惧以至于无法面对这样的事实？”^[6]97生活在9·11阴影下的城市，贝罗安对于城市治安情况总是惶惶不安。正如多米尼克·海德（Dominic Head）所说：“贝罗安被对与自己截然不同的 ‘他者’的误解所蒙蔽”^[14]185，受先入为主左右的贝罗安藉疾之名，将内心对于“他者”的恐惧与巴克斯特的疾病划上了等号。

当晚，当贝罗安和家人享受齐聚之乐时，巴克斯特携带刀子入侵了他的家庭。可贝罗安几乎忘了这位恐怖分子，“忘记了他不幸的病症和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尼古丁的酸味，以及他不能停止抖动的右手，他奸猾的举止被头上的帽子凸显得更加猥琐”^[6]249。疾病此时等同于社会的低等（inferio-rity），被用来隐喻患者人格的污秽、道德的堕落和浮现在外在的丑陋。贝罗安知道是自己的责任，使得他和他的家人面对恐怖的威胁，因为他“在街上当着他同伙的面羞辱了巴克斯特，尤其是在他已经猜出了巴克斯特的症状之后还是那样做了。显然，巴克斯特现在来到这里是想在同伙面前挽回自己的名誉”^[6]253。贝罗安的做法不仅给患者带来了羞耻感，更可能使其产生反社会性。当城市中的“他者”受到过度的歧视和羞辱，他们容易诉诸于极端的做法来维护自己的尊严。

贝罗安的女儿黛西用诗歌感化了巴克斯特，后者决定放弃对黛西的侮辱。贝罗安诱骗巴克斯特和他上楼看医学资料，并最终和他的儿子合力将巴克斯特从楼梯上推了下去，这切断了自己和对方沟通和共情的可能。贝罗安觉得自己从这位患者的眼里“看到他对欺骗的谴责”^[6]274，然而他认为巴克斯特的下场并不无辜。他将亨廷顿舞蹈症看作是巴克斯特偏离社会常态和规范的惩罚，他对这位患者的道德性评判反映了当代城市对待边缘性人群的看法。

另外，出于医生的特殊身份，贝罗安崇尚科学，支持基因决定论，即基因是遗传信息的载体，而先天的遗传条件对人体构造具有不可抗性，后天可供改善人体的空间并不多。贝罗安认为基因决定了个性，“这一切早在出生之前就已经是板上钉钉了”^[6]28。在这种科学观点指导下，他将自己和患病的巴克斯特划分成对立的双方，无形中给巴克斯特暗示舞蹈症只能改善而无法治愈，从而给对方带来折磨、痛苦和羞辱。尽管舞蹈症不会使患者比其他人更为暴力，贝罗安还是将这名患者当作恐怖分子。在与巴克斯特的对峙中，这种观点影响了贝罗安对待亨廷顿症以及患者的态度。在第一次对峙中，贝罗安觉得巴克斯特既然患上了这种基因遗传性疾病，对方的“未来已经不可更改，而且不难预测”^[6]113，那么太多对病人的同情并无必要，他利用了自身的医学权威震慑对方，然后创造了逃跑的机会，这才激怒了巴克斯特，使之诉诸于暴力。在第二次对峙中，贝罗安更是直接将巴克斯特的喜怒无常和暴力行为归结为“智力退化的本质特征”^[6]269。可见，巴克斯特受到了贝罗安的基因歧视（gene discri-mination） ²。

神经心理学家南茜·韦克斯勒（Nancy Wexler） ³由于家族基因遗传，和家人一样成为亨廷顿症的患者，他们因此在社会中深受歧视。她做了大量关于亨廷顿症的研究，指出这个疾病尽管有着令其他人感到害怕的手舞足蹈症状，但患者并不会因此而比健康人群更为暴力和危险。她觉得在《星期六》中“令人感到伤心的是，麦克尤恩强化了患亨廷顿症的家族所遭受的污名和偏见，这让他们遮掩起他们的基因信息和命运”^[15]。不仅仅是亨廷顿病受到了贝罗安的污名化，由于城市的夜晚不太安全，医院的门卫有时候“把患有败血症或是低血糖的人的症状当作醉酒的象征”^[6]290，拒绝这些患者的进入。这些疾病被强行安上危及城市文明和社会稳定的负面意义，反映了城市对“他者”的偏见和恐惧。

在9·11事件后的第四天，麦克尤恩在《卫报》中强调了共情对于实现人类和谐的重要性：“如果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呢？这便是共情的本质，以对方的思维想问题……站在别人而不是自己的角度是人性的核心。这也是同情的精髓，是道德的开端。”^[16]他呼吁每个人都应设身处地，无论是恐怖分子和西方国家都应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从而阻止悲剧的发生。共情的定义与同情截然不同，共情是感同身受，“是一种替代性的、自发的情感分享，它可以通过目睹他人的情绪状态、听到他人的状况、甚至通过阅读来激发”^[17]，即“我能感觉到你的感觉”和“我能感受到你的痛苦”，而同情则是“我为你的痛苦感到遗憾”^[17]。

麦克尤恩在小说中也提出了共情是实现城市救赎的可能途径。许多学者将贝罗安与巴克特斯间共情失败的原因，归结于贝罗安“无法摆脱他的优越视角”^[18]40。例如，蒂姆·戈德尔（Tim Gauthier）指出，贝罗安认为巴克斯特的暴力和喜怒无常源于因患病而导致的智力退化，而没有对自己进行反省，“贝罗安在这些为数不多的时刻试图站在巴克斯特的视角去理解对方，但他所表现出来的微不足道的共情是肤浅的，而且大多时候是为了自我保护罢了”^[19]。贝罗安冰冷和轻蔑的态度阻止了他和巴克斯特间平等对话的可能，也无法使得二者间产生共情。贝罗安的职业身份要求他不能滥用自身的情感，需要客观地诊断和处理病情，病人相比于他自身而言更像是一个可作于医学案例的他者。他认为同情不能解决问题，只有科学和权威可以。他相信：“人类成功主宰世界的秘诀是，要学会有选择地发善心。即使你知道有众多生命需要你去同情，但只有摆在你眼前的才真正困扰到你。”^[6]150可见，贝罗安在日常尚且不能为患者的痛苦感到同情，更难以与他者产生共情。

在与巴克斯特第一次对峙时，为了离间对方与两名同伙，他不惜当面撕开了后者的伤疤，“你父亲有过这个病，现在你也染上了”^[6]114。贝罗安更是无耻地利用医学权威去威胁对方，从而扭转自己处于劣势的局势，并让对方成功让同伙走开，脆弱地接受自己医学的审判。即便知道对方受病情所困扰，“但贝罗安知道自己已经不会再为患者的境遇而感到同情。多年的临床经验早就让他麻木了”^[6]119 。贝罗安以高高在上的态度，轻蔑地指出巴克斯特的基因是他患病的诱因，并且无法改变，带给对方无能为力的命运悲剧感。这正如桑塔格指出，如果医生对患者贴上负面的标签，这不仅会加重对方的痛苦，还“可能强化了疾病的神秘性和医学的权威性”^[7]8。

贝罗安对巴克斯特缺乏同情与理解，侮辱了对方的自尊，这导致对方和同伙奈杰尔实施入室绑架，他们还命令黛西将全部衣服脱掉，欲对其实行侮辱行为。黛西赤身裸体时，微鼓的腹部暗示了她已经怀孕，尽管奈杰尔催促巴克斯特赶紧动手，但后者显得慌张无措。他转而命令黛西读诗，后者朗诵了《多佛海岸》，让“巴克斯特从一个蛮横的恐怖主义分子瞬间转变成一个惊喜的崇拜者”^[6]268，一向对文学无感的贝罗安也感受到了些许文学的抚慰。马修·阿诺德于1848年创作《多佛海岸》，当时的维多利亚时代物质繁荣，然而在阿诺德看来，物质至上的文化和科技的发展让人们过度地崇尚理性主义。因此，阿诺德在诗中感慨人们的信仰、道德水平、对自然与生命的尊重在步步退却。麦克尤恩在文中引用这首诗便别有深意，以此来反讽科技与崇尚理性的文化无论在哪个年代都具有局限性。而贝罗安就是这样一位过度崇尚科技的人，他将科学和理性视若神明，对文学和感性却不屑一顾。因此，“巴克斯特体会到了贝罗安从来不曾体会过的，而且有可能永远也无法体会的诗歌的境界，无论黛西如何努力地教化她的父亲”^[6]333。麦克尤恩认为9·11事件中的恐怖分子“失去了人性中的共情，想象力缺失便是他们的罪行之一”^[16]。而文学艺术促进想象力的产生，想象力的匮乏便是贝罗安共情失败的原因之一，使得他难以对他者产生利他主义的关怀。

但贝罗安还是再次利用了医学权威诱骗了巴克斯特。贝罗安事业成功、社会地位高和拥有健康的家人，但他却“没有给予这个几乎已经被残疾基因夺去了一切的可怜的人的一点点帮助，后者即将一无所有”^[6]274。为了减少内疚和得到宽恕，他在巴克斯特从楼梯摔下去后，给昏迷的对方及时做了紧急救助。他还选择做巴克斯特的手术的主刀医生，并放弃起诉。这些举动只是处于优越地位的贝罗安实施医学权威的体现，是一种突出权力差异的同情，尚且不是共情。然而，当手术成功后，贝罗安开始为对方和自己感到遗憾。他认为这个患者能保持正常人的生活已然不多，他想到了自己也在日渐衰老，“可能是他变得软弱了——人到了一定年纪，剩下的岁月开始显得有限起来，你第一次领略到了那种死亡临近的恐慌，如今看到垂死之人都会让你有种感同身受的悲伤”^[6]332。相似的痛苦和脆弱性将两者联系起来，贝罗安通过设身处地终于产生了对患者的医者伦理关怀和对“他者”的共情。

麦克尤恩煞费苦心塑造了贝罗安这样一位没有共情能力的人物，让人物随着情节发展逐渐认识到科技的局限性，从自我走向他者，并最后承担起对“他者”的责任与伦理关怀。此外，麦克尤恩还将崇尚科技的贝罗安与他热爱文学的女儿作对比，巧妙地设计了女儿朗诵诗歌安抚暴徒的情节。苏忱指出，是艺术感化了巴克斯特，阅读作为传播艺术的载体，其产生的共情消弭了危机^[20]。诚然，麦克尤恩在此肯定了文学欣赏中的情感共鸣。然而，从后文巴克斯特与贝罗安在楼梯的激烈冲突中，麦克尤恩暗示这种共情的持续性是短暂的，暴力与危机并不能因此而消失。对于麦克尤恩而言，科技与文学都具有局限性，只有共情即设身处地理解他人是治愈城市痼疾的可能途径。这种关爱他人的想法在麦克尤恩引用《多佛海岸》一诗中可以窥视，此诗的末尾呼吁人们真诚对待他人，因为表面上梦幻的世界“实际上却没有欢乐，没有爱和光明，没有肯定，没有和平，没有对痛苦的救助”^[21]184，正如贝罗安口中美丽的城市实际上仍存在对“他者”的否定与对求助的忽视。

城市一直以来是麦克尤恩关注的重心，他在“《星期六》通过将城市看作传统意义上带来光亮与知识的地方，从而改变了他早期作品中‘黑暗伦敦’的形象，但是这个后9·11的城市遇上了新的不确定因素和新的邪恶”^[7]111。而《星期六》中不少的疾病书写，暗喻了当代西方城市的痼疾，反映了西方资本主义城市光鲜亮丽后新的令人不安的一面，是麦克尤恩对城市中的个体、城市人际交往和社会文化等宏观和微观的思考。

首先，无论是欣快症还是阿尔茨海默病隐喻的已经不仅仅是个体的问题，而是反映了当代城市文化的缺陷：对于疾病的偏见，对于无法工作的焦虑，对于死亡的恐惧以及对适者生存的推崇。其次，疾病还成了城市对部分人群“他者化”的同谋：人们将病源归结到病人本身，对患者进行羞辱性的道德评判，导致这类人群受到边缘化和异化。贝罗安对舞蹈症不妥的看法，体现了城市对患病他者的歧视、偏见和恐惧。可见，贝罗安大为赞赏的城市文明并不像表面那样的开放包容，仍存在着非黑即白的对立思想，这正如《多佛海岸》所描绘的那梦幻的却没有光明和和平的世界一样。

麦克尤恩试图引发读者对共情的思考。他塑造的贝罗安因其职业习惯而难以与他人达成共情，他丧失了对巴克斯特的伦理关怀，并通过疾病隐喻给对方造成了心理负担。随着情节发展，贝罗安发现自己对“他者”的偏见，逐渐从自我为中心转为对“他者”的理解，并最终通过找到与“他者”的相通性，达成与“他者”的共情。“只有承认差异，尊重和发现他者的哲学价值，从自我走向他者，主动担负起对他者的伦理责任，才能达至真正意义上的正义与和平”^[22]。因此，麦克尤恩希望通过共情构建起不同市民之间沟通的桥梁，从而产生对话的可能，像《多佛海岸》中提到的：“愿我们彼此真诚。”^[21]184

麦克尤恩通过书写普遍性的精神症状和被污名化的疾病，表达了对当代城市人的精神困境和患者的关注和人文关怀。疾病本身只是单纯的病理问题，人们需要从疾病隐喻的迷局中抽离出来，反省自身，去除对患者的偏见，来重构和谐的健康城市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