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理论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一次重大创新。这一概念在理论上的原创性贡献在于，它明确对当代社会的生产力进行了质态上的凝练和概括，突破了关于生产力的既有认知和传统理解，是关于生产力发展特征和规律的重要“新见解”。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历史因素，是推动社会的生产关系和其他关系发生深层次变革的最具革命性的力量。新质生产力，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代表着当今时代先进生产力的前进方向，因而也是推动当今时代历史进步的最深层动力，自然也会引发当今社会的生产关系发生深层次的历史变革。

一.   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

新质生产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1]新质生产力一是在于“新”。它是着眼于新兴或未来产业，涉及领域新、技术含量高，旨在推动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形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提供新动能和新空间，因而是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与数字时代更具融合性、体现新内涵的生产力。二是在于“质”。新质生产力是在信息化、智能化条件下形成的、以创新为“第一驱动”的先进生产力，它对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都有着更高的要求，对社会的生产关系和其他关系带来适应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的深层次变革。

我们知道，在经济学的语境中，生产力通常是与财富的生产关联在一起的。对此，李斯特（Friedrich List）指出，“生产力是树之本，可以由此产生财富的果实，因为结果子的树比果实本身的价值更大”，“一个国家的整个社会状态，主要决定于工作种类与工作划分以及国家生产力协作的原则”^[2]140。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李斯特是对生产力理论做出明确而系统的理论分析的第一人，他明确区分了财富本身和财富的生产力。只是在李斯特那里，生产力是作为一个总体性范畴，被视为财富之生产性的根源，被视为财富、资本和经济增长的内在的动力源泉。在李斯特之后，西方经济学历经古典和新古典革命，探寻经济增长的最深层的源泉，遂有了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这一概念。所谓全要素生产率，是指经济增长率中剔除诸要素（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贡献率之后所得到的剩余或残差，即索洛残差（Solow Resi-dual），它通常是指由知识积累、制度变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而非单纯的要素投入引发的经济增长。所以，知识、制度、技术或产业的积累、变迁、进步和升级（一言以蔽之，创新！）通常被视为经济或财富的增长或增殖的终极性的源泉。在这里，李斯特的那种宽泛的总体性的生产力范畴被具体化为全要素生产率这种实证的操作性范畴。

对于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理论界也多将其视为一个经济学范畴，以全要素生产率，或者更宽泛地说，是以财富的生产力这一视角进行分析和把握。新质生产力乃是“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1]催生出来的先进生产力，它以创新起主导作用，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用以支撑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与财富的生产和增殖，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与新质生产力的“高科技”“高质量”“高效能”等先进生产力质态特征相契合。

新质生产力，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不仅具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而且具有唯物史观的内涵。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3]687，“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4]160；同时，“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3]2，“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5]724。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社会的生产“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5]532，前者可以被视为生产力，视为人对自然力的占有，后者可以被视为生产关系，视为人们在生产中结成的社会关系，两者共同构成社会的生产方式，其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6]590-591。

所以，新质生产力的“创新”和“质优”等特征不仅是针对生产力自身而言，即其所带来的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1]的跃升，而且也是针对其所要变革的社会的生产关系和其他关系而言，即“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1]。

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概念的一次重大升级，它蕴含了当今时代社会生产力发生的根本而全新的变化。正如马克思在看到工业革命时代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时指出：“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7]424，“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405。新质生产力一方面是新科技革命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又是未来社会发展的根据。当今时代的科技革命既是近代以来科技革命的历史延续，又是一次具有颠覆性意义的科技革命。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标志的当代科技革命不仅可以从根本上解放人的体力，而且可以解放人的智力，必然会带来人的劳动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的革命性变革，带来社会的生产关系和其他关系的深层次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新质生产力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地位，应当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点研究对象，并据此构建新的理论体系。在这里，我们应当深入研究和科学评估新质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带来的深层次的社会变革，使之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不仅用以指导新时代中国的高质量发展，而且用以指导我们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前进方向，适应社会生产关系的最新变革，引领新的伟大社会革命。

二.   按照数字化智能化要求重塑社会的产业结构

新质生产力是社会化大生产的技术赋能形式，是“生产的科学化”趋势的最新形态，推动技术和生产的颠覆性创新和创造性升级，继而形成更加紧密的社会性分工和协作、更大范围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化集中、更高水平的规模化生产的组织，从而在数字化、智能化、生态化的基础上重新塑造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配置社会的就业方式。

第一，新质生产力的产生将会对当前社会产业结构形成颠覆性冲击。以数字智能革命为标志的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对当前社会的巨大冲击之一，便是社会的产业、职业或行业结构经历彻底的颠覆、调整、改造和转型，导致越来越多的工作或职业为自动化和智能化的生产所取代，由此会从根本上改变产业、经济和社会结构。

在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看来，那种能够引起产业门类、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的根本性变革的技术被称为“通用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GPTs） ¹。以数字智能革命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已经被公认为当前正在经历的新一轮“通用技术”或GPTs，它会以远超当前人类想象的速度和力量替代多种类型的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极大地提升社会在各方面的生产能力。人工智能和人类相比，在自动化作业、合成智能、执行程序等诸多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人工智能可以不断地取代人类现有的工作，它不仅可以取代体力劳动，不仅可以取代技术含量低、机械性强和重复性高的低端工作，而且还可以在金融投资、医疗诊断、企业经营、舆论宣传、战略咨询等方面进行高水平的分析预测和决策参考，取代那些低效率的人类工作。

事实证明，自动化和智能化生产对传统行业和职业的冲击是巨大的。“机器换人”现象对普通工人的大面积排挤，全自动智能化的“无人车间”“无人商店”“无人工厂”也在逐步普及。有研究指出，面对社会生产的数字化智能化的升级换代，社会就业结构的“极化”现象将更加显著，即中间技能人员将被更大量地替代，对高技能人员及低技能人员的需求均有所增加^[8]。

第二，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将会对未来社会产业结构进行革命性重塑。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标志的新的产业革命，被一些理论家和观察家誉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或“第二次机器革命”。当然作为当前正在经历的新一轮“通用技术”革命，新质生产力也有着历史上历次技术或产业革命的共通特征。历史表明，每一轮通用的技术创新或产业革命，既会带来技术性失业，即由技术的置换和更新而导致一些传统行业或职业的消失，又会带来技术性就业，即由技术的创新或革命而导致的新兴行业或职业的产生。

有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指出，对于数字智能革命引发的结构性的技术失业无须过多恐惧，作为“通用技术”革命，它同时会带来结构性的技术性就业。这种对智能革命所导致的大规模技术性失业的恐惧其实是 “卢德谬误（Luddite Fallacy）” ²在智能时代的特有表现。所以，技术创新或产业革命所带来的更多是既定的产业、行业或职业生态的技术性调整或结构性置换，它与社会的就业率或失业率并不存在明显的线性关联。不仅如此，技术创新和产业革命还可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带来市场容量的扩展和升级，从而推动社会消费力的提升，最终会带来与之相适应的产业、行业或职业结构的调整、转换、扩展和升级。

如果说传统生产力的“工业革命”是对“人的物理能力的放大”^[9]2，那么，新质生产力的“智能革命”则是对“人的认知能力的放大”。只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最终会导致机器和技术取代那些程式化、低技能、强结构和弱社交的岗位，遗留给人类的将会是那些创造性、高技能、弱结构和强社交的工作^[10]181-184。

第三，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马克思意义上的“总体工人”的最新体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随着生产的社会化和劳动的协作性的提高，工人在社会生产的角色也从“局部工人”走向“总体工人”。“产品从个体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社会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即结合劳动人员的共同产品”，每个工人只是“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职能就够了”^[7]556。

新质生产力是“总体工人”的最新体现，它使得劳动的社会结合的层次和内涵得到极大提升。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人工智能的创新，新产业将取代旧产业满足人类的个性化需求，数字化和智能化将导致整个社会的升级和变迁。新质生产力所推动的数字化智能化的生产并不是取消专业和分工，而是推动专业和社会分工在这一时代的发展、深化和转型。社会将会围绕自动化智能化的生产体系的生产和再生产，形成新型的专业化、分工和劳动协作关系，它要求岗位的复合性、灵活性、创新性和在新的专业和分工基础上的协同性，要求智能操作和人类劳动之间的无缝对接，要求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新型结合，从而构成数字智能时代“总体工人”的中坚力量。

数字智能时代的产品和服务来自生产、生活和消费信息的数据化，同时，信息数据的处理又反馈给智能生产体系，从而提供更加符合社会和人文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在这种信息数据的反馈和循环中，不可或缺的是人类的社会化、生活化或交往化的劳动、工作和生活，这必然会孕育以社会交往、团队协作、联动创新为核心特征的新的岗位结构或工作体系。

三.   生产的社会化和公共性程度显著提高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蕴含的“自我否定”的力量，即生产的社会化，并且预言生产力的发展必然会推高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会催生新的社会关系或交往方式。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将极大提高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甚至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即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将导致“要是不把这些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一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就不能把它们变成强大的生产力……同生产资料一样，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而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的产品”^[11]656。生产资料、生产的组织形式和劳动产品这三个方面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的社会化的基本观点，也是分析新质生产力推动生产的社会化发展的基本视角。

一是生产要素或资料的社会化。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技术（知识或科学在生产领域的普遍应用）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这也是全要素生产率概念出现的深层原因。随着全要素生产率的出现，技术也继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经典的三要素之后，成为财富的生产和增殖、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的“第四要素”。

技术是知识的子集，是某些具有应用的可能性和价值的知识部分。按照美国技术经济学创始人布莱恩·阿瑟（W.Brian Arthur）的说法，技术是知识中“得以运用的装置和工程实践的集合”^[12]26。既然作为知识的子集，技术当然具有知识所特有的公共性或社会化特征。技术在转化为生产性的要素以推动产业的变革、更新和升级时，自然也会形成与技术创新相匹配的利益分配或产权安排。然而由于技术的产业化进程具有很强的公共品特征，在产业化前期尤其需要社会化的安排以满足公共性的投资，当它转化成产业之后，很多技术已经跨越成本曲线，成为市场化投资的领域。

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出现，体现新技术特征的诸如数据在继技术之后，成为财富生产和经济增长的“第五要素”。数据作为生产要素，与技术一样，其投入呈现边际收益递增趋势，这与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正好相反。不仅如此，相对于技术而言，数据这一生产要素其非排他性的公共品属性更强。因而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数据、技术和知识等具有公共品特征的生产要素将越来越占据主导作用，因而这也将极大地推动生产资料的社会化的占有和使用。

二是生产的组织形式的社会化。马克思指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结合劳动的共同生产条件将“不再表现为直接劳动者的财产，而是相反地转化为社会的生产能力……劳动本身由于协作、分工以及劳动和自然科学的结合而组织成为社会的劳动”^[13]296，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统一于生产的社会化过程，并且决定了社会经济的运行形态。

生产的社会化，就其实质而言，乃是一种基于分工合作的生产组织方式。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生产的社会化更凸显其分工的合作维度及其发展趋势，是社会总的生产组织形态由“分”而“合”的历史趋势。

随着以数字化和智能化为标识的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围绕生产而展开的组织结构愈来愈凸显社会化的“合作侧”，以超越资本化的市场和经济安排的“竞争侧”。在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时代，物质化的生产日益为智能技术所取代，数字化的生产愈来愈成为生产劳动的主导形式。数字化时代，生产本身就意味着消费，“产消者（prosumer）”概念 ³的出现标志着网络信息乃至数字智能时代生产的基本特征，即生产与消费的清晰边界被打破，生产的社会化程度随着商品生产链价值链的拓展而越来越深。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经济的平台化，使得经济的组织具有诸如双边市场、规模经济和类公共品属性等特征。平台化经济（Platform Economics）的出现本身就是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的产物，是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经济组织形式。它既是对传统经济组织的升级，又是对传统经济形态的革命，平台经济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征，呼唤着社会生产的更高的合作化的组织和制度安排。

三是社会产品或服务的社会化。马克思指出，知识、科学和技术，作为社会生产力，当在它减少必要劳动、增加剩余劳动时，才能被资本采纳。通常而言，知识积累、技术创新和产业革命，都会带来生产的迅猛发展和财富的急剧扩张，但只有在它们推动劳动的内涵和外延的更新或扩展时，即表现为新增的生产领域中新增的劳动形式时，才能成为价值的源泉。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单位资本所占有的劳动趋于下降，如果用跨期计算的历史成本来衡量，便呈现资本利润率下降规律^{[14] 96-124}。这一规律被马克思称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规律，是理解最困难的关系的最本质的规律”，是整个政治经济学的“智商鉴定器（pons asini）”^[15]267。但如果我们用即期计算的现期成本来衡量的话，则呈现为经济增长的卡尔多典型化事实（Kaldor typical facts） ⁴。但总的来说，单个商品的价值，以及表现为价格形式的成本和收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呈现下降趋势。无独有偶，美国未来学家里夫金（Remy Rifkin）指出，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率的提高会导致生产的边际成本递减，当某一领域生产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时，就意味着该领域产品的价格、成本和利润趋近于零，这就会导致资本由于无利可图而丧失根本动力，逐渐退出此类生产领域^{[16]66-72,5-15}。

所以，新质生产力作为知识、技术和数据等要素大规模普遍化应用的生产力质态，尤其在越来越多的领域用机器、技术和智能替代劳动，导致越来越多生产领域的边际成本足够低，越来越多的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成本和收益足够低，从而导致这些领域让位于更高的社会化或公共性生产。

四.   呼唤蕴含劳动解放的新型生产关系的到来

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新质生产力和传统生产力之间，严格来说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区别，生产力之为生产力，就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言，其具体所指就是知识的积累、技术的创新和产业的转型升级。可以说，至少自工业革命以降，生产力扮演的就是这一角色，只是在李斯特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生产力是一个宽泛的总体性范畴，被视为财富之生产性的源泉或根源；在当代西方经济学那里，生产力被确证为知识、技术或制度等全要素生产率所涵盖的内容，并且继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传统要素之后，被视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真正的生产性要素。

但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新质生产力和传统生产力却有着实质性的区别，这就是“一般智力”直接转化为“社会的生产能力”，致使“一般智力”的使用不再是以直接的“必要劳动”的形式介入社会生产，而是以间接的“自由劳动”的形式介入那种已经转化为社会生产能力的“一般智力”的自我生产和再生产。在这里，新质生产力蕴含着对社会的生产关系和其他关系带来的革命性变革，它内在地呼唤着新型生产关系的到来，呼唤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劳动解放的到场。

第一，社会的一般智力或知识转化为直接的社会生产力。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语境中，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更为关键的，通过技术或机器（以社会固定资本的形式）替代劳动，以实现财富的积累、增殖和扩张。从这个意义上说，直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知识、科学和技术（即马克思意义上的“一般智力”）替代劳动的历史进程将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

马克思指出，“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17]198。所以，科学、技术和机器在社会生产领域在多大程度上直接替代人类劳动，从根本上取决于一般知识或智力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社会的直接的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的出现，尤其是数字化智能化技术的普遍应用，使得社会的一般智力或知识转化为社会的直接的生产力的过程达到了普遍性的高度，因而科学、技术和机器替代人类的生产劳动的过程也达到了普遍性的高度。在这里，自动化智能化的技术和机器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17]198；在这里，社会生产力“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15]220。

新质生产力所推动的社会的“一般智力或知识”的发展，及其转化为社会的直接的生产力的程度，既彰显了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也预示了生产关系的深层变革的可能性。

第二，技术替代劳动的过程致使必要劳动让位于自由劳动。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生产力对于资本的意义在于，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资本可以最大限度地否定劳动，通过劳动的生产力物化为资本的生产力，可以最大限度地替代劳动。技术替代劳动的隐忧在数字化智能化时代被迅速放大，甚至观点认为，随着人类进入人工智能时代，社会生产领域自动化和智能化将会普遍替代人类劳动，致使人类在绝大多数领域失去岗位或工作，“人们并非失业，而是无法就业”，形成“没有任何经济、政治和艺术价值，对社会的繁荣、力量和荣耀也没有任何贡献”的“无用阶级（useless class）”^[18]295。

对数字智能技术的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但在马克思看来，技术、机器或智能在生产领域替代人类劳动的过程同时也是劳动从资本或价值法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实现由必要劳动向自由劳动转换的过程。对此，马克思指出，“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因为它极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17]197。这样，“资本就违背了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得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短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17]199，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及其数字智能技术的大规模普遍化应用，预示着这样一种历史前景，即技术替代劳动的最终结果就是致使它所需要的必要劳动（包括与此相关的剩余劳动）缩短到最低限度，从而为自由劳动腾出社会发展的时间和空间。

第三，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呼唤着社会的新型生产关系的出现。新质生产力，作为马克思主义生产力概念的一次重大升级，它标志着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社会的一般智力或知识普遍性地转化为社会的直接的生产力这一时代已经悄然来临，致使技术、机器或智能在社会生产领域全面取代劳动已经成为可以想象或预期的历史远景。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推动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代，一方面是数字智能技术的普遍使用，是生产性的劳动被智能技术普遍取代；另一方面是资本、财富和价值法则对此类技术的支配和安排，并且将其纳入既定的经济社会结构之中。资本一方面普遍唤起知识、科学和技术的巨大力量，“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用劳动时间去衡量这样创造出来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并把这些力量限制在已经极大缩短的劳动时间的限度之内^[17]197。这一方面是对技术和职能革命大规模替代劳动引起普遍性失业而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卢德式”焦虑，甚至是智能机器替代人类本身的“末世论”焦虑；另一方面却正如马克思所指出，这恰恰有利于“解放了的劳动，也是使劳动获得解放的条件”^[17]192。因为不论是智能化的还是自动化的技术或机器体系，作为转化为社会的直接的生产力的一般智力或知识，恰恰需要更高的创造性劳动的介入，以实现其社会化的生产和再生产。这种更高的社会化生产将推动社会的生产关系和其他关系的深层次的革命性变革，在这一历史性的变革之中，“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不再是……财富的（价值——引者加）尺度”，“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17]196-197。这时“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的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17]196。

五.   结语

“新质生产力”这一概念，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当代中国的最新创造，它代表了“第四次工业革命”或“第二次机器革命”时代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范畴，新质生产力不仅具有政治经济学内涵，而且具有唯物史观的内涵。作为政治经济学范畴，新质生产力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地方在于，它是以创新为“第一驱动”，以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为基本特征，以全要素生产率扮演主体角色或发挥主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作为唯物史观的范畴，即随着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社会的生产关系和其他关系必然会发生深层次的革命性变革，从而导致更高意义的社会化生产，乃至呼唤那种蕴含着劳动和人的解放的新型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到来。